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通过对民国时期新旧文学/文化经济状况的考察,实际上得出一个结论,即新旧文学/文化在运营的总体趋势上分途,新文学/文化依托新型书刊业提供的强大生产力和先进营销手段,占领了大众文化市场,在喧嚷的公共传媒空间压倒了旧文学/文化,成为大宗的文化生意。另一方面,旧文学/文化由于受众的不足,不足以采用大规模的复制生产,主要还沿袭着传统的方式,采用手工作坊式的零星制作,但当其退回到中上层文化圈之后,在某些小范围内,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经济能力。

关键词 新文学/文化 旧文学/文化 经济状况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6-0080-08

根据布尔迪厄“文学场”理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权力资本之间存在着转化关系,获得文化资本的人,可以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机制将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的、政治的资本。在此,笔者所关注的是在民国这一历史场域内,新旧文学/文化的经济转化能力这一有趣话题。

一、新型报刊业的兴起

西方输入的机器印刷以及新型的书、报、刊经营方式,相对于依靠传统手工作坊进行生产的中国书业来说,无疑是文化传播上革命性的变革。首先,先进技术的引入,带来效率的惊人提升。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史料做一个对比:1865年8月15日,张文虎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载:“若用写手六人,发刀十五人,挑清四十人,一日出字六千,一月出字十八万”(注:[清]张文虎著,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53页。),张文虎是清咸丰光绪年间著名学者,曾入金陵书局前后达十年,对于当时书局刻书情形正是行家里手,他日记中的记录可以说代表了手工作坊式刻字的工作效率,而当时,“新式浇字机,每小时可铸字三千枚”③徐浣:《我国之纸及印刷》,《报学季刊》1935年第2期。)使用机器设备进行印刷的技术,与手工作坊式的印刷相比更不可同日而语——“英国之阿鲁霍式,一小时可印九万六千张,法国之玛利诺尼式,一小时可印二万五千张,至美国和氏轮转机,每小时可印三十万张。”而以手推或脚踏为动力的手工作坊式印刷,每小时只不过“约可印数百张”。③其次,在经营方式上,引入了西方机制,“充分运用资本主义的商业经营方式,一面在各大城市设立分店,一面又运用各种手段促销”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人民出版,2001年,第38页。),建构了一整套现代的行业机制,使书刊的传播更为便捷、高效。

就成本、传播速度、发行范围等方面来说,以机器生产和资本主义运营的近现代书刊业,都有传统手工作坊式的书业生产不可比拟的优势。这种新型的变化,急剧地改变了中国书业的格局,沿袭几千年的手工作坊式书业生产和经营模式很快式微,在强大雄劲的近现代书业压迫下历史性地退出了公共空间。让人感到极大兴趣的是,新旧两种书业极为密切地联系着新旧两种文化的传播。在民国这一公共的历史时空中,新文化与新书业成功联姻,占据了新书业的主流,而旧文化对新书业的示爱却屡遭挫折,有的不得不退回到旧书业,依然沿袭手工作坊式的个人刊刻模式。当然,并不能说旧文化是与新书业绝缘的,相反,旧文化也积极利用新书业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对于作者本人来说,也是获得稿费和版税的途径,只不过,相对于新文化书刊,文言的书刊读者受众有限,发行量少,书商并不热衷,大量个人的旧体诗词文集是通过私人刊刻的方式问世的。这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又有意思的现象。这个现象所透露出来的历史信息,就是底层的文化需求,在教育普及、思想启蒙、救亡图存等等诸多必然性要求下,使以白话文为工具的新文学/文化历史性地成为时代主流,而以注重积累、学养、技巧,以修身养性、传播道德礼教为目标的古典文化,以其文字的艰深,表达的晦涩在公共空间里渐渐失去了影响力。

从新旧文化在传媒方式的选择上看,旧文化被迫退守传统的手工作坊式的个人刊刻方式,为新文化的传播让出了康庄大道,同时,旧文化也为自己预留了生存涵养的空间。相对于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化,新文化其实非常短暂,旧文化并不是过气的死文化,而是现实中文化建设的生动力量,旧文化传统中具有普泛价值的理念还是必须吸纳和发扬光大的。选择传统手工作坊式的刊刻方式,对于旧派文人来说,可能并没有感受到新书业的拒斥,而只是一种传统行为方式的沿袭而已。检查史料,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基本是自备材料,或与刻书坊合作,通过个人的方式印行自己或亲朋的诗文集。以郑孝胥为例,在其日记中就有大量个人刊刻的相关记载:

