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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叫曾家湾。我们曾家湾只有一家姓曾的,是最弱势的人,祖辈也没昌盛过,以曾家命名,感觉有些不合情理。以至于许多人都质疑曾家湾命名的由来。曾家湾的路是弯的,山是弯的,水是弯的,仰面朝天时,天空竟然也是弯的。所有的“弯”加起来,就构成了曾家湾。曾家湾的娃娃上学,每天都走着弯弯曲曲的小路,然后到一个叫何家堡的学校。何家堡是所民办学校,老师是民办老师,学生也是民办学生。我们每天越过一道山梁,再过一道山湾和小河,再爬上一个山包,就到学校了。学校就骑跨在山包上。一个有文化的老师深情款款地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把学校建在山包上吗?就是为了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老师说这话时,目光如炬地望着远方,充满了展望未来的伟大憧憬。

那时我们不懂得老师说的那种思想境界,我们在学校每天看到的是破房子、破教室和破烂的桌椅板凳,以及同学们身上补丁叠补丁的破衣服,我们每天只想着今天放学回去要完成给家里打柴和打猪草的艰巨任务,还有就是能不能吃饱的问题。我们没想过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山始终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远方是大山,大山的后面还是大山。这直接导致了我们少年时代的错误认识,认为世界是由大山构成的。直到我们长大之后,才慢慢知道了世界上有许多不是大山的地方。

我们家住在曾家湾的山坡上,是一个有着四户人家的大院子。院子的裆门有一条路,是通往学校的。我们那里的称呼,山的低部就叫裆门,这是相对住在山腰上的人家而言的。裆门位置相当于山的下身,是很形象的叫法。何德新住在何家院子,何德新每天早晨上学路过裆门时,便会朝着我们家大叫“春平,上学啦!”而早就准备好了书包的我,就会和另一个同学刘忠良一道,沿着下坡路飞速往下冲去。我们往下冲的姿态既不是跑,也不是跳,而是介于跑与跳之间的那种奇怪的飞跑动作。没有那种大幅度的双手摆动,脚步是腾空而起的往前蹿。这个动作只有山里的野孩子才有的,它充满了少年的嚣张与奔放,也像西方现代艺术一样充满了夸张与变形。我们跑下去,就在裆门那条一尺宽的小路上与何德新会师了。然后我们就会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地开进学校。在天气阴沉的日子里,我们会站在高高的山头上,同时掏出我们心爱的弹弓,对着黑压压的乌云射击,我们的目标是要把乌云射个窟窿,让挡住的太阳露出来。就是这么艰巨的任务,我们居然也成功过一次,弹弓射着射着乌云就散开了,太阳一露出来就冲我们挤眉弄眼,笑逐颜开。

刘忠良、何德新就是我少年时的玩伴和同学。我们大约从七岁半或者是八岁开始,每天往返于家里与学校之间。他俩都是本地人,我家是从外地迁移过来的外来户,父亲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母亲一人劳动,是生产队里最受欺负的对象。别人家都有自留山,我们家没有。同样的女劳力,别人每天挣八分,母亲只能挣七分。别看这一分之差,每次分粮时就可能多几斤包谷或红苕,年终分红时就可能多几块钱。我母亲每天都在进行面对被欺负的反抗工作,经常与村里的领导对骂,骂他们的不公平,骂他们对我们家的歧视,骂他们不能同工同酬。母亲继承了革命先驱的某些传统,她的反抗从一开始就具有了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民主意识。那时毛主席健在,毛主席是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可毛主席管不着生产队的事。小时候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领导,除了毛主席就是我们生产队长了。生产队长蓄着光头,他的长烟杆都比别人粗些,又光又亮的长烟袋敲击在火炉上总是发出呼呼的响声,听起来威风凛凛。他说给你几分工就给你几分工,绝对是一言九鼎的。母亲那时的谩骂都是冲着队长来的,又浪漫又有艺术性。比如,我们院子的母鸡们经常带着一群小鸡啄食,母鸡啄食的速度非常快,小鸡还没吃饱它就自己先饱了。母亲就会骂母鸡说,你就不像一个当领导的,你就只顾自己,你眼里没有这群小鸡,粮食都让你吃了,小鸡吃啥!有人问母亲,你在骂啥子?母亲瞪他一眼,没说指桑骂槐这样的俗话,也没说骂生产队长,而是很巧妙地说,我在扯鸡骂狗。

我们家没有自留山,家里烧柴是非常困难的。我每天在放学的路上,都要沿途在山上的丛林中捡干柴,树上干枯的枝条都让我们给拾光了。刘忠良和何德新家是有自留山的,柴禾多的是,他们看不起那些小木棍,但遇到大点的木棒他们就自己拿回家,看不上的枝条就给我,我不嫌弃。如果在他们俩心情好的时候,他们就会钻进林子里帮我拾柴,拾到一定数量了,就打捆。我们把柴禾的单位叫“捆”,我拾的柴够一“捆”了,就和他们一道扛回家去了。“捆”就是把若干柴禾捆扎起来,成为一个量词单位。大凡天气好的时候,我每天都会扛着一捆柴禾回家,补给家用的不足。看到我拾回家的柴禾,母亲总会眉开眼笑地夸奖我,对我的勤快表示高度赞赏。

上学的路上或放学的路上,我们都喜欢中途撒尿。可刘忠良不撒尿。我和何德新撒尿的时候,刘忠良就说可惜。刘忠良说:“我爹说了,尿是最好的肥料,尿在外面浪费了!”所以,刘忠良家里所有的人都有一个习惯,出门前都要把尿先尿在自家的茅厕里,在外面要尽量把尿夹回家去。有天何德新说让刘忠良上学时带个夜壶,专门装我们的尿,我们不要钱。刘忠良就笑。有时冬天,刘忠良在学校喝了水,尿夹不住,便把多余的部分尿出一些,剩下的就夹回家去。夹尿不是人人能做到的事,我和何德新都试过,我们发现,尿撒一半或是一小部分止住不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只有刘忠良才有这样的硬功夫。这个功夫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妈忧心忡忡地说,刘家那个娃儿夹尿,会把尿泡撑破的。长大后我知道了,尿泡就是装尿的器官,科学地称呼叫膀胱。

我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着,由一年级慢慢到了高年级。当母亲又在和村里人吵架的时候,盼望长大就成了我最大的理想。长大了就有力气了,我就可以给母亲帮忙了,帮她对付那些欺负我们的男人和女人们。可是,长大的过程真是太缓慢了,我的个子纹丝不动,悄无声息。梦想着一夜成人,可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发现自己的个子依然还是那么高。每天,我们按时到校,按时回家,吃饭后按时为家里干活。最轻松的日子是暑假,我们不用到校上课,每天我们都各做各的事。有时我们也会聚集到一起,干同样的活,比如扯猪草。我们每个人家里都养猪。刘忠良家的猪最多,猪的数量决定了财富的多寡。到了年底,谁家的猪多,谁家柴火炉上悬挂的腊肉就多。猪肉挂在柴火炉上,下面用柴烟熏烤。讲究的人家,都是先把鲜肉用花椒、食盐、生姜浸泡一下,然后挂在楼顶下方、离柴火炉上方五尺许的地方,先用柏树枝条熏烤,柏树香味浓,可以入味,熏出的肉就透着香气。把鲜肉熏干熏黑了,就成了腊肉。黑色的腊肉是乡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在大家都没钱都缺钱的日子里,腊肉几乎可以等同于货币,它是衡量年度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尺度。如果到了第二年秋天,哪家还有陈年腊肉,那就相当于有一笔巨额存款。所以那时我就明白,打猪草是为了养猪,养猪是为了吃肉,吃肉是为了生活的基本道理。腊肉主导着我们的生存哲学。

也许正因为是腊肉的激励,何德新、刘忠良和我,都有共同的爱好和兴趣:为家里扯猪草。外面都说是打猪草,我们的方言说扯。我觉得扯更科学。因为扯是动词,有挣、拉、拔的意思。暑假的日子,我们会背着一个挎篮,从各自的家中出发,然后在山沟的某一处会合。我们有意无意地遵循着一个程序:开始是集中精力劳动,装满猪草篮子之后,就下河洗澡了。山涧草木茂盛,一片绿色,三个白色的身子在绿色中显得鲜明而光亮。我们洗澡毕了,就光着屁股坐到巨大的石头上,放肆和无知地玩耍。

2

第一个出馊主意的是何德新。我们洗澡时,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秘密,他鸡鸡最大。我们在脱掉裤子时他就惊叫了一声,然后说不许谁撒尿。最瘦的刘忠良露出一身排骨,看了何德新的鸡鸡说:“你没我的长。”何德新抓起一个小木棍在刘忠良身上挠了挠,表现出一副高傲自大的神态。实际上,何德新这娃子最矮,最胖,也最黑,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的鸡鸡会比我们的长一些。何德新洋洋得意地笑了一下,然后说:“长有什么用?我们比试一下,看谁撒的尿最高!”“比就比!”何德新的倡议得到了我和刘忠良的响应。

要比鸡鸡了,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并列站在光滑的巨石上,手上抓着的小鸡鸡直指蓝天白云,天上是白色的太阳。何德新喊一二三,然后我们一齐用劲撒尿。尿液拉出的弧线在强烈的阳光下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翩然姿态,闪光夺目。谁也不甘落后,为了比别人尿得更高,我们的脸都挣得通红了。可尿往上升的高度始终在脖子一带。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鼓足了最后一把力气,身子直往后仰,何德新冲着我大喊:“你高了!再高点。”好!我终于尿到最高了。遗憾的是,我却尿了自己一脸,尿液在脸上流淌的感觉怪怪的,怪不可言。

尿得最高的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自豪。冠军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原因是:对面山上有一对眼睛发现了我们。我正在得意的时候,只听到一声大吼:“你们几个狗日的娃儿,不好好扯猪草,在石头上比鸡儿做啥?”

是刘忠良他爹。这个粗壮的声音我太熟悉了。熟悉得我一听到心里就暗暗发毛。他长着一副大扁脸,看上去很凶悍,他经常和我妈吵架,他能一脚踢死一头正在奔跑的小猪。他是去队里开会路过这里发现我们的。他双手叉腰站在对面的小路上,挥舞着一只大黑手,说:“你们几个狗日的,比好了没有?哪个大?”

我和刘忠良已经一跃跳进了河里,半截身子淹在水中。只有何德新不怕他。何德新依然故我地站在石头上,挺着他的小鸡儿说:“我们不是比鸡鸡,是比谁尿得最高!”

“哪个尿得最高?”刘忠良他爹问。

“他。”何德新指指我。

“还不干活,饿死你们!”刘忠良他爹说,“再比,我把你们鸡儿剁了!”

何德新不以为然地嘿嘿直笑。刘忠良他爹似乎也没有深究的意思,骂完我们就走了。他以他惯常的虎背熊腰的姿态走进了丛林的小路中,身影被若干枝条划成了若干移动的碎片。何德新对躲藏在水里的刘忠良说:“可以出来了,你爹走了!”

