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烈云 何家伟 陆汉文

本研究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转型期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课题编号:06JZD0034)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预警及其干预机制研究”(课题编号:05BSH010)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 现代社会进入风险社会。社会风险是潜在的危机,公共危机则是社会风险的实践性后果。如何预防社会风险、控制已经发生的社会危机,成为社会学关注的问题。预防社会风险控制公共危机需要跨学科的合作,而突变理论则为审视社会风险与控制公共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中大量不连续现象,可由某些特定的几何形状来表示。只要控制参量的个数符合要求,我们就可以借助级数展开式完全预测机构的定性状态,此即突变理论对社会风险预警的参考价值。一旦出现公共危机,我们借助控制变量与状态变量的关系可以尝试研究从理论上对之进行防控。

关键词 突变理论 社会风险 公共危机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6-0161-08

突变理论诞生后,已经被较广泛地运用于科学研究中,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相关研究如:凌复华:《突变理论——历史、现状和展望》,《力学进展》1984年第4期;赵松年:《突变理论及其在生物科学中的应用》,《大自然探索》1986年第1期;沈骊天:《突变理论的哲学讨论》,《大自然探索》1986年第4期;田盈:《基于突变理论的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模型》,《重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6月增刊;孙尧:《突变控制技术及其应用研究》,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5月;余茂迪:《对突变经济系统预测问题的研究》,《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周绍江:《突变理论在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应用》,《人民长江》2003年第2期;胡晓婷:《基于突变理论的复杂网络系统行为预测研究》,《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7年3月;付成华、陈胜宏:《基于突变理论的地下工程洞室围岩失稳判据研究》,《岩土力学》2008年第1期;门峰、刘子先、杜慧滨:《基于突变理论的评价方法在经营者激励评价中的运用》,《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等。),但在社会学中的应用却很少为人注意,笔者不揣陋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辨义

20世纪初一位风险管理专家就预言:“20世纪是保险业的世纪,21世纪是风险管理的世纪。”

③李航:《我国转型期弱势群体社会风险管理探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页。)现代制度的构建虽然提高了人们认识和防御风险的能力,但也产生了新的更大的风险,制度系统越复杂和精致,社会风险及其后果的不确定性就越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社会可看做高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理论所要揭示的是:风险的解决不是要消除现代性制度,而是要对它们进行反思性变革,避免付出更大的经济成本与社会代价。③乌尔里希•贝克甚至认为,中国由于正在全面迈向现代化,用3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两三百年现代化的里程,期间社会转型的痛苦、震荡是不可避免的,宛如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快吃一盒压缩饼干,短时间可能还尚无饱意,但不久肠胃胀痛与不适就会接踵而来,因此,中国也即将进入“高风险社会”。(注:〔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什么是全球化?全球主义的曲解——应对全球化》,常和芳译,吴志成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代序”,第5页。)贝克的断言是否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还很难妄下断言,但毫无疑问,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确实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

到目前为止,风险一词的词源仍然不是十分明确而且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来自于阿拉伯语,一种认为来自于古希腊语,第三种认为来自于拉丁语。而根据卢曼的分析,“风险”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被发明出来是在从中世纪的晚期向现代的早期转换的阶段,它最早被发现存在于中世纪的文献中,但只是伴随着印刷业的出现,才出现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中。⑥⑧

刘岩:《发展与风险——风险社会理论批判与拓展》,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9月,第18、26、27页。)从字面的意义上来看,“危机”的概念最初来源于希腊语,普遍用于医学领域,以形容一种至关重要的需要立即做出相应决断的状态。直到18世纪至19世纪“危机”一词才逐步被引入政治领域,表明政治体制或政府面临的紧急状态,是相对于政府的常规性决策环境的一种非常态的社会情境。“危机”在古希腊语中指游离于生死之间的状态。(注:张小明:《公共危机预警机制设计与指标体系构建》,《理论与改革》2006年第6期,第28页。)

