丁　伟　蔡　蓓

19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中国沿海的进一步开放,晚清社会对于西学人才,尤其是英语人才的需求不可遏止地增长起来,英语作为一种重要的交流工具,其商业价值日益凸显,这一情形在当时的上海尤为显著。当时,仅仅依靠上海广方言馆和少量的教会学校所培养的英语人才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且这些正规学校的入学门槛高,修习年限长,课程设置过于固定,英语技能训练不突出,无法满足一般民众英语学习的需求。在此历史背景下,英语培训班就应运而生了。据对刊登在《上海新报》(1862年12月～1871年3月)和《申报》(1872年7月～1911年12月)上招生启事的初步统计,在上海开办的英语培训班共有200所左右,其中办学规模大、时间长、影响力强、效果显著的当属英华书馆和上海同文馆开办的培训班。

1893年4月,传教士布茂林(Charles Budd)创建了上海同文馆英语培训班,并长期担任主教习,教授英文西学。目前,对上海同文馆职业英语教育加以探讨的相关专著和论文几乎没有。笔者主要利用刊登在《申报》上的相关广告信息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同文馆英语师资状况

1887年4月,布茂林在台北西学堂教授英文、史地、测绘、算术、理化、制造等科目。1891年,被聘为广东同文馆英文教习,除教书以外,布茂林还曾受张之洞聘请参与编撰《洋务辑要》一书,这是一套西学书籍汇编,共74册,分为疆域、官制、学校、工作、商务、赋税、国用、军事、刑律、邦交、教派、礼俗12门。到1893年,布茂林从事英语西学教学和翻译工作已经长达10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翻译技巧。当时,同文馆英语培训班除布茂林以外,还有英文副教习两名,中文教习一名。

同文馆职业英语教育详情

(一)教育体制

同文馆于1893年4月24日在《申报》上刊登了介绍办学情况的招生广告,称:“今专营于洋务者,必先精于西学,而西学中尤以英文为官商有用。本教师布茂林自来中国,叠承中国诸大宾延主教习官署有年,兹拟创设上海同文馆,凡一切英文、算学即诸式课艺,无不尽心循诱。或商务中人,专需语言文字,亦可随意讲求。本教师乐于教导,不责重修,法美意良,但期言效……有志就业者请临面议或函至江西路四十二号门牌可也”。可见,同文馆的办学宗旨十分明确,就是为晚清官商界培养精通英文和西学的洋务人才。又据刊登在1893年4月13日《申报》上的同文馆第一则招生广告:“教授英文西学,凡绅商子弟欲就业者,请至江西路第四十二号洋房内面订可也”。显然,同文馆从事的是一种职业英语教育。

著名学者、出版家王云五先生曾是同文馆的学员,他在《岫庐八十自述》中谈到,布茂林根据学生入学时的英语水平把学员编入五个不同层次的班级,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之后,他由二级升入一级。又根据前述“或商务中人,专需语言文字,亦可随意讲求”的说法,很显然,同文馆不符合普通学校的体制,这种“短、平、快”的授课方式应该属于如今英语培训班的范畴。

(二)紧随社会市场需求,不断调整课程设置,探索英语人才培养模式

同文馆英语培训班的课程设置能够紧随社会的需求而及时变动。起初,布茂林认为本馆应以“强调翻译公文为重,并使得上海同文馆成为沪上各西学书馆首屈一指”。①“公文”包括中外工商政界往来的文件、信札及合同等等。毫无疑问,从事翻译这些不同行业“公文”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业岗位群。可见,同文馆英语培训班以“翻译公文”为中心的课程设置符合人才市场的需求,彰显了针对性和职业性。

但是,布茂林很快就发现这并不能完全满足当地中国人求职时的实际需求。晚清社会,在官方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商界谋生,不能讲一口流利的官话对从事翻译工作是极为不利的,而其他正规学校普遍不重视教授官话。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具备一定的中文知识,会直接影响到中西互译的质量。于是,布茂林开始聘请中国教习教授中文官话、四书五经、诗文论赋,实行中西兼授的教育模式。1893～1894年间,上海同文馆多次在《申报》上刊登招聘中国教习的广告,后来还特意于1900年1月27日在《申报》上对此问题再次做出解释:“本馆因见各口岸中外衙署、铁路矿务各局及洋行律师所用翻译通事,虽通英话,反昧官音,故于本年起礼延精熟官音之华教习一位,英文早九点钟至下午四点钟,官音下午四点钟至五点钟”。由此可知,虽然同文馆实行的是中西兼顾的教育模式,但仍然坚持以西学为重的格局。