刘忠良从水里伸出身子,摸了摸缩得几乎看不见的小鸡鸡,忧心忡忡地说:“今天回家,我要挨打的。”

“为啥打你?”

“我爹不许我玩。”刘忠良的口气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恐惧。

为了保他不挨打,我和何德新各自把自己挎篮里的猪草给他分了一些,他的挎篮看上去就很饱满了。遗憾的是,刘忠良并没有逃脱挨打的厄运。我和他一起回家后,没多久我就听到了他凄厉的叫声。刘忠良的叫声是那种少年时代特有的叫声,尖锐而嘹亮,它足以在我们院子的上空中划出一道黑色闪电。每每听到这种叫声,我妈就会说,忠良这娃儿又挨打了。刘忠良那么瘦,我不知道他能经受多大的暴打。他爹喜欢用脚踢。这个可恶的男人脚板很大,很厚实,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攻击性,那双脚就是一双随身携带的凶器。脚上一年四季都穿着草鞋,脚上沾满了泥巴,脚趾甲比螺蛳壳还厚。他就用这双脚踢猪,踢鸡,踢人,踢东西。刘忠良就是他亲自踢大的。

这天的刘忠良足足被打了十分钟,这十分钟像黑夜一样漫长。我妈在我身边莫名其妙地着急起来,她一脸严肃地听着来自邻居男孩的哭声。只见她突然往刘忠良家的方向走过去了,很有一些仗义执言的意思,可一会儿又虎着脸回来了,好像没有什么收获,只是咬牙切齿地说:“不是人!”

刘忠良在家三天没出门。第四天何德新来我们院子,约我们出去扯猪草时,我把刘忠良挨打的消息告诉了何德新。何德新说去看看他,我说我不敢去,他爹在家。何德新说没事,他爹应该在地里薅草。何德新吊着鼻涕就和我去了,一边走一边把淌出来的鼻涕往快断筋的烂背心上蹭,他的衣服向来就是他鼻涕的抹布。这小子的鼻涕好像终年累月都很丰盛。

刘忠良的两个弟弟正在一个硕大的木盆里洗猪草,盆里是猪草和混浊的泥浆。显然他们是在以劳动的方式玩耍。他们才六七岁,晒得很黑,开裆裤里的小鸡鸡上都沾着草屑。干活是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后知道的最早的重要词汇之一,父母已经把他们的整个心性都训练成了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两个幼小的劳动人民见我们去了,视而不见地瞅了我们一眼,继续埋头用小手搓洗着盆里的猪草。走进刘家大门,只见刘忠良穿着他爹的破裤子,一条裤腿明显的短一截,正光着膀子在厨房里煮猪食,身上大块的紫色,像是把茄子皮贴在身上了。何德新说你爹打的?刘忠良嗯了一声,说把他关在猪圈里打的。何德新说,你爹下手真重。刘忠良说,屁股上还多。何德新把他裤腰拉开,露出屁股。刘忠良的屁股已经面目全非,颜色和形状都不是屁股了,顶多可以称为近似于屁股。屁股上的黑色小口子纵横交错,是竹条打的。还有局部隆起的地方,极不均匀。何德新说:“就因为我们比鸡鸡了?”

刘忠良说:“我爹说不劳动就没饭吃。我们家要成为全队最富裕的人,就要从小劳动,多收粮食。”

说到富裕,我们都无话可说了,这离我们太遥远了。我家和何德新家都穷,只有刘忠良家可以称得上富裕户。他家猪多,羊多,鸡多,这就是富裕的证明。刘忠良现在就在伺候坐月子的母猪。一头母猪正率领着一群小猪仔幸福无比地在猪栏里闲逛,那模样像幼儿园的老师带领孩子们春游一样。刘忠良煮猪食,就是要喂养它们,给母猪发奶。由于伤了身子,刘忠良提不动装猪食的罐子,我们就帮他提到猪圈里。小猪仔见了食物就一拥而上了,有的只是好奇地过去看看,然后转身在母猪奶子上拱几口,嘴上沾满了黄白色的猪食,像不会吃蛋糕的幼儿。刘忠良扶着猪栏看着小猪,甜蜜而又很专业地说:“猪食里有黄豆,母猪吃了,奶多。”

何德新对猪仔也充满了好奇。他聚精会神地站在猪栏外数猪仔,口里一二三四五六地数着阿拉伯数字。终于弄清了,一共八头小猪。何德新问:“几头公的?几头母的?”

刘忠良说:“我爹说,三头母的,五头公的。”

“它们打架吗?”

“不打架。”

“不打架多没意思!”

何德新就希望小猪们打起来,他好看热闹,可是小猪们似乎很安定团结,只有一个最调皮的爬到妈妈背上去了。何德新眼睛尖,发现有头小猪躺在母猪的奶子下面不动弹了,他惊叫了一声:“快来看!”小猪的生死安危迅速聚集了我们关切的目光。刘忠良怕它生病死掉,他让何德新翻过猪栏,进去看看。猪栏只有一米多高,何德新撅着屁股就翻进去了,双脚踩进了猪屎里,从猪仔群里抱起了躺下的小猪。小猪在何德新的手上非常慵倦,没有别的小猪那种生龙活虎的样子。何德新说:“它好像没力气。”刘忠良让他抱出猪栏,以免让其它小猪挤伤了它。

不愉快的事情就是在这时发生的。刘忠良他爹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满脸长着横肉的大扁脸男人正虎视眈眈地向我们走来,那双专门用来踢人的大脚离我们仅仅几尺远,正在威胁着我们。见那头病怏怏的小猪在何德新脚边躺着,他那浓眉大眼在瞬间抖动了一下,便劈头盖脸地吼道:“你们几个狗日的娃儿,又在一起玩小猪呀!”

何德新顶了一句:“没玩!”

“没玩你们把小猪捉出来干啥?”

何德新说:“它病了。”

“我看是你病了!”刘忠良他爹说着,就钻进茅厕里屙屎去了。他没有关门。茅厕在猪栏里面的猪圈里,里面光线阴暗,屁股的晃动映出了一片微小的白色,瞬间增强了里面的亮度。他在蹲下去之后就啊啊地哼着,流淌着一丝无限舒畅的气息。猜想他夹得很久了,为了不使自己的肥料浪费在外面,他咬紧牙关把肥料夹回了家。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也许他夹得太久了,他拉的时间也足够长。他从茅厕出来的时候,小猪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刘忠良他爹一边系裤子,一边用巡视的目光瞅了瞅我们,眼里是冰冷的寒光。他充满敌意地对我们说:“你们还不走?我娃儿要做事!”

受到这样的驱逐是极没面子的事情,我们成了不受欢迎的孩子。我想,如果我妈听到这话非和刘忠良他爹论理不可。我和何德新只好没趣地向外移了几步,靠在别人家的墙上看着地上的小病猪。刘忠良他爹还在骂骂咧咧地说什么,可能是对刘忠良的不满,不该让我们到他家。只怪我们太没记性,他家要成为全队最富裕的人家,劳动就成了他们唯一的生存方式。如果不是因为劳动,如果不是因为玩耍,刘忠良怎么会遭受他父亲的暴力袭击呢?而暴力,是他父亲对他最管用的教育手段。

“你们走吧。”刘忠良终于说话了,我能感觉到他的无奈。其实他还是想和我们在一起玩的。可他必须要让我们走,以此表示对他父亲的顺从,也表示和我们划清界限。这个界限的实质和核心,就是贪玩与劳动的问题。刘忠良说完这句话,就拿着水桶挑水去了。

这一天,标志着我们同窗快乐的终止。

这一年,我们好像是十二岁或十三岁。

3

下半学期开学的时候,我和何德新一道去报名。刘忠良不去,他要伺候家里的母猪,伺候了母猪再上山放羊,他家有五只羊。放羊回家还要伺候鸡群。他娘和他爹都是只管地里庄稼的,他要管家里的畜牲。他悄悄地告诉我,他爹说了,读书不能饱肚子,不能打粮食,识几个字就够用了,所以不让他读书了。我忽然发现,他爹说得很对,我们都读到十多岁了,书包里从没出过粮食,从没出过钱,从没出过腊肉,书包依然只能装书。这个横行霸道的男人一不小心就说出了真理。可我就是喜欢读书,并且顽固不化地喜欢,这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与刘忠良他爹说的真理正在背道而驰。

在那条去学校的小路上,再也没出现过刘忠良背书包的影子。倒是有不少比我们更小的小朋友加入进来,他们六七岁,或者七八岁,或者八九岁。他们与我们这种高年级的同学有代沟,我们没有共同语言。但是,上学或放学的路上他们必须像跟屁虫一样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要照顾他们,并谨防他们打架闹事,谨防他们摔倒,谨防他们过河时掉下河去。小河涨水的时候,我们还要背他们过河。何德新最喜欢背小女孩过河,他可以连续背三个。他背她们过河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谁都比不上,他希望小河天天涨水。自从有学校以来就有这个传统,我们经常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

到了初二的时候,这条小路上就只有我和何德新两个大孩子了。我们俩形影不离,每天都要同去同回。可是慢慢的,何德新开始旷课了。原因是,他和他爹在星期天赶场时,到部队里拥军爱民,认了一个军官作干爹,干爹给他吃白面馒头。何德新有馒头吃了,就经常往干爹的营房跑,每次去了都会满载而归。馒头让他心潮澎湃,沉醉其间。他在给我形容部队的白面馒头的时候,满脸是幸福得要死的表情,幸福得我恨不得打他几耳光。那馒头多大,多长,多厚,是方是圆,他都能进行精确描述。更重要的是,他一边说还一边咂巴着嘴,嘴角上会自然流淌出涎水一类的东西。有次他偷偷地从家里带了半块馒头给我吃,我吃了,我没有觉得有他说的那么好,甚至不如鸡蛋好吃。让我感到神奇的是,何德新和他爹有什么能耐让部队的军官认他做干儿子呢?这太了不起了,了不起得令我刮目相看。

一个星期日,何德新专门找到我,做出了一个令人绝望的决定:他不读书了。他说他最近有一个最伟大的发现,就是读书太没意思了。特别是学了化学课后,更觉得没意思。他说水分子式是氢二氧,炖了猪蹄子的汤是什么?是不是氢二氧加猪蹄子?更让他伤心的是,那天他指着水对他爹说,这是氢二氧,他爹一巴掌打过去,说他说流氓话。我说,这怎么成了流氓话?何德新说他也搞不清,他琢磨了半天才明白,他爹耳朵背,把氢二氧听成了鸡儿痒。何德新说坚决不读书了,谁读书谁是蠢货。他要挣钱,他要找媳妇,他要盖全队最好看的新房子,把又白又嫩的媳妇装在新房子里。何德新的志向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极度向往。