公共危机与社会风险在概念上有诸多相似,这种相似源于“危机”与“风险”概念的相似。和“风险”一样,“危机”的概念也总是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但公共危机与社会风险有着实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也源于“危机”与“风险”的区别。“风险”是抽象的,“危机”是具象的;谈“风险”是为了揭示问题,谈“危机”更侧重解决问题;“风险”的概念是为了反思,“危机”的概念则是为了控制。对“危机”进行探讨的动力来源于对其进行管理,因而强调“决策”,而对“风险”的分别更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现代性”,强调“自反性”。关键在于,任何风险在发生之后,却不能称之为风险,只能称之为危机,而危机在发生之后,仍称为危机。风险是因,危机是果,二者之间有一定因果关系。(注:张海波:《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第114-115页。)公共危机的特征,除了符合传统危机的发生与否的不确定性、决策时间的紧迫性和损失程度的严重性等特征外,最主要的是它们具有公共性。首先,它们导致了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从而影响公共机构的预算;第二,它们极大地影响了公共利益;第三,对于这些危机的管理需要公众高度参与。(注:童星、张海波等:《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 )是第一位研究风险问题的社会学家。她从文化理论的视角率先解释了公众不断增强的风险意识和关注科技风险的新现象。詹姆士•肖特(James Short )则强烈呼吁社会学家要将注意力转移到从宏观视角出发侧重于“风险分析的社会转型”维度。而尼古拉•卢曼(Niklas Lumann)则提出了“生态交往”分析和风险社会学。⑥相对于风险社会学而言,风险社会理论最为流行,也是研究社会风险问题的主导理论模式。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是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在《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一书中首次提出。朱力著:《变迁之痛——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序言”。)他明确将未来社会界定为一种风险社会,指出现代社会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之中。⑧(世界)风险(社会)的概念意味着:(1)既非毁坏也非信任(安全),而是真实的事实;(2)(依旧)与事实相反的是,一种具有威胁性的未来,变成了影响当前行为的参数;(3)在数学化的道德中,它结合了事实、声明及价值声明;(4)在人为的不确定性中所表述的控制和控制的匮乏;(5)在认知或重新认知的冲突中被意识到的知识或无知;(6)被同时重构为全球性的,地区性的“全球地区性”风险;(7)知识,潜在的影响和有症状的后果间的差异;(8)失去了自然和文化间的二元性的一个人造的混合世界。〔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风险分析需要一种跨学科的手段;对被建构和质疑的风险缺乏社会学想象力的风险科学是盲目的;不了解威胁的由技术制造的“第二性”的风险科学是天真的。②〔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6页。)风险社会不仅要求有国家,而且要求私有公司和各门科学开放其决策。②

也正因为如此,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的研究需要跨学科的合作。“风险社会”是公共危机频现的时代背景,“公共危机”则是风险社会无法回避的表现。由“风险社会”到“公共危机”的转变,实现了社会政治学概念到公共管理学概念的转变。这种横向的过渡本质上意味着更强的实践性和现实关怀。由“风险”到“风险社会”的转变实现了经济学话语向社会政治学话语的转变;由“危机”到“公共危机”实现了管理学话语向公共管理学话语的转变。这种纵向的提升在本质上意味着私人话语向公共话语的转变。因此,可以这么说,危机是风险的实践性后果,公共危机则是风险社会的实践性后果。童星、张海波等著:《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突变理论的诞生,使数学理论运用于社会学领域,为审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可以说是数学向社会学“开放”。

二、突变理论的解释逻辑

突变理论,这一用语由英国学者齐曼(Zeeman)提出,后来为法国学者勒力•托姆(Thom,R)(也有国内学者翻译为“雷力•汤姆”)在其著作《结构稳定性与形态发生学》(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Morphogenesis )中得到应用与发展。⑨〔法〕勒力•托姆:《突变论:思想和应用》,周仲良译,张国梁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99、123-124页。)后来,突变理论逐步发展为三大学派,它们分别是法国的托姆学派、英国的齐曼学派和前苏联的阿诺尔德学派。⑥〔前苏联〕阿诺尔德:《突变理论》,陈军译,李培信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10月第一版,“中译者附言”、第2页。)伦敦的泰晤士报宣称突变理论为“20世纪最重要的知识成就”。

突变理论起源于哈斯勒•惠特尼关于光滑映射的奇点理论,以及彭加勒和安德洛诺夫关于动力系统的分歧理论。所谓突变就是由于系统对光滑变化的外部条件的突如其来的反应而产生的突发的变化。⑥突变理论(catastraphe theory)是研究不连续现象的一个新兴数学分支。作为数学的一部分,突变理论是关于奇点的理论。所以当应用于科学问题时,它直接处理不连续性而不联系任何特殊的内在机制。这就使它特别适用于内部作用尚属未知的系统的研究,并适用于仅有的可信观察具有不连续性的情况。⑧〔英〕桑博德:《突变理论入门》,凌复华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3年7月第一版,第1页,“译者的话”。)一般所讲的突变理论,实际上是初等突变理论,它的主要数学渊源是根据函数把临界点分类,进而研究临界点附近非连续性态的特征,即为有限个数的若干个初等突变。把这样得到的知识与不连续现象的理论分析和观察资料相结合,就可以建立数学模型,更深刻地认识不连续现象的机理并作预测。特别是在生物学和社会学中,许多现象很难用其他数学方法处理,却可以应用突变理论。⑧