1902年,晚清政府实行新政,改革传统的科举制度,开始重视对英语西学知识的考核,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为了与改革后的科举制度接轨,扩大学员的就业途径,同文馆对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方今科举变通,西学盛行,维新圣旨业已见诸明文。自今而后,中朝士子欲为廷献者无不由此而进矣。本教习有鉴于此,是以悉心传授各种西学,使学成之后,皆可赴乡闱各试”。②科举制度是晚清选拔政府官员的一种最为重要的途径,改革后的科举制度更加接近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职业考试制度。科举考试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后,隶属于晚清政府的各种公共管理机构的招聘制度亦随之发生变动,考试内容亦随之而变。显然,同文馆英语培训班试图沟通职业教育与社会上一些重要的职业招聘考试的关系,这种办学模式满足了不同学员的学习需求,拓宽了学员的就业去向,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

20世纪初期,同文馆根据时势政策的变化及社会上热门职业招聘考试的需求,不断调整课程设置,由起初偏重“翻译公文”,到后来扩大到文法、算学、历史、地理诸学,再到后来扩展到普通科学、经济学、论理诸学(即逻辑学),所开设的西学课程都使用英语讲授。同文馆开设的课程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众多领域,其课程设置体现了两种英语人才培养模式,即“社会科学(知识)+翻译公文(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和“自然科学(知识)+翻译公文(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这两种英语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凸显了职业英语教育的实用性、技能性和职业性。具备这样宽广的知识结构的外语翻译人才无疑能够很快适应不同行业的职业岗位群的需要,能够在晚清涉外活动中占据更加主动的地位。

(三)创建翻译公所,促进“翻译公文”的教学

为加强“翻译公文”这一课程的教学,布茂林特意在同文馆内专门设置了翻译公所,接办从官商文件、信札、合同等公文到机器制造、交往礼仪、水路兵法、万国公法等各类西学书籍翻译的业务。布茂林在《申报》的广告上详细介绍了隶属于上海同文馆的翻译公所:“余自创设同文馆后,即在其中增一翻译公所,以备官商文件、信札、合同翻译之用。自上海以致各省官商士庶,如欲知外国金银矿开石提金、机器织布诸机器价值若干、马力若干、若何位置、若何运用等事,本馆无不熟悉,译出务令个人一目了然。倘各省大宪欲将西国谋求治国情形,以及体例、制度、礼仪、水陆兵法、万国公法等书翻看者,本馆定如期速办。馆中现有中西翻译名手四人,足敷所用,且余曾在诸大宪衙门充当翻译,翻书甚多,故无论中西各件,均可照办无误”。③

这一创举对促进晚清职业英语教育的发展是极富有远见的,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翻译公所的翻译师皆为英语培训班的教习,他们都是知识结构完善、翻译技能突出的能手。不久,由布茂林主管的翻译公所便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认可,赢得了良好的社会信誉,因而也为同文馆吸引了大批绅商子弟前来参加英语培训。据王云五先生的回忆,布茂林经常让一些优秀的学员参与翻译公所的翻译工作,在他的指导下,很多学员的翻译实践能力得到了提高。

布茂林创建的附属于同文馆的翻译公所类似于今天的翻译公司,利用这个平台,可以确保所开设的翻译课程紧随社会职业岗位群的需要,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不会与社会脱节。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将最新的各种原始的公文资料展示给学员,进行实物教学,可以更加清楚地向学员讲解各种公文的书写格式、语言特点和翻译技巧,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更为重要的是,翻译公所还为学员提供了便利的实习基地,非常有利于学员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其翻译公文的技能,而且翻译公所的成功运转也有助于推动培训班英语师资专业化、技术化的发展。