何德新不读书了,让我纳闷了好几天。我不仅仅是上学路上的孤寂,而是我始终在琢磨一个问题:要好的同学们都不喜欢读书了,只剩下我了。是他们错了,还是我错了?初中马上要毕业了,难道在读高中的路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真的是只有我一人了。中学在镇上读,十里路。每天我一人在山道上行走,细细的小路,大大的山梁,好像全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妈妈反复叮嘱我,路上一定要小心。以后再不要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打柴了,林子里不安全,有野物。我们沿途的山上都有狼,有野猪,还有狐狸,狐狸变成精了就要勾引男孩子的。我妈说狐狸精一个比一个漂亮。我妈说得既让人心动,又让人害怕。我在恐惧中期待狐狸精的样子,可狐狸精一直没有出现。

4

等待狐狸精的结果是刘忠良家一头母猪的丢失,这使我想到了狐狸精与母猪之间有某种关联。刘家丢失的是一头情窦初开、青春年少的母猪,黑色的猪毛像打了摩丝水一样光滑锃亮,刘家人就指望用它来繁殖后代,不知怎么从猪圈里越墙而出了。刘忠良全家都在到处寻找。他爹甚至在我们家的前前后后走来走去,企图听到他家母猪的声音。我妈见他贼眉鼠眼的样子,问:你找啥?刘忠良他爹说:我家母猪不见了!我妈说:没看到。刘忠良他爹说:昨天晚上就不见了。我妈说,那你好好找找,是不是跑到外面迷路了。刘忠良他爹说,我家母猪平时不走远的。即使走远了,它也知道回家。他把他家的母猪夸奖得像才女一样聪明伶俐。我妈笑了笑,不理他了,进屋做事去了。刘忠良他爹走到院子中央,望着天上,突然大叫起来:哪个狗日的看见我家母猪了?是谁把我家母猪偷了?不得好死!我妈听了这话,一头从屋里冲出来,说:你骂人到那边去骂,不要在我门前骂。不然,人家还以为你骂我家呢!刘忠良他爹阴着脸瞅了我妈一眼,然后就走开了,继续重复着他刚才的骂语,粗犷而粗糙的声音从我们院子传开去,全队人都知道他家的母猪丢了。

母猪丢了事情就闹大了。生产队长专门在群众会上强调安全问题,他还根据母猪的丢失分析了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说后山现在野猪猖獗,野狼很多,要加强防守,注意人畜安全,确保农民阶级的利益不受侵犯。我们不是正式开会的成员,我们只是好奇,开会的时候我和何德新坐在一个角落里,心不在焉地听听大人在说些什么,然后我们悄悄地说自己的事。何德新对着我的耳朵,小声告诉我一个重大新闻:“我过几天就要出远门去山西了,在那里挖煤,盘缠都准备好了,我要挣钱娶媳妇。”何德新的眼神和语气里,都透着要办大事的神秘感和神圣感,表明这件大事是不可置疑,不可小视的。

何德新对挖煤工作的赞美,从我们队里出去的挖煤工身上可以得到证实,有几个人都修了漂亮房子。于是大家都知道了,挖煤是最挣钱的事,他们编了顺口溜说“煤矿娃儿黑又黑,挣起钱来了不得”,何德新就到了“了不得”的时候了。他甚至挥了挥手,无限大方地说:“以后,要是你娶媳妇缺钱,我借给你!”

我噢噢地答着,凭他的慷慨我就应该非常感激。依我所想,何德新长得黑,比较适合去挖煤,他的肤色在煤窑里具有天然的隐蔽性。但是,如果他在煤窑里不露牙齿,那是很难被人发现的,二者之间太接近了。若干年以后我才知道,何德新那种肤色的人充满了整个非洲,但他绝对不是非洲移民。

何德新走的那天是个下午。上午他专门来我们院子,向我和刘忠良道别,步态上就可以看出他壮志凌云的豪气。我妈见我的好同学要出去挣钱去了,把家里仅有的一块腊肉取出来招待何德新,并且把刘忠良也叫来陪他。吃饭的时候,刘忠良对何德新说,你先出去看看,如果山西那边好,真能挣钱的话,明年我也出去挖煤。何德新说,如果确实挣钱,你就去。出门才能长见识的,成天呆在曾家湾不要闷死?

何德新说走就走了,我们都有些恋恋不舍。下午,他背着一个大包走在对门山腰上时,还朝我们院子大喊了几声。那时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好男儿志在四方。

这年我读高一,十八岁。读高一的我是全队最大的知识分子了。队里的人读报纸遇到生字,就可以问我了。我就是他们的活字典。我妈为此非常自豪,她的儿子能识比别人更多的字了。在她的心目中,这和别人打更多的粮食是一样的。

5

曾家湾除了吵架骂人,没有发生过惊天动地的事情。让所有人意外的是,人没发生大事,猪却发生大事了——刘忠良家失踪了半年的小母猪,竟然吊着一个大肚子回家了。这样的事件对于平静的山村生活来说,无疑会带来许多热闹。读高中的我,常常把这事拿来炫耀,并把母猪红杏出墙的事绘声绘色地给同学们描述,我喜欢看他们为母猪而沉醉、为我的讲述而沉醉的样子,我给班上那些渴望早恋而又不敢早恋的同学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话题。

刘忠良家母猪是黄昏时候回家的。刘忠良和他爸爸正在门口蹲着吃晚饭,只见一头似曾相识的母猪吊着大肚子迎面走来。它身上的毛发更光亮了,更丰厚了,也更迷人了,个子也比以前高大了,饱满的腹部充满了女性的丰满特征,腿裆下那两排硕大的乳房徐徐下垂,性感四溢。它一边走还一边东张西望,神态自若,有点傲慢,还有点荣归故里的姿态。刘忠良一头站起来,说:“爹,这不是我们家的母猪吗?”

刘忠良他爹连忙放下碗,走过去亲近它,它却一头蹿出好远,野性十足,拒人千里。全家人“啧啧啧啧”地像往常一样叫唤着它,以前这头母猪一听就会摇头摆尾走过来,现在,人类的声音对它似乎很陌生了。刘忠良放下碗,父子俩费了好大功夫才把母猪关进猪圈。

手指是我们那里随身携带的度量工具,中指和大拇指张开的宽度叫一拃,成人的一拃相当于五寸到六寸。关进猪圈的母猪重新在圈子里生活,非常不适应,蹲在那里充满敌意地看着刘家人。刘忠良他爹希望从母猪的背部量它的长度,但始终量不到。他从母猪贴近猪圈的身子上比划了一下,很兴奋地说:“长了足足两拃!”两拃就是一尺多。

一头母猪不翼而飞,几个月之后又从天而降,这太神奇了。队里的人都纷纷去刘家看母猪,那几天刘家宾客盈门。我妈是很少到刘家去的,这回也去了,她去看热闹。大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奥秘:这个母猪出去的时候性格是比较温顺的,可现在极富攻击性。它把猪圈里所有的同类都视为敌人,不时地用嘴攻击它们,喜欢惹是生非,喜欢无理取闹,连猪圈里最强壮的公猪都让它三分了。刘忠良他爹一气之下,让它独处一室,给它安排了个单间。看热闹的都在琢磨一个问题:母猪出去之后,为什么由一个温柔多情的少女变成了一个性情凶狠的悍妇?为什么还吊着一个大肚子回家?这里面是否还有其它隐情?

更令人惊奇的是,大肚子母猪在第三天晚上竟然产下了9头小猪仔。刘忠良睡觉前,还提着马灯专门察看过它,没有发现产前的预兆。半夜三更,刘忠良他爹起床撒尿时,才发现有小猪仔哼哼的声音。一看母猪竟在无人帮助的情况,全凭自力更生产下了9个孩子。刘忠良他爹连忙把全家大小叫起来,给母猪加工产后所需的饲料。家里添人进口了,人丁兴旺,自然是非常开心的。刘忠良他爹忙碌一阵之后,点燃一袋旱烟,眯着眼睛,若有所思地说:“母猪一窝生这么多,这群猪仔的老子是谁?它是出去怀孕的,还是怀孕后才出去的?”

刘忠良说:“它走之前,还没发情。圈里的公猪都是骟过的。”

刘忠良他爹说:“这狗东西,它出去偷人了?”

刘忠良说:“那它是偷的谁呢?”

刘忠良他爹说:“可能是跑别人猪圈去了吧。”

刘忠良说:“我们队里,很少有人养种猪的。”

刘忠良他爹抽完一袋烟,让老婆看管刚刚生产的母猪,自己继续睡觉去了,刘忠良也跟着睡了。第二天早晨起床后,爷儿俩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母猪和它的孩子们。这一看就让他们傻眼了:母猪生下的9个猪仔和他们平时见到的根本不一样,嘴角很长,尖尖的,个头也比一般刚刚出世的猪仔大一些,猪头的形状有种说不清的怪异。刘忠良他爹一下子紧张起来,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让刘忠良到何德新家,把何德新他爷叫来了。何德新他爷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先生,读过私塾,见识多,村里的许多事情他都经历过的。他就是一部历史。

何德新他爷的腿脚不灵便,是刘忠良扶着他来的。老先生长长的胡须,长长的白发,看上去一身的仙风道骨,绝非等闲之辈。何老先生没有喝水,没有入座,来了之后就让人扶到了猪圈旁边,细细观看母猪和刚刚产下的小猪仔。因为距离远了,看不清,刘忠良就进猪圈给他捉了一只小猪仔,抱在手上给他看。何老先生摘下老花镜仔细端详一番,脸上顿时严肃起来,说:“这是野猪的种。”

刘忠良他爹急着问:“是好还是不好?”