突变理论的应用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第一类属于这一理论的“严格”应用,是硬理论。应用精确的定量规律提供了可应用于正规的突变论(物理学和力学)的模型。在这种情况下应用突变理论,对解的整体特性及其奇点能够很快地作出“定性”的解释。此时,只要方法得当,在原则上就总能进行精确的定量计算,从而保证模型具有预测的能力。用在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第二类模型是软理论,它从一种属于解释性的经验性形态出发,在控制空间上构造微分系统的场,力求使观察到的形态与模型突变集一致。一般说来,这些微分系统只是在近似光滑等价的意义上定义出来的,因此要作出定量预测是不可能的,这类系统的作用在于用区域间发生冲突的概念为理解实际情况提供一种整体的观点,它还允许对可能产生实验形态的动力学作相似的分类。这类定性模型主要用于对现象进行解释和理解。⑨在社会学领域的应用正是属于第二类模型,软理论。

对于突变理论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借用齐曼突变机构来说明:

上图是齐曼发明的一种示教模型的简图。它很容易制造,最简单的步骤是找两根几乎完全相同的橡皮筋。取它们的未拉伸长度为单位长度。用卡纸剪一个直径为一个单位长度的圆盘,并在接近周边的Q点按一个图钉,使针尖朝上。用图钉穿过圆盘的中心,把圆盘装在一块合适的底板上。把两根橡皮筋套在Q点的图钉上,并用第三个图钉固定其中一根橡皮筋的另一端于底板上距O为两个单位长度的R点处。余下的一端P则任其自由。尺寸都是近似值,无需搞得很精确。在突变机构所在的平面内慢慢移动P而使它动作。试验一段时间后,我们会发现一些奇怪的特征。其中最明显的是,P的位置有微小的改变时,突变机构的响应几乎总是平稳的,然而它有时也会突跳。如果在底板上标出发生跳跃时P的位置,我们会发现它们形成曲边钻石形的轮廓线。但也可使P越过轮廓线而不引起跳跃。例如,如果我们使P点垂直于机构的对称轴越过钻石形作前后移动,则在两个方向上都只有一次跳跃,而且它们并不发生在同一位置上。最后,如果P在钻石形之外,则圆盘只可能有一个平衡位置,但若P在钻石形之内,则圆盘有两个稳定平衡位置,其一是Q偏向左面,另一是Q偏向右面。如果我们仔细操作,还能在这两个平衡位置之间找到第三个平衡位置,但它是不稳定的。②〔英〕桑博德著:《突变理论入门》,凌复华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4-5、14-15页。)

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所谓突变理论产生定性结果的说法意味着什么。我们用方法进行分析,因而结果是定量的。我们关心的不是预测图中所示那一个具体的突变机构的性态,对它的一些尺寸的选择纯粹是为了计算方便。我们真正想要做的是要理解为什么在那种普通设计的一个机构中会以一种相当特别的方式出现突跳。采用通常的方法,我们能够精确地确定将会出现不连续性的那些点,但只是对一个有点理想化了的机构。我们没有说明的——这是我们真正想要知道的,并且一般(但并非总是正确地)被看作是“显然”的——是对于任一个大致相似的机构,跳跃的模式会是相同的,而跳跃可能发生的点的集合,会构成一个曲边钻石形。突变理论所提供的正是这种类型的定性结果。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结果的“局部”性。我们的分析确实是局部的,因为我们是在B点的一个无限小区域内进行运算的。然而这个结果却在一个大得多的区域内是成立的;事实上,一旦我们确定了所有四个尖点,我们就可以借助级数展开式完全预测机构的定性状态。这也是突变理论的许多应用的特点。在突变机构的情况下,突变理论,可以预测“靠近”每个尖点(即在每个相邻的半钻石形内)的跳跃模式。②