1930年4月12日,“罗子经来,代制印泥四两,甚佳;欲印诗集,托觅刷工。”

②③④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2278、2278、2279、2282页。)

1930年4月17日,“罗子经来,商印诗事,托代买棉连七千刀,先付钞一百四十元。”②

1930年4月21日,“罗子经来,携来印刷匠老杨,拟印《海藏楼诗》二百部。”③

1930年5月7日,“新印诗集成,送二部与梅泉。”④

1936年5月10日,“孙小野来,示写刻《海藏楼诗》,十二卷已迄,留校勘;与一百元,使结帐。”⑥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2626、2631页。)

1936年6月13日,“孙小野交来《海藏楼诗》十一、二卷刻板。”⑥

在吴梅日记里,也有大量与刻工和书坊联系的相关记载:

1932年11月2日,“付姜毓麟印《宋词三百首》、《蕙风词话》工料,银洋二十元……”⑧⑨⑩B11＊B12＊(13)《吴梅全集•日记卷》(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9、229、364、400、423、434、436页。)

1932年11月3日,“此次姜毓麟所书样子,正衬随意大小,谱字阔狭不等,校时点板,煞费周章。”⑧

1933年11月11日,“及晚赴姜文卿处,将北词交刊,并付《三剧》印费六十元。(尚欠百元)”⑨

1934年3月10日,“唐圭璋亦至,以足本《龙洲词》见示,盖罗子经(振常)重刻也。”⑩

1934年5月26日,“苏州上艺斋主曾淦泉来,为《未园集略》事,要支付洋二百元,允之。”(11)

1934年7月4日,“知上艺斋主曾淦泉曾来,竹林诗稿,即拟付渠刻也。”(12)

1934年7月7日,“晚立如来,知竹林稿┮烟芮,上艺斋合同亦写就,先付定洋七十元。”(13)

以上只不过选择两个具体的个人为例,其实在民国时期,个人刊刻的记录是大量的,不仅是那些受到旧学熏陶很深的旧派文人,就是那些留学国外多年的著名学者,也还保留着个人刊刻的习惯,如吴宓等人。传统手工作坊式的个人刊刻本身,有其优雅和非功利的一面。民国时期大量著名的旧文化人依然保持着历史的惯性,自己通过手工作坊来印行自己或亲朋故旧的诗文集,虽然这些诗文集本身没有销量,只能拿来送人,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保持着较为传统的行为方式。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对这种传统方式的坚守,并不仅仅是抱残守缺,里面还隐含着审美的内在因素。由于这种私人刻书的行为是一种个人与个人的交往,刻主作为东家,那种亲自参与指导刻工或作坊设计字体,规定行数、边距,选择纸质、油墨等等,也融入了自身的审美创造,比以冷冰冰的机器印制出来大量发行的平装书相比,自然渗透了更多不可言明的快感、激情与审美感悟,而刻出来的书本,也是经过东家精心校对的,具有版本精美、品相上乘的优点。

二、文化是一种生意

在新旧文学/文化斗争共存的民国场域,新的印刷生产力和营销制度的引入所构成的新型书刊业,为一批文化企业的活跃提供了沃土,如商务、中华、世界等著名的书局,都应运而生,做文化的生意。管理这批企业的文化资本家在主观愿望上是以赚钱为目的的,这是经济规律决定的。

新型书刊业,作为一种中性的生产力和制度,天然的需求就是发挥自己急剧提升的生产和销售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要挣更多的钱,而并不在意所生产和销售的是新文化还是旧文化。而是新旧文化本身的读者量,才最终决定了新型书刊业巨大生产和营销能力为谁所用。就是说,无论白话、文言作为生意来说,是不问其自身如何,而是看能否产生效益,能否挣钱。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对所要出的书籍成本和销售行情都有精细的评估,即使著名文化人也要接受经济天平的严格衡量。下面从张元济日记中摘录四条以供参考:

1916年8月26日,星期六

“梦翁估《太炎丛书》价:

纸、印、订、二元三角。面子、套子、四角。全部二元七角。全书一千七百六十五页。

版税三千元。纸版千二百元。

计每部六元九角。

定价十二元,平均六折,七元二角。

初版一千部,每部余三角。再版每部余四元五角。

如改排三十字一行,每部成本可省五角。

小有光纸每令三元五,成本二元弱。

文录共五百五十二页。排工一百四十六元。

纸、印、订每部七角二分五。

详细研究,恐无如此销路。且右文社尚有书七八百部。不印为宜。遂复谢之。”

②③④张元济著,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7-148、400-401、453、468页。)

1917年11月7日,星期三

“鹤庼又托翻印英文文学书。复以用数少,不值得,此外无销路。先请寄样估价。”②

1918年1月19日,星期六

“竹庄函,劝译印《佛学词典》。函复销路不多,为时尚早。”③

1918年2月1日,星期五

“《中国历史》续编与否,究难确定。因近来销数大减。”④

尤其是第一条摘录,记下了精细的商业成本运算,精确到分,恰到好处地说明了“生意”(赚钱)在文化资本家心目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些不能挣钱的书籍在商业的机制下遭到淘汰,即便鼎鼎大名如章太炎,其书籍一旦没有行情,也难免要吃闭门羹。商业的标尺严格制约着报馆书局的运营,因为商业利益是企业生死存亡的生命线。当社会需要与商业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文化资本家多是以商业利益为重的。例如当科学社因经费紧张谋求依托商务印书馆的时候,商务馆的态度也是纯商业精打细算,张元济在日记中写道:“科学会愿以所有版权让归于我,梦旦查版税书,约每年售一万五千元,版税一成,千五百元。寄售书每年约两千元,四五折归帐,计九百元。全年两共两千四百元。如以一万元购入,五年中销数不减,可收回本息。余意可不购。”⑦

张元济著,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00、157页。)

三、新文学/文化成为文化市场的大宗

必须说,以白话为工具的新文学/文化经过晚清以来的几十年酝酿,到文学革命之后已经是不可阻遏的潮流,成为文化市场的大宗。

白话文成为通行的书面交际工具,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部分。在思想启蒙,教育普及的压力下,语体的重心一再向白话倾斜,这一发展趋势获得了社会力量的广泛支持,正是借助了这种社会力量的支持,“以语统文”的原则才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成为政治决策者必然要“附顺”的民情,这是非人力所能阻断的趋势。另外,值得重视的是,社会运动对白话文的支持,也是白话文的一个强大“护法”。秋桐(章士钊)在给邱堉柏的一篇答辞中说:“近湖南北为国语运动,大行示威,长沙列队游行者数千人。以后凡不为白话者,恐将统于威字范畴以内。”(注:《甲寅》第一卷第二十八号,见“通讯”栏。)1925年,苏浙皖三省各师范小学,在无锡开联合大会。12月3日,是开会的第一天,特在无锡第三师范操场举行焚毁初级小学文言文教科书的仪式,认为文言文太繁难,小学不应该再教文言,应该遵守国家法令改教语体文。(注:黎锦熙:《一九二五年国语界“防御战”纪略》,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三册),见《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81-82页。)这种群众性的运动,有时还直接威胁到主张复古的当政者本人。1925年5月11日,郑孝胥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载:“学生入章士钊住宅,捣毁器物,且求免章。章长教育、司法者也。”(注: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2050页。)可见,社会力量的参与,保证了白话文大方┫虻墓岐彻,对于提倡文言者也不能不是一个强大的威慑。

应该说,真正让白话站稳脚跟,并成功抵御一次次复古逆流的,是白话文在生意上的成功,也即是金钱的力量。晚清,有一批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曾经利用白话通俗易懂的特点进行启蒙工作,以彭仲翼为例,他在1902年春创办了《启蒙画报》,后来又出了《京话日报》,都以白话为书面语,但“求售非易,而成本顾甚重。自置印机,招募工人,聘日本匠师指教印刷,所费不赀。经年亏累,私财一空,房产折售,寻及妇孺袗饰”。(注:梁济著,黄曙辉编校:《粱巨川遗书•年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页。)可见,白话在晚清启蒙运动的潮流中是要赔钱的。胡适在总结晚清末年的经验时曾说:“他们的失败在于他们自己就根本瞧不起他们提倡的白话。他们自己做八股策论,却想提倡一种简易文字给老百姓和小孩子用。殊不知道他们自己不屑用的文字,老百姓和小孩子如何肯学呢?”(注:胡适:《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独立评论》,第109号(1934年7月15日)。)其实,胡适的总结里面忽视了关键的经济因素,即白话文赔钱的历史事实,这是在当时话语情境下所不容易发现的。当时间行进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发生了根本的转机,白话文的商业价值日益显现,白话文赚钱的事实让出版商和发行家纷纷改弦易辙,纷纷采用。这个历史的事实表明,白话文已经在各种历史合力之下通过了历史的瓶颈。白话文由赔钱的买卖变成赚钱的生意,这一不争的历史事实标志着白话文成功成为通用的书面交流工具。