“家有外财,当然是好事。家有野种,当然是不好。”老先生说:“请人做个道场吧?要驱邪。”

刘忠良他爹对何老先生的话是深信不疑的。多少年来,何老先生一直是这方面的权威人士。他只需嘴里一哼,别人就会感觉到里面的名堂不浅,自然就会引起重视。可是,到什么地方去请人做道场,却是一件难事。方圆几十里内,真正能做道场的,只有何老先生一人。于是就请了何老先生。何老先生有些推辞,说自己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还是请其他人吧。可刘忠良他爹心急,让刘忠良给何老先生背去一百斤包谷,两块大腊肉,登门拜访。见了腊肉,老先生眼睛也不花了,盯着腊肉看了半天,然后说:“把锣鼓背过去吧。”

道场是从当天晚上开始的。我得知消息后,专门从中学赶回家观看。道场使全村热闹起来,母猪和它的小猪仔都成了村民们追捧的明星。在锣鼓喧天之中,何老先生一身很古怪的装束,青衣,长衫,绕着堂屋念着只有他自己才能听懂的句子,阴森和怪异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山村。唯其大家都不懂,就觉得深奥无比,也就更加增添了道场的神秘感。奇怪的是,听不懂,大家还要听;看不懂,大家还要看。而且都装出一副很懂的样子,没有任何一个村民表现出应有的谦虚。

6

看了一场莫名其妙的道场,第二天清早我就要赶回学校,十里路我走了大约45分钟。因为要上语文课,我不敢耽误。语文课是我的强项,在班里排前一二名。以前的语文老师是本地人,目前生病了,换了另外一个语文老师张老师代课。张老师是上海人,大学毕业后支持大西北建设,来到我们这个镇上的中学,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所有学生都说方言,他与同学们的沟通就成了困难。这天早晨,是他给我们第三次上课。他让我们每人写一篇文章,一千字,除了写诗,其他什么体裁都行,他要看看我们中学生的写作水平。那天在课堂上,我真不知道我的哪根神经出了毛病,我偏偏用紫阳方言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开头我是这样写的:

最近我常常想起我的好朋友何德新。这个贼怂在初二时就辍学了,他嫌氢二氧之类的化学课没啥用处,去年跑到山西挖煤去了。他相貌端正,肤色黢黑,人很拐,也很尖,平时在一起玩耍时,总有不少歪点子。前天晚上困瞌睡,我梦见他了。我们打着光巴子恰尿骚,在河里划澡,我看见他沟子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克膝包上有一道伤疤,颈项上有颗黑痣,我朝他沟子上打了一耳巴子。醒来后,梦中所见栩栩如生,像我们平时玩耍那样真切……

我是在半小时内交了作文的。张老师一看就懵了,他根本看不懂里面那些奇怪的句子。于是让我站起来,念念自己的作文。我这一念,就念得哄堂大笑。同学们都能听懂的,就是张老师不懂。张老师很严肃地站在讲台上,气势逼人地向我提问:

贼怂是什么意思?

我最怕站起来回答问题,我害怕在同学们的众目睽睽之下亮相。在我站起来的那一瞬间脸就红了。可我必须回答老师。我说:贼怂,是个口语,相当于这家伙,又有点骂人的意思。

张老师又问:人很拐,拐是什么意思?

我说:拐是调皮捣蛋的意思。

张老师接着问:人很尖,尖是什么意思?

我说:聪明的意思。

张老师说:困瞌睡是睡觉的意思吧?这个我懂,我们上海话就把睡觉说成困觉。光巴子呢?张老师笑了,我就轻松了。我继续回答他的问题:光巴子就是光着身体,赤裸的。

划澡呢?

游泳的意思。

沟子呢?

这时同学们笑了,笑沟子。我说;沟子,就是——屁股。

张老师说:把屁股叫沟子,很形象嘛。因为屁股中间有条沟壑嘛。接下来,恰尿骚是什么意思呢?

我琢磨着怎样准确地表达,沉思许久才说:恰尿骚是一种儿童游戏,就是从别人头上跨过去。

克膝包呢?

就是膝盖。

耳巴子呢?

就是耳光。

我回答完毕,终于坐下了。我的脸又红又涨。张老师开始给我们讲方言。说中国地大人多,方言是地域文化,方言种类很多,非常复杂,不可小视。眼下要推广普通话,因此同学们要用普通话写作。个别同学偶尔用方言写作,许多话是无法准确用文字表达的,难度很大,作为尝试,我们也不反对。

我不知道老师是批评了我还是表扬了我。下课后我的脸还僵硬着。同学们纷纷问我,那个何德新是谁?他好玩吗?他出去挖煤挣到钱没?

7

刘忠良家的猪仔在人们的关注中茁壮成长,一个比一个精神。因为它们天生异相,模样不同于家猪,只卖掉了5头,其余卖不出去的,刘忠良家只好把它们全部养大。过年的时候,杀了做年猪,感觉味道比家猪的肉要好吃得多,非常鲜嫩。于是,刘忠良他爹就把猪肉拿到镇上去卖,赚取了一笔不少的收入。有次我回家,遇到刘忠良,他眉飞色舞地对我说,让我们家也买头母猪,不用配种,把它放到山上去偷人,后山上的野猪多,半年就弄个大肚子回来,那才是天降横财。我说假如我买头母猪不喜欢偷人怎么办?刘忠良呸了一口,说,你以为母猪是你们中学生呀,还谈什么爱情!刘忠良说完就走了,我从他的背影上发现,他的个子突然间长高了许多,瘦高瘦高,手臂摆动的幅度比以前更大了。这小子有钱了,说话做事都有气势了。

为了再发横财,刘忠良把他家那头有过前科的母猪往山上驱赶,希望它再次出轨。那天他给母猪喂足了猪食,然后赶着它上山。到后山大森林中的小路有多条,出了门,刘忠良自己也迷茫了:他不知道母猪以前是从哪条路走去的,也不知道它是从哪条路上回来的。起初,母猪以为主人是为了把它拉出来放风,走到院子后面山腰上的时候,它似乎突然意识到不对劲了,抬头望了望前面的大山,不走了。刘忠良用鞭子抽它,还是不走。刘忠良骂起来:“你个狗日的,让你偷人你不偷人,不让你偷人你要偷人!”

母猪看看他,摇了摇头,再回头看了看后面,后面是山,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刘忠良咧嘴笑了笑,说:“是不是山上的野猪很厉害?你受不了?”

母猪不再理他了,扭头就往山下跑,沿着来路飞奔而去。刘忠良愣头愣脑地站在那里,说:“跑啥子跑,我又没强迫你!”一边骂一边往山下走,一脸的无奈,只好由着母猪自己回家了。

在山西挖煤的何德新也有钱了,我妈说他挣了很多钱。我妈说,何德新他爹逢人便说娃儿从山西寄钱回家了。他用他的行动证明了“煤矿娃儿黑又黑,挣起钱来了不得”的事实。但是,我妈没有羡慕的意思,她对我说这些,是让我知道我的同学们目前的状况,因为村里只有我一人读高中,能出力的早就为家里出力了。那言外之意也在说,人家都出力,你这读书的就要好好读书。

但高考时我却让所有人失望了,我无可奈何地落选了。这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三年。这年的高考试题比哪年都难,比哪年都残酷,一心要读大学的我只好卷着被子从学校回家了。我躲在家里半月不敢出门,我觉得全世界都在看我的笑话。因为我是全村唯一的秀才,但却没有成为真正的秀才。如果我不读书,我会帮妈妈做许多事,能挣工分,能背东西,能养猪,也能帮妈妈吵架。但是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躲在家里三心二意地看书,生气,懊丧。那些日子充满了灰色,山村里再灿烂的阳光都变得阴暗了,山顶上再好看的植物都变得憔悴了,小河里再清澈的河水都变得混浊了。我心里的湾比曾家湾的湾还多。

第二年的十月,父亲退休了,我顶替他而有了工作。父亲由一个国家干部回到了曾家湾,成了一个吃皇粮的村民。见刘家因为养猪而致富,他也想发挥余热,办个养猪场,甚至还不时地和刘忠良聊天,听取他家养猪的经验。但父亲的计划遭到了我们全家的坚决反对,我们希望他悠闲自在地安度晚年。就连刘忠良也说,养猪不好玩,成天在猪圈里钻来钻去,身上都是臭烘烘的。我对刘忠良说:“难怪,我一闻到猪身上的味道,就知道是你来了。”刘忠良嘿嘿直笑,说这不奇怪,他自己床上都是猪身上的味道。

就在这不久,刘忠良结婚了。我们全家都去吃了喜酒。他的老婆文化不高,只能认自己的名字,也认识刘忠良的名字,在村里已经算是有文化了。有天我们在路上相遇,我问他:“结婚好不好玩吗?”

刘忠良说:“好玩。不信你试试,结婚真的好玩。”

有了老婆,刘忠良的主要劳动就放在田间地头了,养猪的事交给了老婆。有天,他意气风发地告诉我:他要出去打工了,他不能和猪过一辈子。他的舅舅在外面工作,给他介绍去一家摩托车配件加工厂做工。刘忠良走的那天,很郑重地向我宣布:我在三个月培训之后,就正式上岗了,我就是一名技术工人了。他还充满自信地说,要是何德新回家,你告诉他我到外面去了,我也挣钱去了。咱们看谁挣钱多。

我一边说好,一边故意炫耀地看了看我腕上的手表。这是我用半年的工资买下的上海表。我在看表的时候,刘忠良的眼睛亮了一下,他说他以后也要买一块,他特别强调了买一块大的。我从手表给我的体面上,第一次闻到了时间的气味,也感受到了时间的魅力。

这一年,我们二十二岁或二十三岁。

8

何德新带了一个媳妇回家。这个女孩虽称不上如花似玉,但也风姿绰约。女孩是山西农村的,她的白皙程度让人怀疑她是否真的出自于农村。因为农村人都是要晒太阳的,一晒就黑。这个女孩的白皙与何德新的黢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对的结果接近于围棋的黑白反差,他们就在夜与昼之间。何德新带着她在村子里住了几天,然后带她到我工作的单位去见我。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山西姑娘时惊呆了:何德新发财了,娶漂亮老婆了,她在我们队里的女人中是无与伦比了。

我给他们泡了茶,洗了水果,然后聊天。我问女孩叫什么名字?何德新说:“她叫李春平。”

“你说什么?”

“李春平!”何德新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这太伤人了,他的媳妇居然和我一个名字。我说你什么女孩不能找,干吗偏偏要找个叫李春平的呢?李春平的名字是随便用的吗?何德新说,她就叫李春平,你报警都不管用。你即使反映到中央去,我老婆还是叫李春平。他还说,就是因为她的名字,他们才认识的。她在煤矿管财务,当出纳,听到她的名字也叫李春平后,何德新说你名字和我同学名字一样,听起来很亲切。于是就搭讪了,然后就恋爱、结婚一条龙地进行。我的名字就是他的媒人。所以今天,他要带着女李春平来见男李春平。女李春平冲着我直乐。

何德新这时已经是煤矿的一个组长了,管了几十个人,举手投足都有一种领导者的气势。何德新告诉我,这次回家,他为村里做了一次贡献,为村里捐赠了两万块钱,拉电线。他要让曾家湾成为最早用电的村。我一听两万这个数字就吓坏了,那时我的工资才几十元。他捐献两万元,我要挣多少年?我反复端详他的脸,我觉得他没说假话。这个贼怂真的发财了,发财了就大方了。他要在曾家湾修房子,修高高大大的砖房,让父母过上全村最好的生活。他还要努力挣钱,让公路通到家门口。将来一出门就可以上车,一下车就可以进门,一进门就可以抱老婆。他说的这个程序让人感到幸福无边。

我请他们夫妻吃饭,可是,他不让我请他,而是他要请我。我把我的女友也叫上了。我女友是镇政府的计划生育干部,长相通俗,但气质良好,压住了他的李春平。同学的老婆和我同名,这实在是个千载难逢的好事,当然是要纪念的。我首先要和女李春平干杯。女李春平叫我哥哥,何德新对我说,我现在就是你妹夫了,说完哈哈大笑起来。我突然想起了,刘忠良也到外面打工去了,是个操作机床的工人。何德新说,听说他家的母猪到山上偷情了,回家生了野猪仔,我爷爷去给他家做道场了。我说是,这时何德新从包里掏出来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很有力度地往桌上一放,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说:“防身用的武器?”