托姆用拓扑学的方法证明了:可能出现性质不同的不连续构造的数目并不取决于状态变量的数目(这可能很大),而是取决于控制变量的数目(这可能很小)。按照托姆突变理论分类定理,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中大量不连续现象,可由某些特定的几何形状来表示。只要控制参量的个数不超过5,那么,按某种意义的等价性分类,总共有11种突变类型。但发生在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的四个因子控制下的形形色色的初等突变,概括起来只有7种性质的基本类型,如下表所示。这些数学模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普遍性,其证明是相当困难的,但掌握证明的结果却是比较容易的。②李士勇、田新华:《非线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8、61-62页。)

表格来源:李士勇、田新华编著:《非线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8页。

在7种基本突变类型中,最常用的两种形式是折叠突变和尖点突变。其中又以尖点突变最为广泛。我们在此处介绍齐曼的突变机构和托姆的基本突变,都是想要说明,突变论在经济学、社会学中,可以定性应用。在定性应用中,不仅描述系统的动力学方程不知道,而且描述问题的状态变量及其个数也不能准确地确定,只能凭借对问题的感性知识或实验做出推测。然而,以拓扑学为基础的突变理论对这种推测提供了根据,使问题得到简化。例如,剖分引理把状态变量分为实质性部分和非实质性部分,而突变只与实质性状态变量有关,实质性状态变量通常很少,只有一个或两个。这样,选择能代表突变发生的实质性状态变量就不难了。在实质性状态变量和独立控制参数选定之后,对于定量极差的突变现象就可以用突变理论的结果对其进行解释和描述。之所以一个尖点突变可以来解释许多学科众多的突变现象,是因为突变论用拓扑学的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保留了突变现象中的共性。突变理论与具体模型无关,它表现为一定范围内突变现象遵循的普遍原则,这正是突变理论的结论所在。②

突变理论对于揭示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的本质特征具有重要价值:我们在前文分析过,社会风险是潜在的,指向未来的损害或者破坏,公共危机则是社会风险的实践性后果。突变理论为社会风险(潜在的社会威胁)的预测提供了一些借鉴意义。

无论是突变理论还是社会风险,其共同的本质特征即在于冲突的不确定性(或者称为不可计算性)。突变理论是研究不连续现象的一门数学分支,许多现象很难用其他的数学方法处理,但是用突变理论却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英〕桑博德:《突变理论入门》,凌复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7月第一版,“译者的话。”不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冲突的孕育都带有一种不确定性。(注:〔法〕勒力•托姆:《突变论:思想和应用》,周仲良译,张国梁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00页。)社会风险,尤其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制造的风险,其本质特征与突变理论中的突变一样,也表现为不确定性(不可计算性)。风险的可计算性是一个经济学或金融学的问题,不可计算性则是一个社会学、政治学或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对于人为制造的风险具有不可计算性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来源于人为制造风险的复杂性,如食品中的有毒成分可能来源于几十年前除草剂的滥用或几千公里外的污染,也可能源于唯利是图的商人的不良行为;另一方面,来源于不确定性,它破坏了“大数法则”的基础。⑥童星、张海波等:《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27页。)

突变理论与公共危机的本质特征则在于,突变理论可以将突变进行分类,如果我们把握了突变的类别,则可以从理论上对之进行研究、控制。在公共危机中,由于人为制造的公共危机占据了公共危机的话语主导权,这些公共危机可以通过改变人类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来进行控制。⑥例如禽流感的爆发、中国“非典”的爆发、全球温室效应的产生、社会突发事件的持续等等,无一不与人类的实践活动有关:预防禽流感,应该尽量减少与病死家禽的接触,做好消毒工作;防止非典,人类则应洁身自好,爱护动物,不吃未经检疫的野生肉类;减少全球温室效应,人类则应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还地球清洁;减少社会突发事件的发生,社会应当尽量缩小贫富差距,尽量给公民提供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