以白话文为工具的新文学/文化在文化市场上所蕴含的巨大商业利益,理所当然得到有眼光的文化企业家的关注和侧目。新文化的发展使一批具有全新知识人格的人登上历史前台,成为引领历史趋势的人,与这批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争取他们的服务,蕴藏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以商务印书馆为例,新文化运动中的弄潮儿就成为公司笼络的红人。张元济在日记中说:“余等以为本馆营业,非用新人、知识较优者断难与学界、政界接洽。”⑦到1920年,商务馆筹划成立第二编译所,“专办新事。以重薪聘胡适之,请其在京主持。每年约费三万元。试办一年。”张元济著,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58页。)由此可见,新文化强大的声势和茁壮的活力,使有眼光的文化商业机构愿意与其合作。

当时新旧文学/文化在商业上的利益如何呢?有很多的一手的资料可以参考。与当时以白话文为交际工具的新文化刊物赢利相比,文言文的刊物普遍亏本,已是不争的事实。以吴宓主持的《学衡》为例,常年亏欠,中华书局屡次去信告知不愿与其合作,陈寅恪、张歆海等人都以为不办最好,这在吴宓的日记里都有记载。如:1925年5月25日,吴宓不无心酸地写道:“歆海谓宓办《学衡》为‘吃力不讨好,不如不办。乃谓《现代评论》,作者以文登其中为荣。又谓宓为‘中世之圣僧云。噫!”②③

吴宓日记(1925-1927)》(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8、251、258-259页。)1926年11月16日:“寅恪并谓《学衡》无影响于社会,理当停办。”②1926年11月30日:“昨接中华复函,谓《学衡》五年来销数平均只数百份,赔累不堪,故而停办云云。”③与此相较,吴宓感慨颇深地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近今新派学者,不特获盛名,且享巨金。如周树人《呐喊》一书,稿费万元以上。而张资平、郁达夫等,亦月致不赀。所作小说,每千字二十余元……若宓徒抱苦心,自捐赀以印《学衡》,每期费百金。”吴宓日记(1928-1929)》(第4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7页。)白话文赚钱的事实,使一些全国性的大报也接受胡适等人的倡导,顺水推舟,使用白话文,以《大公报》为例,吴宓在1931年6月12日有如下记载:“晚归,阅《大公报》万号特刊,见胡适文,讥《大公报》不用白话,犹尚文言;而报中季鸾撰文,已用白话,且约胡之友撰特篇,于以见《大公报》又将为胡辈所夺。”(注:吴宓日记(1930-1933)》(第5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32页。)

“1917年文学革命的大旗举起之后,白话文声势浩大,一路攻城掠寨,很多刊物在‘投稿简章中标明‘文言白话均可,给文言文造成极大压力。只有少数刊物还顽固坚持不登白话文,如《学衡》,如《甲寅》,如《制言》等。《甲寅》周刊发刊时即宣布:‘惟文字须求雅驯,白话恕不刊布。《制言》在‘本刊投稿简章第三条有:‘如系白话,概不登载。但时代大势所趋,这些顽固派刊物的命运只有两条路供选择,要么停刊,要么接纳白话,如《甲寅》、《学衡》只有倒闭,而《制言》到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第四十八期《制言》由半月刊改为月刊后,投稿简章第三条‘如系白话,概不登载被划掉,不登白话的限制就被打破了。”(注:尹奇岭:《教育实证研究在新文学形式制度建立过程中的作用》,《教育评论》2009年第3期。)从社会层面上说,新文学/文化与新型报刊业的成功结合,使新文学/文化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从经济方面而言,新文学/文化亦成为文化市场的大宗。