何德新说:“苕怂。这是大哥大!”

可能我是苕怂了,长期在山村里,蠢笨了。这年才知道大哥大的模样。一个黑乎乎的长方体,顶端有个小把。何德新成了中国最早一批使用大哥大的人。我说:“原来大哥大是这样子。”

这一年,我们二十五或二十六岁。

9

村里通电了,是何德新的功劳。村里一通电,全村人民的脸上身上都通电了。一个个站不住,站着就笑,笑他们自己的幸福,笑有何德新这样一个支援家乡建设的农民,笑那个明晃晃的电灯。因为电灯干净明亮,又不冒烟,家家户户那些冒烟的煤油灯通通下岗了。村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就得回家去一下,教我妈如何使用电灯。可我回家之后才发现,我妈已经会使用电灯了,会换灯泡了,会按开关了。可她就是还偏偏用着煤油灯。她说家里买了那么多煤油,用了电灯,煤油不是浪费了吗?我告诉妈妈,煤油不会浪费的,因为停电的时候可以用的。我妈说不是通电了吗?为什么还要停电呀?我说比如维修呀断线呀什么的,就会临时停电的。停电了就可以用煤油灯。

刘忠良打工的前期一帆风顺。培训,上岗,很快成了一名大城市的熟练工人。他开始挣钱了,开始给他爹寄钱回家了。有儿子在外面挣钱了,这是家里的荣耀,也是村里的光荣,这样的好事是要对亲朋好友们大讲特讲的。好事会迅速传开,我妈知道了,我就知道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可是,刘忠良跟所有从农村到城里打工的农民都不一样。别人见了大城市会非常兴奋,好奇,对都市生活充满向往。刘忠良不。他在山沟里呆久了,见了大城市的高楼大厦眼睛发花,这真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他不仅弄不清城市的东南西北,总以为太阳会在城市的任何一个方位冒出来。更重要的是,他站不稳,站着就直想坐下去或躺下去。他感觉全世界都在摇晃,霓虹灯在摇晃,街道在摇晃,他也在摇晃,所以他站不稳。他觉得城市真是太恐怖了,繁华地带的每一个场景都是致幻药,恐怖使得他站不稳。既然连站都站不稳,那也就没有了对城市的兴趣,至少没有了逛商店和逛街的兴趣,命中注定他消受不起这种繁华。有人说这是一种高原反应,可以前他不住在高原,而是住在高山。住在高山的人有高原反应,就相当于女人的妊娠期丈夫出现呕吐反应一样荒唐。可刘忠良就是这样的,你解释不通。刘忠良身上的一些东西是不适合科学解释的。正因为他站不稳,他只能呆在房间里,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呆在厂里学习技术,这也是他能够成为业务尖子的原因。

这期间,我们曾家湾的邻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这些孩子长大了,邻居关系忽然变好了,我妈和刘忠良他爹不再吵架了,队里也没人欺负我们家了。这时早就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自己种自家的田,自己端自家的碗,改变了以前集体劳动的制度。我从镇上回家了,村里人见我都很亲热,他们叫我平娃子,有的叫我平儿,还有人叫我春平儿。这些儿化音全加了糖,听起来都是甜蜜蜜的。

可是,刘忠良就在他最顺利的时候出事了,出的是安全事故。他平时操作机床,一向都是非常小心的。这个工作间只有他一人。那天他刚刚上机,右手的手指头就被机床切割了三根。这是发生在一瞬间的事,快得连他自己都没反应过来,手指就割掉了。割掉的指头摆在机床上,鲜血直喷。那时没有强烈的疼痛感,并非别人所想像的那种剧痛如刀绞。他甚至还看了看割断的指头发生了哪些变化。然后,他慌忙关掉机床,用白布手套将指头包好,就往外冲。

断指事件成了刘忠良一生中最具可读性的人生片断之一。

冲出工厂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的去医院。刘忠良站在马路边上,他将那只伤残的右手像一面旗帜一样高高地举起,示意司机停下。一路经过的出租汽车都有人。可是,没有司机停车。几分钟后才好不容易遇到了一辆空车,他惊喜交集地坐上了副驾驶室,把包着断指的白手套顺手放进了车门上的一个凹槽里,他叫不清这个凹槽的名字,他也不用弄清它的名字,但放断指却是正好合适。他不能拿在手上。让自己的残手拿着从手上掉下来的断指,这太残酷了,放在凹槽里会有种委托或交给他人安全存放的感觉。他对司机说:“你把我拉到全市最好的医院!”司机没吭声,径直往前开。

刘忠良在此时才感觉到了剧烈疼痛。出租汽车开到全市最大的医院,为了抢时间,刘忠良提前把零钱找好给司机了,车子在急诊室门口调头后停下,刘忠良下了车就往里面跑,因急诊室外不许车辆逗留,出租车也急驶而去。刘忠良跑进急诊室后,轻轻撕开右手上的包布,急不可耐地向医生展示着,没头没脑地说:“我手指头断了三个!断了三个!”

医生走过来,看了他断指的伤口,说马上要进行消毒处理,然后做断指再植手术!让他把断掉的手指头拿来看看。

这时刘忠良才想起断指还放在出租汽车车门上的凹槽里,下车时忘记拿上了。别的事情忙中出错倒是可以弥补,可这断指遗忘在车上的事太荒唐了,荒唐得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他用那只完好无损的左手狠狠地打了自己两耳巴子,可能是打的幅度太大了,身体的振动加剧了右手的疼痛,他在第三次扬起巴掌打脸的时候放了下去。这时他已经绝望了,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用紫阳方言说:“这下哈球了!哈完了!”

医生凑近,奇怪地问:“你刚才说什么?”

刘忠良为医生听不懂他的方言而深感遗憾地说:“我说哈球了——就是完蛋了!”

“谁完蛋了?”

“我完蛋了!”

“你怎么完蛋了?你别急,我们给你再植好呀!”

刘忠良用左手比划着,说:“我断掉的三个指头忘在出租汽车上了!”

“你记得清那辆车的号码吗?”

“没看。”

“颜色呢?”

“红色桑塔纳。”

医生安慰了刘忠良两句,叫护士先给他消毒,然后迅速给市交通电台打了电话,请求电台给予协助,说几分钟前,有一男乘客将三根手指头遗忘在右边车门的凹槽里,希望找到刚才那位红色桑塔纳出租车的司机,并请他火速将断指送到本医院外科急诊室。电台反应迅速,马上做了个“救死扶伤,十万火急”的寻人启事。说来也巧,启事一播出,正好让先前的那位司机听到了,他连忙停车检查了一下右边车门上的凹槽,果然发现了用白色手套包裹着的三根手指头,连血迹都浸在上面。十来分钟就送到了医院。刘忠良看见失而复得的断指,一激动眼泪就滚到眼眶边上了,他在忍住眼泪的时候用左手和司机握了握手。

指头再植手术比较成功。没有感染,没有遇到其他意外情况。但是,毕竟是再植,不是原创产品,手术再好也有它的局限性。刘忠良的三根断指接上后,缝合的痕迹非常明显,凸起一个接疤。他在和朋友们握手的时候,一般不先出手,要等对方把手伸出来后,他才送上右手,然后抓得很满、很迅速地一握。因为他怕别人看见他的“出手不凡”。还有一个重大变化是,伤残的右手远远不如以前灵活了,伸缩时感觉僵硬,像是戴着厚重的皮手套。比如用筷子,食指、中指和大拇指联合用力,要把筷子夹着,可筷子偏偏要脱落出来。刘忠良就搞不清是筷子不听话,还是手指不听话,总之它们不能像以前一样配合默契了。

刘忠良陷入了一个怪圈。机床把手指废了,手指把技术废了,技术把他的饭碗废了。他就不宜再进行机床操作了。从厂里领取了一笔补助金,就重返家乡了。他回家没有带什么好东西,但他坚持了一贯的节俭传统,把这些年在外面换下来的烂衣服全部背回来了,说要给小孩作尿布用,还能给老婆用来纳鞋底。他甚至还从工厂里背回了二十多斤重的铁东西,如虎口钳、扳手、铁锤、螺丝刀,颇像小偷的作案工具。刘忠良他爹很自豪地说,我娃儿就是勤俭持家。

刘忠良从大城市回来引起了一些轰动。原因是村民的炒作。村民的炒作很原始,就是口口相传,但一点也不亚于网络时代。都说刘忠良的右手让机床弄残废了,医院给他造了一只假手。假手不听使唤,他就回家了。村民们不关心他挣了多少钱,而是关心他的假手是什么样子,他们认为人身的部位用了人造的,一定是件很有意思的事,这就相当于石榴树上结苹果。曾家湾历史上从来没人使用过的假手诞生了,一下子热闹了,大家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想要看个究竟。刘忠良开始还有耐心,谁想看就看。可人多了就烦了,感觉自己成了动物园的怪异动物。刘忠良说:“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我的手受伤了吗?”说着一笑,很神秘地把手插进了衣服口袋里,像宝贝一般珍藏起来。来的人自觉没趣,不看了,背后嘀咕刘忠良用了假手还骄傲得不行。

我老婆挺起大肚子的时候,我就到县政府工作了。老婆把我工作的调动归功于她怀孕的结果,当然这是奇谈怪论。她肚子的长大与我工作是没有关系的,即使她不怀孕我也会调动。可是她说,她怀孕时身上会散发出一种神秘物质,会驱动我身上的某根神经,促使我变得智慧起来,并更加上进。她都把她说得神法无边了。我每天的任务就是看文件和写文件。看文件是领会上级精神,写文件是执行上级指示。我写出的文件通常是以报告、总结或红头纸张发表出去的,供各级干部阅读学习,算得上是很专业的文山会海的制造者。

这一年,我们三十岁或三十一岁。我们的同学都有小孩了,生命力都非常旺盛。我们每人的小孩数量不等。我一个,何德新两个,刘忠良两个。

10

何德新又从山西煤矿探亲回家了,他已经是一个小老板了,据说他承包了一个小煤矿,手下管了好几百人。以前回来是带着他自己和一些行李,现在他带着大队人马:他的老婆,两个幼儿,和一个小保姆。他的老婆李春平长得比以前更白净了,两口子走到一起便立马呈现出一道黑白分明的界线。这真叫人嫉妒。他们在县政府找到我时,我看见他老婆就想到了我自己。何德新最初没把老婆带走的。可是,他当小老板之后就把老婆李春平带走了,有点随军家属的派头。他的两个小孩都是在煤矿生的。我就不明白,他老婆成天生活在煤矿里,怎么就越来越白了呢?而女李春平见到我也非常兴奋,还握了握我的手说:“真是应该叫你哥哥了。见了你我就觉得特别亲切。”她问我是否也有这种感觉,我说我也是的,同学的老婆和我是一个人,能不亲切吗?女李春平就笑了,露出一口比脸色还白净的牙齿。我有些怜悯她起来,何德新这么黑,遇到这么白净的老婆怎么舍得亲她。我明白我的操心是多余的,可我还真的是在操心。

我们一道回到老家。何德新把老婆孩子带到我们家,把刘忠良和他的老婆孩子们也叫来了,我妈做了一大桌菜饭招待我们。刘忠良的老婆孩子整天都在院子里活动,我妈还经常抱抱他的孩子,并不觉得奇怪。而何德新就不一样了,他是一人外出,然后带老婆出去,这回却带了两个孩子和一个保姆回来,我妈妈抱着他的小女儿说:“何德新你太厉害了,你媳妇才出去两年吧,就生了两个,哪有生这么快的!”