三、突变理论与社会风险的预警

对于潜在的冲突,每一种显然是不确定的自然(或社会文化)现象都需要引起大脑的注意。如果不确定过程的确定性结局对于我们的诚实性是一种潜在的威胁,那么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的要求最终就会使人产生一种心神不宁的感觉。另一方面,即使过程对我们并无明显的影响,它对我们仍然会有极大的迷惑力。关于这种孕育“机会”的现象无疑有其一般的动力学原因:每种不确定情况都可比拟为处于不稳定位置的物体(如立于锥尖的锥体)。当它向一个稳定状态移动时(锥体倒在一条母线的位置上),不确定性也就减小了。在这种“突变”中,能量较高的位置(亚稳定平衡)过渡到能量较低的位置时,就将释放出能量。这种能量在环境介质中扩散,根据“突变的传染性”原理,就会引起次要的突变,这种突变将可能对我们的肌体或利益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因此,我们应当尽可能确切地了解不确定情况可能产生的后果,以便采取措施防止威胁性突变的出现,至少也能预计一下各种可能结果在空间扩散的情况。(注:〔法〕勒力•托姆:《突变论:思想和应用》,周仲良译,张国梁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00页。)实际上,突变现象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社会、人类思维过程的运动变化过程之中。悬挂重物的绳子,它的状态——形变由外部控制因素——由悬挂物的重量所决定。当我们从零开始不断增加重量时,形变成正比例关系相应增加,这是属于渐变的阶段,当重量超过一定限度时绳子就会断裂。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绳子断裂并不是发生在重量刚刚达到那个限度临界值的时刻,当重量刚达到临界值时,绳子并未断裂,这时我们不再继续变动控制因素——重量,足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绳子断裂——即状态跃变的过程,恰恰发生在控制因素并未变动的这段时间里。换句话说:控制因素小于或大于临界值时,状态都由控制因素唯一决定。但当控制因素等于临界值时,绳子的可能状态就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既可“不断”,又可“断裂”。这种情况下控制因素虽不变动,状态却会自动地由“不断”跳跃到“断裂”,这时控制因素并不能唯一决定状态,状态跃变是内因自身引起的(突变理论指出了是何种内因,如何引起了此种跃变)。③

沈骊天:《突变理论的哲学讨论》,《大自然探索》1986年第4期,第167、168页。)一般的社会现象中,突变也是经常可以碰到的,军事中的倒戈叛变行为,往往并不是发生于正在施加威逼利诱之时,而是发生在控制因素达到临界值但并未继续变动之时;由内部因素自身变化而引起行动突然跃变的,革命并不一定发生于大规模镇压施加之时,而往往是发生在镇压过后,控制因素尚未有新的变动之时,由内部因素而引起统治者意料之外的突然爆发的。许多社会突变事件都不是发生于外部控制因素加剧的当时,而是在外部控制因素停止变动时突然发生。③

突变理论告诉我们,一个超稳定的社会并不一定是真正稳定的,超稳定的社会实际上在内部是暗流涌动,只有一个内部和谐的社会才是真正稳定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从突变理论的角度来讲,这已经显示出,中国的高层决策者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构建和谐社会对于尽量消弭潜在的社会风险的重要作用。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要尽量消除社会的不稳定,把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降到最低、最小,事前预防显然要比事后的控制更加重要。

突变理论还说明,若想防止社会稳定出现波动,必须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防范未来的社会风险和即将出现的公共危机。只有这样社会对于可能发生的危机才能够更加做到“防患于未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史就是人类依靠自身的预警能力,趋利避害求生存的历史。历代开明政治家无不居安思危,利用各种预警和控制方法谋求天下太平和长治久安。(注:阎耀军:《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卷首语”第2页。)社会预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突变理论为社会预警提供了理论前提。突变理论表明,通常的控制,可控阶段的状态都必须是稳定态,控制因素也要时刻注意保持状态的稳定态,得到稳定态才被认为是有效的控制。同时,需要对社会采取演化过程控制,而非暂时的状态控制,演化过程控制才是高瞻远瞩的全过程控制。真正有效的社会控制,是控制元件与受控系统共同参加高层次的控制,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共同当家作主,是外因与内因配合作用。③沈骊天:《突变理论的哲学讨论》,《大自然探索》1986年第4期,第171、172页。)如果控制因子的变动绕过分支曲线,不进入分支集,就可以使某一突变不发生,因为它并没有达到临界点。为了防止某一突变,为了绕开分支集,控制因子需要迂回,往返变动而不能一味单调地增加或减少。对某一已接近临界值的,有可能将爆发的事变,为了避免它的发生,外部控制因子应当从原来一直增长的情况适当退让,或从原来一直减少的情况适当增补,待绕过分支集(消除事变的可能后),再按原先的趋势(原定的方针)变动控制因子。③