(四)加强职业英语教育管理制度的建设

在职业英语教育管理制度的建设方面,上海同文馆有两个重要创新。其一,为了加强学校与家庭之间的沟通,同文馆采取了以下措施:16岁以下报名者要有家长陪同并开具保单;自1898年开始,向每个学员家长发送中英两种文字书写的成绩单,“其单上书华英两文,详载学生勤惰优劣,使其父兄或知。并且该生如有隐匿课单,请该父兄至馆补单可也”。④其二,布茂林将英国的教生制度引入同文馆。王云五先生就曾担任过教生,帮助布茂林管理学生,并教授低年级的一些课程,不仅可免交学费,而且每月还可以领取津贴24元,并且还拥有可以随时向布茂林请教英语写作等知识的特权。

实行教生制度,从另外的途径为一些优秀学员提供了巩固英语知识、提高英语技能的机会,同时很好地锻炼了学员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能力,有助于培养学员的团队合作精神。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教生制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勤工俭学制度,既可解除家境清贫、成绩优秀的学员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又可锻炼其运用专业英语的能力。以上两种教育管理制度的实施,调动了学员的学习积极性,保证了教学的顺利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职业英语教育的效率和质量。

同文馆的办学效果、启示及意义

同文馆职业英语教育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如1904年刊登在《申报》上的广告称:“本馆自开设以来成才者颇不乏人,计由海关、邮政、电报诸局业考取者约百余人,然则如洋行司事、买办及翻译与写字之职亦为数不少”。⑤众多学员顺利通过晚清公共管理机构的招聘考试,印证了同文馆努力沟通职业教育与职业招聘考试的关系已初见成效。同文馆学员的就业去向相当广泛,这充分说明其课程设置是符合晚清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客观需要的。

在众多曾受训于同文馆的学员中,有两位著名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尤其值得一提。一位是王云五先生,他14岁在上海一家五金店当学徒期间,入同文馆进修英语,凭借在同文馆打下的坚实的英语基础,1921年9月,王云五先生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22年开始执掌商务编译所,终成一代出版界大家。另一位是民国元老,著名的外交家、文化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颜惠庆先生,他在赴美留学之前,曾经在同文馆参加英语培训。颜惠庆出身于极有背景的华人牧师家庭,从小就接受了中英双语教育,在出国留学之前,仍然选择同文馆进修英文和西学,这充分证明了同文馆课程设置之完善及职业英语教育之成功。

同文馆职业英语教育对于如今的高职教育具有下列重要启示:其一,从事职业外语教育的师资一定要具备复合型的知识结构,也就是今天高职院校所强调的“双师型”教师,这是从事职业外语教育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其二,从事职业外语教育的高职院校应在一定程度上市场化、企业化,利用自身的外语资源优势,创建校办公司或企业,这样不仅可为学生提供上岗实习的基地,而且可以成为提高师资专业化水平的场所。其三,高职院校一定要将外语教育与社会上的一些与外语相关的重要职业招聘考试紧密地结合起来,加强课程设置的针对性,有的放矢,这样能够更好地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其四,目前中级翻译人才在我国仍然有很大的缺口,翻译人才的培养模式应像上海同文馆那样,既“专”又“博”。现在很多高职院校虽然都设置了商务英语、应用英语、旅游英语等专业,但其专业涉及面太广,课程设置缺乏针对性,往往费时耗力,教学效果不佳,培养的翻译人才很难适应工作岗位的需要。既“专”又“博”的翻译人才才能适应虽属不同行业、但同属某一特定职业岗位群的工作。

上海同文馆采取新颖、快速、灵活、面向大众需求的授课方式,为晚清的上海社会培养了大批知识结构广博、专门翻译技能突出的应用型外语人才,为上海早期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布茂林在上海同文馆从事的英语职业教育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史上极其珍贵的篇章,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对如今的高职院校外语专业的发展仍具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申报》,1893年6月18日

②《申报》,1902年2月4日

③《申报》,1893年9月9日

④《申报》,1898年2月2日

⑤《申报》,1904年1月3日

参考文献:

[1]刘铭传.刘铭传文集[M].黄山:黄山出版社,1997.

[2]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3]颜惠庆.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M].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作者简介:

丁伟(1976—),男,河南商丘人,硕士,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英语教育史、英语教育理论与实践。

蔡蓓(1982—),女,河南开封人,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助教。

(本栏责任编辑: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