何德新说:“生快点,才能跑在前面!”

话题很快就转移到刘忠良的残指上了,大家荤的素的一齐说,也不管老人小孩在场了。饭桌上,何德新说:“指头出了点毛病,摸老婆的感觉没变吧?”

这么一说,刘忠良的老婆就害羞地低下了头,专心给小孩喂饭。

刘忠良说:“确实没以前感觉好了,好像摸到的和想像的不一样。现在我用左手摸她。”

刘忠良的老婆狠狠地瞪了刘忠良一眼,这一眼很有力度,目光是挖下去的,像刀砍斧凿一般,带着强烈的批判意味。刘忠良挨了老婆目光的骂,何德新就幸灾乐祸地笑起来。何德新笑着笑着,眼睛就盯在刘忠良手上了。他似乎发现了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突然说:“你把双手合掌看看?”

刘忠良就放下碗筷,做了一个双手合掌的动作。何德新站起来,仔细地看了看,诧异地叫起来:“你看看,你的指头对不齐。还有就是你双手的食指和无名指是相反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断指在做再植手术时,把无名指和食指的位置弄反了!”

这无疑是个伟大而又惊人的发现,在座的所有人都因为吃惊而兴奋起来。刘忠良继续保持双手合掌的凝固状态,让大家认真审视他的双手。大家一致认为,食指和无名指的长相和结构都是不同的,指结骨的大小不同,指甲的弧度也不同,医生确实是把无名指和食指的位置弄反了。此时此刻,大家兴奋的快乐似乎高于同情心,觉得这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我妈端着盘子,要招呼大家吃喝,老人家那么忙,也没忘记来瞅瞅刘忠良的手。

刘忠良说:“以前总觉得手术是非常顺利的,可使用起来又不太方便,没原装的好使,原来是安装错了,可怎么会搞错呢?”说话中的刘忠良一脸茫然。

“要是脚趾弄错了倒可以原谅,因为穿着袜子,平时别人也看不见。可手指头就不一样了。”何德新怂恿说:“找医院去!让他们给你换过来!”

“换过来?那不是要砍掉重新装上?”

何德新说:“对头。既然上次断了能再植,那么现在也可以砍掉重新接上呀!”

何德新说可以砍掉重新接上,说得血淋淋的,听起来就有种疼痛感。刘忠良产生了条件反射,不由自主地缩回了手。何德新说,要不这样也行,医生下不了手,我来帮你剁掉,然后让他们重新接上。何德新的老婆女李春平打了个寒噤,说:“你莫说得这样可怕好不好?你还让人吃饭不?”

何德新就不说了。大家开始议论刘忠良指头的问题。我很严肃地指出,刘忠良的指头再植出现这种错误,算是医疗事故,是要找医院负责的。如果他们不承担责任,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因为我在县政府工作,这个我懂。何德新站起来,大义凛然地说:“你去找他们论理去,路费我出!如果需要的话,我给你请律师!”

到底是有钱的人,何德新敢说这话,我就不敢说。因为我的工资低,只能糊口。而何德新现在是全村的富人,家财万贯,出手大方,帮助他人的时候可以这样慷慨的。

不仅如此,这次何德新回家还干了一件很惊动地方的事情。他个人要拿出十万元钱修通从镇上到村上的公路,他要让曾家湾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摆着一条公路,村民们一下车就能回家吃饭。村长和村支书喜上眉梢,马上召集村里的重要人物开会,要搞一个简单的交接仪式,我和刘忠良这帮以前的同学也参加了,都去给何德新捧场。那天是下雨后刚刚放晴的日子,路上一片泥泞,大家集中在以前生产队的老会场里。因为多年未用了,里面散发着浓重的霉味。被通知开会的村民们就顶着阳光踏着稀泥巴来到这里。我出门时,我妈也要跟我一块去参加会议,她不为别的,就是想看看十万元钱到底有多少。我说你老人家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路上有稀泥巴,你就别去了吧,以后路修宽了,你想去哪就去哪。我妈琢磨着说,那你说说,十万元钱到底有多大一堆?我说大概就是半麻袋吧。我妈说,十来斤重有吗?娃儿,今后你多挣钱,也像何德新那样,家里用不完了,就捐赠给村里用。在母亲的心里,她已经把何德新当成我的榜样了。

捐赠仪式的会场进行了最简单的布置,用白纸板做了一张牌子,上面写着何德新捐赠家乡十万元人民币,“1”的后面写着圆圆的一串“0”。我数学不好,对数字的概念是模糊的,但我这次认真地数了几遍,原来十万就是1后面5个“0”,这个数字成了我同学中最光荣最体面的一个数字。捐赠仪式上,村长和村支书分别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然后何德新也要讲。何德新讲得很平淡,但又有些慷慨激昂。他说他在外面赚钱了,赚钱干什么?赚钱就是找老婆盖房子,现在老婆有了,房子盖了,儿子也生了,他就要把钱拿来为村民们办点实事。前几年解决了全村用电的问题,现在要解决公路问题。上面说“要致富,先修路”。路不通,哪能致富呢?所以我要把钱用来修路,大家致富了,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值了。

下面的村民就鼓掌了。带着泥巴的掌声虽说不整齐,但却拍打得尘土飞扬,很有力度。村民们不习惯鼓掌,他们没有鼓掌意识,我和刘忠良带头鼓掌了,催醒了没有鼓掌的,后面就陆续鼓掌起来,使劲地拍巴掌。他们认为鼓掌并不能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于是就用敬仰的目光看着他,并发出那种“啊啊”的感叹声。我看见了,不少村民都张大了嘴巴,惊奇地看着前面那个十万元的数字,不知道说什么好。突然有人说了一句:“何德新是我们村里的福星啊!”

村民的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大家祖祖辈辈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挣的都是血汗钱,能把十万元捐赠给村里修路的,不是福星是什么呢?只有福星才会这样造福于民的。我在激动之余,回到县里就写了《村民称他是福星》这篇人物通讯,文章讲述了何德新捐款架电线和修公路的事迹,交给了地区的报社和电台。村里是有几份报纸的,大家开始传阅,家家户户都看到了我这篇文章,家家户户都知道何德新上报了。

文章见报后,县交通局就闻风而动了。他们派去专人对曾家湾的乡村公路进行了勘探设计。因为要割地修路,不少地段要从庄稼地上路过,所有的村民们都显出了前所未有的慷慨与大度,没人拒绝,没人扯皮。他们相信,这条路连接着他们理想的另一端,另一端是通向天堂的幸福生活。

11

在何德新的支持下,刘忠良准备到他以前做手术的那个医院去了,就手指头安装出错的问题向医院讨个说法。刘忠良要先到县城乘火车出发,头天晚上在我家住了一夜。他第一次到我家来,看到我房间里那么多书他有些感动。他也许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多书,一个并不太大的书架危如累卵,仿佛时刻有压垮的可能,一个40多平方米的房子,除了床铺就是书了,无处不在的书让他很吃惊。他随手翻开一本,很陌生地看看,然后问我:“都读过了?”我说:“基本上都读过了。”他说:“有用吗?”我说:“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可我就是喜欢读书。”他淡淡地说:“何德新不读书,照样比你有钱。”我说:“如果我不读书,那就比现在还穷。”他一边用烟斗在凳子上磕烟灰,一边点头称是。

虽说是同学,但我们在一起话题是很少的。我在他的心目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我在县政府上班,吃国家皇粮的。他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我同乡,就是一个儿时的玩伴。除了谈庄稼,谈务工,我们没有共同话题。刘忠良以前是不抽烟的,他爹也不抽烟,因为抽烟费钱。这些年生活好些了,不知什么时候他们父子俩开始抽烟了。他不抽纸烟,喜欢抽旱烟,烟叶和烟斗是随身携带的,随用随卷。他抽烟的姿态很沉醉,嘴巴里发出很响的叭叭声,而且要不停地往地上吐口水,这让我很不习惯。我妻子见他这样,已经有些不高兴了,但妻子的涵养决定了她不至于明显表示出来,而是很温和地把痰盂放到刘忠良的面前,意思是让他吐到痰盂里。可刘忠良并不喜欢痰盂,依然吐在地上,然后用鞋子蹭蹭。妻子把我叫到里面的房间里,悄悄地对我说,她要带小孩到娘家去住,我说好吧,妻子就带着小孩出门了。

老婆一走,刘忠良忽然问我:“你在政府算是啥官?”我说:“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一个负责起草文件的秘书。”刘忠良又问:“什么时候你能当上县长?”我说:“这辈子可能不容易了。”刘忠良说那是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我就是感觉我不会当县长。刘忠良说县长讲话都是你说的,你为什么不能当县长?你自己当了县长就是自己讲话自己说了。刘忠良说,你以后要是当了县长,请你帮忙把我家转为城市户口。我说这个我可不敢保证,即使我当了县长也不敢保证,因为现在农转非只转知识分子家属。刘忠良叹了口气,说,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看着他那失望的样子,心里便有些不好受。

第二天刘忠良离开我家后,我心里一直想着他的话,也想着他失望的样子。实际上,从进县政府开始,我就有了当官的想法和隐隐的期待。认真工作之余,我也会研究周围的那些领导们。可我并没发现什么秘诀,因为他们大都非常通俗,也非常平淡,除了职务之外,他们并不比我强多少。可他们偏偏就提拔了,而我偏偏就是没有提拔。对那些官运亨通的人,我归纳了三点:一是祖坟埋得好,二是关系处得好,第三才是个人才能。尽管我可能不具备这三点,可依然梦想着什么时候把我提拔起来,这样我就能给曾家湾的父老兄弟办事了。我渴望得到何德新为家乡办事时的那种体面和尊重。