四、突变理论与公共危机的防控

如果说突变理论为社会风险提供理论支持,是为了“先发制险”的话,突变理论对于已经发生的危险——公共危机则可以提供控制层面的理论支持,从而尽量将公共危机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我们可以用狗的攻击作为例子。狗同时又发怒又恐惧。若不用突变论模型,似乎两种刺激将互相抵消呈现平静的中间状态。但实际情况却是中间状态极少发生,而两种极端状态出现概率较高。我们用水平面上两根轴分别表示发怒和恐惧,这是成为突变原因的连续变化的因素,称为控制变量。竖直轴表示狗的行为的变量,如仓皇奔逃、退缩、回避、漠然、惊叫或咆哮进攻,称为状态变量。对于控制平面上的每一点,即对于发怒和恐惧的每一种组合,至少存在一个最可能的行为,即得到一个行为点,这些行为组成行为曲面。突变论模型表明行为曲面在中间发生折叠。在表示最少可能行为的中间叶,控制变量的微小变化均可能导致状态变量的急剧突变,表现为狗受到逼迫时的行为。这类突变论模型称为尖点(也有称为尖顶)型突变。〔英〕桑博德:《突变理论入门》,凌复华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3年7月第一版,“译者的话”,第2-3页。)如果我们将狗转向来分析人,也可以进一步认识突变理论的作用。

这里以2008年11月发生的多起出租车罢工事件为例加以具体讨论。

据人民网报道:2008年11月3日到12月1日——不到一个月,中国出租车业共发生“罢运”事件19起。管理费过高、黑车泛滥、油价高、加液化气难等,被媒体多次提及。与此同时,民众如何与政府对话并获得回馈,也成为事件带给社会的思考。(注:《出租车罢运处理:黄金48小时如何处理》,http://society.people.com.cn,2008年12月24日。)较为典型的是重庆市出租车罢运事件。如果我们以配合与罢运分别作为控制变量,以政府的决策(积极或消极的)为状态变量。控制变量有2个,状态变量有1个,它属于尖点型突变。在这个突变中,如果政府对该群体的要求与诉求进行认真地梳理、考虑,则出租车司机有可能配合而继续进行运营,反之,则容易激化矛盾,造成更持久的罢运事件。其实,早在2008年7月,重庆市出租车行业因为“管理费过高、加气难、租价不合理及黑车泛滥”等因素的存在就有罢运之意向。尤其是重庆市的黑车,可谓是沉疴难愈,2007年底,重庆市主城区假冒、克隆出租车已达1500～2000辆,当时正规出租车总量为7000多辆,两者之比接近1∶35。在的士司机看来,夸张的比率背后是政府执法部门的监管缺位。如果政府能更好地构筑一个与民沟通的意见渠道,罢运或许不会一再发生。一旦重庆市出租车全部罢运,则会给重庆的交通及市民的出行带来很大的不便。无论是罢运还是配合,都是可以被控制的变量,但它取决于政府对待罢运与配合的态度,即积极的考虑出租车司机的要求,还是消极地对待该群体的诉求。罢运初始,重庆市道路交通管理局认为是“少数人操纵了这次出租车全城罢运事件”,公安机关也在城区以高压姿态劝阻罢运并告知公众将全力调查操纵罢运的“幕后黑手”。但很快,这些定调有了变化。当日上午,重庆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启动应急预案。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重庆市官方已经将这一事件的定性由“少数人操纵”改为“因受阻不能正常营运”。面对司机们提出的要求,重庆市交通委员会的负责人开始明确表态——“罢运的四项诉求有其合理性”。政府发言人说:“由此给广大市民带来的出行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3日下午,重庆市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启动出租车票价调整的调研工作,征求各方意见,按照相关程序,提出方案。与此同时,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在人民广场组织了近100辆出租车,推动恢复运营。很快,出租车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出租车罢运事件说明,如果当地政府采取积极的疏导措施,局面基本可以控制,出租车市场基本会恢复正常运营。反之,如果当地政府消极对待,不认真考虑司机的合理诉求,则容易导致场面失控,并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从而引起当地社会的更大动荡。在这里,状态变量(积极或消极)决定了控制变量(配合与罢运)的变化,即政府的决策如何往往决定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趋势。假如说重庆市政府坚持认为是有人操纵,实际上对于司机们来讲可能会选择继续罢运,如果政府积极考虑司机们的合理诉求,则其积极的行为有可能换来司机的配合,即停止罢工,恢复运营。这就是从理论层面我们尝试用突变理论在控制公共危机方面应用的一种分析。

总而言之,突变理论的产生,对于社会风险的防范与社会公共危机的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于揭示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的本质特征也具有其他理论无法取代的参考价值,突变理论在风险社会学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作者单位:丁烈云,华中师范大学

何家伟,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陆汉文,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责任编辑:曹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