刘忠良是五天之后回来的。他到医院讨说法无功而返。医生对他解释说,你这个食指和无名指是安装错位了,无名指损伤太多,比原先的短一些,如果重植时放在原先的位置,会非常难看,影响美观。把它们的位置一交换,就协调一些了。医生说,当时征求过患者本人的意见,刘忠良没有提出异议的。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案做了手术。刘忠良猛然一惊,说你们对我讲过?我怎么记不得了呀?医生说你记性不好,当时在手术台上,时间紧张,很容易忘记的。刘忠良要求查看病历记录,医生说手术台上的话来不及记录的。刘忠良想想也是,当时时间那么紧张,也许来不及思考就答应了,然后就忘记了。刘忠良要求医生给他换回去,让食指和无名指恢复原来的位置。医生说这样也可以,但难度大,至少要花五万元,谁出这笔钱?一说五万,刘忠良就吓倒了,可他还是横了心,咬牙切齿地说,这笔钱应该你们出,不应该我出。你们不要否认医疗事故,这不是我事先同意的。于是双方发生了争执,争执的结果是医院承担刘忠良来回的一切费用,然后给他三千元的人道主义补偿,外加一张返程车票,就要让他回来。

可刘忠良并不愿意这样草草了事,他想有所收获,有更大的收获,就不走,说要住在医院里。医院最怕患者耍无赖,问他还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刘忠良说他长到三十多岁了还没坐过飞机,他想坐一回飞机,如果他们愿意出钱让他坐一回飞机,那么他可以放弃关于指头再植错位的问题。医院同意他的要求,但也对他不放心,让他写一个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提指头的事,然后给他买了一张返程的机票,同时声明这不是医院有过错,而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他们害怕刘忠良不知道怎样候机和登机,医院还专门派保安把他护送到机场,直到刘忠良顺利登机后才返回。

刘忠良登上飞机的那一刻,真正体验到了飞天的滋味。他觉得他被装在一只大鸟的肚子里,随着鸟儿的飞翔而飞翔。到了高空,看着蓝天白云,他才真切感受到了大地之间的存在,才明白什么叫天,什么叫地。原来天就是天,天是空荡荡的,只有地上才是实的,所以才有脚踏实地这样的说法。天上永远不会有土地,也不会有庄稼,所以要有收成还是得回到地上去,回到地上就踏实了。出了机舱之后,他突然意识到,这个虽说断指安装出了错,但还是值得的。如果不是断指的事,他不会知道天是什么样子,不会知道飞机是什么样子。

刘忠良带着三千元钱回来了,带着原封不动的指头回来了。照样在我家住一夜,第二天再乘坐汽车回曾家湾。他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坐飞机的情况,然后问我人道主义补偿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这是医院同情你,并非法理上的补偿,也就是说,这个补偿是可有可无的。刘忠良说他也想过了,真要是把食指和无名指交换了位置,可能更难看了。现在让它们错位地长着,弄不好还是全世界的独一无二。我说世界第一毕竟不是容易的,让医生歪打正着地给你弄上了,又不会让你少收粮食,你有什么想不通的?刘忠良说,不过,这次到医院后,感到右手比以前好用多了,这让他很宽慰。

城市和飞机削减了他种田的兴趣,他人回来了,魂却留在那个弄掉他指头的城市,留在了那个城市的飞机下。刘忠良回到曾家湾,一看那山坳就感到没劲了。他希望天天在城市,天天坐飞机。但这是需要钱的。钱从哪里去挣?他想投奔何德新,到外面闯世界去。何德新马上答应下来,但给他提出了一个重要条件,让他先在村里修路,和村民们齐心协力把路修通,然后就跟他一起干煤矿。何德新最担心的是,他捐献的十万元钱不能足额度用到修路工程上,或被人私吞了。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把他捐赠的钱全部用于曾家湾的道路建设,修一条又宽又大的路,这就需要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所以,他不想看到村上的强壮劳力都出去打工,总要有人修路才行。刘忠良就是属于信得过的朋友,是能出力的。

乡村公路建设使曾家湾原来的山水地貌彻底破相了。连绵起伏的青山划出了一条长长的弯弯的口子,裸露的石头和飞扬的尘土就是它凝固着的血液。盘山公路绕几道之后,山脉就多了一些人为的层次,仿佛能把山折叠起来,装进一个巨大的容器里。这条口子的前端连接着地方干线公路和国道,终端伸到了曾家湾的每一个院落。无论远看近看,它都谈不上美感,而是给人一种开天辟地的感觉。这让我想到了钱的残忍,也想到了人的残忍,就是何德新的那十万元,就是这批村民,硬是把曾家湾的原始风貌彻底改变了。这期间我从县城回老家去过一次,看到了如火如荼的修路场面。可村级公路的级别就决定了它是国家等级公路之外的乡村道路,能走车就行。村民们不管什么等级,只要有路就行,全村老小都发动起来了,大家情绪很亢奋,好像路一修通大家都会变成富翁似的。刘忠良也在工地上,见我去了,就伸出双手,向我展示他手上的血泡,满是尘土的手像是长了一层灰毛,手掌一片乌黑。刘忠良坐下来,从屁股后面的包里摸索一阵,摸出一片烟叶来,卷成一根棍子,往烟斗里插着,点燃,啪啪地抽。刘忠良抽烟袋的样子很沉醉,据说旱烟是生津之物,吧答吧答抽几下,口里便满是液体了,口水从烟袋嘴和嘴角的边缘溢出来,珠玉般的晶莹剔透,光泽盈盈。刘忠良用右手擦拭了嘴角上的口水,望着我笑道:你对村里的公路做啥贡献?我说我没有做贡献。刘忠良说,你看我卷烟叶抽烟很误工吧?你给我一包好纸烟,我就不用自己卷烟了,就算你对乡村公路的贡献。我说你不是不抽纸烟吗?刘忠良说也不是不抽,只是纸烟没啥劲。为了节省时间,不得不抽。于是我把我身上的好烟给他两包,然后又在附近商店买了两条普通烟给他,我说,这就是我做的贡献。

我母亲已经不能劳动了,老了。她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给工地上的村民送开水。我母亲告诉我,修路最不积极的人就是刘忠良他爹,每天上工就骂骂咧咧的,还说那路占了他家的耕地。我问为啥他要这样,我妈说,刘忠良他爹一直要成为全村最富裕的人家,现在让何德新占先了,跑在前头了,刘忠良他爹就不高兴。何德新能拿出钱来架电线、修公路,刘忠良家就不行,即使把家产卖光都修不了路。

12

曾家湾通车是在半年之后,何德新是开着自己的新车帕萨特回来剪彩的。这次他没带老婆李春平回家,也没带小孩。他是一个人开车回家的。何德新开车回家的消息很快在村子里传开了,大家都赶来看他的车。他的爷爷柱着拐棍第一个从屋子走出来,他把车子全身都摸遍了,然后就颤微微地站立着,用对不准方位的拐棍这里敲敲,那里捅捅,拐棍在他手上总是飘忽着。他似乎要弄清车子的每一个“器官”对于拐棍的承受能力。老爷爷懂得阴阳,会看皇历,会做道场,会看风水,装神弄鬼的事他做了一辈子,可他就是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小汽车。他对小汽车好奇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就是这样捅着,摸着,转到了车头的位置,突然间,老人发出了一声苍凉的感叹,喜悦中夹杂着几许惊慌,然后就把嘴唇凑上去了。谁也弄不清他是亲了车一口,还是咬了车一口。车身只是留有一个模糊的印子。

此时,何家院子的人都来了,何德新爷爷的身影被淹没在人群中。崭新的帕萨特很快被围住。村民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同一个想法:触摸。触摸的真切使他们感受到了车子的现实存在。车身迅速在人们的触摸中留下了各种规格和形式的手印,有的指纹都清晰可辨。于是,这辆汽车便与这条公路一样,顿时赋予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和当下印记。

被人群淹没的何德新爷爷叫起来:“我要坐车!我要坐车!”

老人的声音是嘶哑的,是从人群的缝隙里挤出来的。老人的衰老无力决定了声音的行而不远。于是有人传话给正在家里喝茶的何德新,说:“你爷爷要坐车!你出来开车呀!”

何德新就端着茶杯出来了,边走边喝地走到了公路上,看着激动而迫切的爷爷。此时的爷爷正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抓着车门,一副即将登车的样子。何德新把茶杯交给另一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仿佛瞬间接通了电源,只听得汽车的某个部位“唧”地一声响,然后他就打开车门,上车了。何德新的爷爷就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坐过汽车的村民显得很有经验的样子,就上前把车门关上了。爷爷一脸紧张的微笑,目视前方,挤满皱纹的脸上浮动着一层淡淡的傲慢表情。何德新叮嘱爷爷坐稳,他要开车了。车子启动的时候,爷爷的身子向前倾斜了一下。何德新说爷爷你坐好了,爷爷从前倾的惯性中受到启发,这回真的坐好了,将背脊紧贴在座椅的沙发上,爷爷的面部呈现出一副检阅三军的姿态,不过他检阅的是曾家湾的山水和农田庄稼。

看着远去的车子,后面的村民用目光追随着,惊叹着。何德新就把车子开到公路通车典礼的现场。在那里,村上的领导都在等他。他们就在那里进行了简单的剪彩仪式。

那天我也回去了,可是我迟到了。我回家时,他们剪彩已经结束。展现在我眼前的曾家湾确实是大变样了。我家裆门的责任田变成了马路,并由此延伸到了何德新他们家的院子,然后延伸到其他院子。站在我家院门前看村子,全村就数马路最醒目了。我妈见我就说,有大路了,年龄大了,走路也不担心摔跤了。我说这不对,马路上也有磕磕碰碰,走不好也会摔跤的。我妈说,到底是大路好,不崴脚。

何德新开着车子来看我。他的车子里载着他的爷爷。何德新到我们院子是来看我的,可他爷爷不下车,他舍不得下车。他留恋车子里的舒适,他的留念近于沉醉。他要坐在车子里隔着玻璃看蓝天白云,看青山绿水。我妈把饭做好了,把刘忠良也叫来了,然后去请何德新爷爷下车吃饭,可他不肯下车,他说:“我就在车里吃。你把饭给我端来!”

我妈说:“表叔,坐在车上怎么吃饭?你下车吧,吃完了再坐。”

何德新他爷爷非常执著,坚持不下车。他说:“这辈子我就喜欢车。你哪里晓得,上次我孙子说他会开车,我就让他把车子开回来。可是没有路,开不回来,就修了这条路!现在路修通了,我要好好坐一回。过瘾了,就能闭上眼睛死球了!”

我妈无奈,回头对何德新说,你爷爷不下车。何德新一笑,说这个老先人,我原以为他晕车呢,可他坐上去就舍不得下来,身子也挺得住。我妈笑笑,只好把饭给他端到车上。何德新很爱车,从我家拿出一张报纸垫在爷爷面前,怕他掉下饭粒污脏了汽车。爷爷吃毕了,何德新就去收拾碗筷,发现报纸上有许多饭粒。何德新就给爷爷端水喝,爷爷喝了水,就卷起了烟叶,一边抽烟一边继续坐在车子里等何德新。何德新端着爷爷用过的碗筷进屋,问我妈坐不坐车,我妈从他手上接过碗筷,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说,轿车老早就坐过,晕死人了。何德新说还是爷爷身体好。他怕爷爷在车上等得心焦,便与我和刘忠良匆匆喝了几杯酒,就上车了。他要拉着爷爷玩耍,何德新的父亲看着远去的汽车心满意足地笑着。

可就在当天晚上,何德新的车子出了问题。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才发现,停靠在院子里的车子两个后轮胎全扁了,有人暗地里给车子放了气,用锐器扎破了轮胎。公路修通之后的消息传得很快,何德新的新车被人扎了轮胎的事,全村人迅速都知道了。何德新生气,院子里的人也同仇敌忾。人们不理解的是,何德新是菩萨心肠,一个和言善面的黑脸人,没人和他有过节,是谁做了这个缺德事呢?没有人知道。

一气之下,何德新的父母就在院子里骂人。他们保持了长期以来曾家湾人民的骂人传统,对着天空骂,他们相信对着天空骂人会通过空气的流动传得很远,声如洪钟,四山可闻。脏话里的生殖器在空中飞扬着,村里的几百号人都能听见的。直到何德新出面厉声阻止时,他父母的骂声才停止下来。

大家开始猜测是谁做了这件坏事。有人悄悄地说,刘忠良当晚半夜曾经从何家院子路过,从后面看到过他的背影,那个影子就像刘忠良。可刘忠良和何德新是同学,我们都是好朋友,何德新还帮过刘忠良,要说刘忠良给何德新的轮胎放了气,似乎不大可能。轮胎放了气不是大问题,问题是在山村里,车子一坏就算瘫痪了,维修不方便。何德新第二天就到镇子里,请汽车维修部的人开着车来了,车上拉着维修工具,折腾半天才把轮胎补好。之后,他又开着车来到我家,有些不悦地说,有人想整我,我可没得罪人呀。

我妈对何德新的遭遇非常同情。我妈对何德新说,一个在外面发财的人,总有人眼红的。眼红了不好说,不能说,就给你的轮胎放气。给你放气了,他就出气了。何德新说,表婶说得极是。我妈又说,人心是看不出来的。谁扎了你的轮胎,只有轮胎晓得。我妈的表情中有一些搬弄是非的意味,可她说的又是千真万确的真话。

以往何德新来我家时,刘忠良马上会闻讯赶来与我们会面。但这天刘忠良在家里忙着——他正在做一件大事情,他冒着死亡的危险弄了几头野猪崽在家喂养,让它们和家猪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地生活在一起,长大后和家猪自然交配,然后办一个家猪和野猪杂交的养猪场。这个宏伟的计划让我们为之心动,也为之鼓舞。他在中途休息的时候,来我家看了何德新,他对何德新说,听说哪个狗日的扎了你的轮胎?整好了吧?何德新说,整好了,不整好我能开过来吗?刘忠良说,你晚上在我家吃饭,喝点酒。何德新说,你忙你的事,我一会儿就走。刘忠良说,你客气?何德新说,我不和你客气,饿了我就找上门了。刘忠良抽了一袋烟,似乎没有更多的话说,梆梆地在凳子上磕了烟灰,便回家忙活去了。

刘忠良一走,何德新就开始和我谈论他的大志向。他说他每次回家看到家乡的样子他都着急,难受,虽说曾家湾算不上穷山恶水,穷乡僻壤却是算得上的。他希望再过几年回来投资,在曾家湾办一个乡村工厂,让村民们都富起来,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现在通了电,通了路,有了一定的基础,慢慢就会好起来的。我妈在旁边插嘴说,你娃儿为全村办了这么多好事,是积德行善了,大家都夸你呢。何德新被我妈说得不好意思了,他说他就是有点钱,就是要办事。

何德新走后,我妈悄悄告诉我,她真怀疑给何德新轮胎放气的是刘忠良干的。她说昨晚她半夜起夜,看到对门有人往我们院子走来,打着能照好远的大电棒。我妈说,全村只有刘忠良家有大电棒,是他自己改造的,刘忠良有手艺,懂电,也会偷电,他把原先的电棒加长了,能装五节一号电池。他还能让废旧电池发光。你看,半夜三更从对门过来,不是他又是谁呢?我说,妈,你千万不能对别人讲,讲出去就是是非了。再说,我们不能光凭电棒就能证明干坏事的那个人就是刘忠良。我妈说,我不就是对你一个人讲嘛。

13

何德新此次回家,再没有走出曾家湾。他出车祸了,翻车了。他是在离开曾家湾的那天翻车的。他在绕盘山的公路下行时,轮胎爆裂了,他的小汽车一下子栽进了山沟,正好掉进了我们小时候划澡的那个小河里。

何德新死后保持着生前体貌特征的完整性,他的模样不像死,没有外伤,没有变形,鼻孔只有一点血,像是小时候流鼻血的样子。村民们把他从车子里救出来时,他还没有断气,还冲着大家微笑了一下,然后就悠然从容地闭上了眼睛。就在他闭上眼睛的第一时刻,一团白茫茫的大雾涌进了小河笼罩着抢救他的村民们。村民们抬着他的尸体上山时,大雾又跟着上山了。曾家湾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大雾,一团团的大雾又黏又稠,像是打包似的,随人而行,伏地游荡。大雾制造了曾家湾前所未有的神秘童话。

何德新的爷爷知道孙子去世的消息后,瞬间就倒在地上了。他没有死,也没有生,不吃不喝。无论众人怎样呼天叫地,他一概不理会。他以他仅存的一丝呼吸表明他介于生死之间,终日由乡政府派来的医生陪伴着,老人把他心爱的孙子和全村人的疼痛完全束之高阁,置之度外了。

何德新的死成为震惊曾家湾的历史性事件。这比修公路比架电线还强烈得多。曾家湾的人一直认为,像何德新这种好人是不会死的,毛主席会保佑他,上帝会保佑他,菩萨会保佑他,全村人民会保佑他的。但是,何德新却偏偏去了。他的离去换来了曾家湾史无前例的社会反应:全村人民集体戴孝,集体流泪,集体痛哭,集体出动为他送葬。何德新下葬的那天是大太阳,万里无云,但路上却是稀泥,都说是村民们的泪水打湿了这条路,泪水在阳光下变成了水蒸气,凝结上升,又形成了一粒粒稀寥的细雨,严格地说根本就不是雨。坟墓当天就修好了,老村长带着上千名村民在坟墓前集体下跪,默哀,并有三百多个妇女专门哭丧,隆重而壮观的哭声在四山之间冲撞着,再从山壁上反弹回来,形成轰轰然的共鸣效应,在天地之间回荡着。刘忠良哭天抹泪的,连嗓子都哑了。我和我妈也在这个队伍中。我妈已经老了,七十多岁的身体已经不允许她老人家这样跪拜了,可她坚持要跪下,我只有扶持着她,可是我不断流出的泪水和鼻涕总会沾在她的白发上。几分钟后,当大家站起来时,所有人的膝盖上都粘着黄色的泥巴,裤子像是村子里专门订做的统一制服。

就在这时,出现了一道横跨东南山头的巨大彩虹,直接悬挂在何德新墓地的上空。大家一齐把脑袋望向天空,他们挂着泪珠,看着蓝天,太阳把他们脸上的泪珠映成了彩虹的颗粒。彩虹的出现颠覆了“不经历风雨不能见彩虹”的传统说法,无风无雨,彩虹也出现了。村里的老人们说:怪了!怪了!这不是何德新的魂么?

何德新爷爷是在十天后醒来的。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孙子做了三天道场,为何德新招魂。稍稍安静下来的村庄再次喧闹起来。灵堂设在村委会的办公地,没有灵柩,只有灵房。为了陪老人做道场,村委会专门请来了吹鼓手唱当地民乐《孝歌》,间或放一些邓丽君和李谷一的歌曲,使古老的道场充满了现代性。而主体还是何德新爷爷所做的道场。老人有气无力地从嘴里哼着谁都听不懂的句子,做着谁也看不懂的怪异动作,一种浓厚的、阴幽的宗教氛围弥漫了整个村庄,让人心生敬畏。悲伤中的村民把道场的现场围得水泄不通,因为看不懂也听不懂,他们便觉得深奥无比。村民们都是无神论者,他们不信鬼神,但却相信何德新的魂魄能够让他爷爷招回来,何德新就不再是死人了。

奇迹是在第三天出现的。何德新的爷爷正要宣布道场结束时,一只红色的鸟儿从灵堂的某一处飞了出去,这惊人的一幕大家都看到了。何德新的爷爷说:“何德新没有死,他已经变成神鸟飞走了。”

何德新爷爷的话具有告示的意味,同时也是一锤定音、一言九鼎的。没人怀疑他的话,没人怀疑何德新死了。道理很简单,办了三天道场,灵堂里没有进去过鸟儿,那飞出来的鸟儿是什么呢?不是何德新又是谁?因此,大家有理由认为,鸟儿是虚无的,何德新才是真实的存在。

这一年,我们几个同学应该是三十四岁或三十五岁。变成神鸟的何德新三十五岁。

14

既然何德新没死,全村人都要像他活着那样对待他。大家很感念他,逢年过节的时候,各家各户的餐桌上,都要给何德新斟一杯好酒,给他放一把凳子,请他入席就座。我第一次遇到这个场景是在我家。那次我回家看母亲,首先我去看望了何德新的父母和他爷爷,然后回家看我父母。吃饭的时候,我妈多加了一把椅子,多倒了一杯酒,说是要给何德新留着。我妈对着空位子说:“何德新,吃饭了。平娃子回来了,你们同学要好好喝几杯。”我妈说话的时候煞有介事不容置疑。我看着旁边的空位子,心中发悚,想哭。我没有问为什么,我妈怕我不明白,又说:“现在全村都这样了,何德新是神了。我们敬重他。”在母亲的口气中,她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代表了一种集体意识。

就在这不久,刘忠良也死了。他也是死于车祸。只是,他骑的是自行车,由于车速太快、刹车失灵栽进了山沟。刘忠良死后,都说他是为人不忠的结果,村里盛传他扎过何德新汽车的轮胎,是他把何德新害了的。他的死给曾家湾村带来了一个新的习俗,司机上路前必要给何德新敬酒一杯,以求平安。因为何德新是神,大家都希望获得神灵的保佑和荫庇。

白驹过隙。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一切都物是人非。曾家湾的村容村貌已经大变,家家户户都是小洋楼了。我的父亲母亲都变成了一堆坟墓。村里人还是走着何德新修的路,用着何德新架的电线。如果我的同学们还活着,何德新应该是四十七岁,刘忠良四十六岁,我也是四十六岁的人了。

责任编辑 陈晓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