四、旧文学/文化的生意

旧文学/旧文化在公共传媒方面遭遇的失败,使新文学/新文化占据了时代的主流。但旧文学/文化从喧嚷的公共媒介中隐退并不是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是更多接续了传统的方式,零星分散地组织了大量社团,定期雅集,用私人刊刻的方式,来印行自己的创作,风气所向,依然保持着蓬勃的活力。旧文学/文化的创作和欣赏,需要大量的训练和积累,一般要有十年寒窗的工夫,才能有基本的理解能力和表达技巧,能够拥有这种能力和技巧的人,主要集中在社会的中上层。民国期间,有大量古体诗词曲的社团和雅集,在中上层社会中流行,鉴于民国时期新文学/文化的优势地位,旧文学/文化构成了民国时期文学/文化的潜在部分。

古典文化的活力,在公共传媒领域处于压抑状态,在经济上处于尴尬境地。但在公共传媒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虽然范围狭小,但购需两旺的旧文学/文化经济。这种经济的存在之所以为一般人所忽视,是因为这种经济的特点是私下的、零星的,有随机性,为公众视线所不及。这种旧文学/文化的经济,买和卖都是私下进行的,不可能有总体规模上的记录,但由于这种交易都是集中在社会中上层,虽然没有精确的总体记录,其总体的规模和数额推算起来是很庞大的。

具体考察民国时期一些著名旧派文人,除了他们从事社会职务取得的报酬之外,还有另外几种收入,也构成了其经济的重要来源。如黄侃、吴梅等从事教育的人士,在正常的学校教学之余还招收私淑弟子,这些人是要付给老师一定报酬的,即束脩,在黄侃和吴梅的日记中都有大量收取学生束脩的记录。如:“向映富、王煜送来诸生束脩共百五十元”

②③《黄侃日记》(下)中华书局2007年,第823、835、860页。)“王煜、向映富十八人送束脩”

②,“诸生纷纷来送束脩”③,“前潘生景郑馈岁修百洋,心感之至”⑤《吴梅全集•日记卷》(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3、76页。)等等。另外,稿酬和版税也是少数旧派文化人收入的一部分,与著名的新文化人相比,这方面的收入显然要少的多,构不成主要的生活来源。旧文化在公共传媒空间的衰落,是造成旧文化精英稿酬版税不丰的主要原因。翻阅吴梅日记只能找到少量记录,如:“振新书社交来《曲选》版税八十四元”⑤等等。

下面以“润格”为例,来具体考察当时旧派文化人,利用自身古典文化修养和声望,将文化资本成功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情况。润笔一说,起源颇早。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写道:“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自唐始盛。”宋人王楙和清人顾炎武都认为汉代已经有了“润笔”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人民出版,2001年,第39页。)。个别具有巨大文化号召力的旧派精英文人,在润格上创造了惊人的记录。吴梅在日记中有一条记录:“公铎送来瑞安姚雁秋墓志铭,为太炎笔,酬金三千元”(注:《吴梅全集•日记卷》(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66页。),数额之巨令人惊叹。民国时期,有些著名文化人,甚至以此为谋生手段。其他有关卖字的记录也很多。以陈三立为例,郑孝胥在1926年12月5号日记中载:“至塘山路视陈伯严,疾已愈,将移居上海,以售字为业。”⑨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2126、2288页。)1930年7月5日,“曹纕蘅来,示章行严奉天来信,云将往哈尔滨卖字”⑨。翻阅前人的日记和民国期刊,可以发现大量润例的广告,这些广告都是一些著名旧派文化人刊登的,明码标价,毫不含糊。下面选录两例:

一为夏敬观(剑丞)在《词学季刊》上登载的润例:

画例:

堂幅三尺五十元 每增一尺加二十元,不足一尺以一尺论

条屏三尺四十元 每增一尺加十元,不足一尺以一尺论

视四尺纸对裁加阔者照堂幅算

手卷每尺三十元 高以一尺为限逾一尺者每尺四十元

册页每开见方一尺十六元,过一尺者作两开算

折扇廿元 集锦扇每格十元纨扇十二元

以上山水润例,花卉松石减半,长题加四分之一,须题诗词者,照卷册

题跋例,青绿金笺点品均加倍

书例:

堂幅三尺二十元 条屏三尺十二元

对联三尺二十元 横幅三尺十二元,以上每加一尺加十元

册页每开一尺见方八元,过一尺者加四元

纨扇、折扇十元

寿屏墓志另议,匾额不书

文例:

碑传三百元 序记二百元

册页题跋诗词四十元

润资发惠墨费一成见《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

二为杨云史在《青鹤》上所载的润格:

杨云史鬻文画梅润单

鬻文润格 寿文贰百元 短篇寿颂壹百元 代作或要本人落款注明 祭文贰百元 短篇哀诔壹百元 墓志碑文三百元 当代钜公另议 像赞题跋铭箴陆拾元 征文启寿启贰百元 传赞行述贰百元序记贰百元 寿联挽联伍拾元 寿诗挽诗 长古壹百元 短章伍拾元 题诗题词 每首叁拾元散文骈文作者看题目自由取体惟寿文祭文如指定骈体者每篇叁百元期须一月 经手人九五扣酬 先润后文

画梅润格 磨墨加一成 堂幅 整张 三尺三十元 四尺四十元 五尺五十元 立轴半开 三尺十五元 四尺二十元 五尺廿五元 屏

条 四幅为一堂一尺阔为限 每幅仝立轴 炕屏 二尺起每条十四元 每加一尺加四元 横幅及狭长小轴 三尺十二元 每加一尺加四

元 纨折扇面每件八元 折扇过大者加半 红梅绘金牋加倍 喜寿装框用者 三尺以上暂不应 劣纸不画 先润后墨 约期取件 外埠缴件邮费概不另取 外埠寄纸不便但寄尺寸由鄙人 奉送亦不取费

收件处 天津 日租界中原公司旁法租界绿牌电车道 静文斋 日租界下天仙法租界绿牌电车道 利亚书局

北平 琉璃厂 荣宝斋 清秘阁 豹文斋 铭泉阁 萃斌阁 宜外

南柳巷六号福人德广告公司 东安市场丹桂商场内佩文斋

上海抛球场厚记九华堂(注:见《青鹤》第四卷第七期。)

就润笔的具体收入方面,可以参阅前人的日记等一手资料,找到大量可信的证据。以郑孝胥的日记记载为例,当时的润笔收入之巨,令人咋舌,稍稍摘引其日记中几条记录即可了然:

1920年11月29日,“夜,核卖字所入,自正月至今日已及七千一百零九元。”③④⑤⑥⑧⑨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四册),中┗书局,1993年,第1850、1870、1938、2110、2211、2110、1776页。)

1921年6月11日,“至都益处,狄楚青、┏伦友元之约,仅王聘三、曾士元及余三人。曾云:‘今年卖字,至端午节已得四千五百余元。”③

1923年2月15日,“伯平来,为庄得之求书盛宫保墓志,并送润笔一千元。”④

1926年8月6日,“计此月售字已收者千九百余元,未收者犹七百余元。”⑤

1928年12月8日,“徐挈如来,为王春榜求书寿屏,润八百元。”⑥

其他著名文化人,有关润笔的记载也是大量的。黄侃在日记中有关润笔的记载比比皆是,甚至有人询问润格价码的记录:“得藻荪书,询作文润格,告以传状、碑志篇二百元,题跋、序记篇百五十元,惟生人谀颂,劣书题跋断不肯为。”《黄侃日记》(中),中华书局,2007年,第646页。)须知,这种润笔的数额对比当时的生活水准来说,是多么的巨大。沈雁冰初到商务馆开始上班的时候月薪才二十四元,平平淡淡一篇墓志就是百元左右,相当于沈雁冰当时┪甯鲈碌莫收入总和。1926年8月郑孝胥家买了一部

意大利轿车花了一千九百元,而他当月售字的┤部收入为两千六百元。⑧从以上的摘引中可以┓⒓,这种润笔的收入是经常性、日常化的,而且数额巨大,构成旧文化经济转化能力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五、余论

通过对民国时期新旧文学经济状况的考察,实际上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新旧文化在总体趋势的分途,新文学/文化依托新型书刊业提供的强大生产力和先进营销手段,占领了大众文化市场,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在喧嚷的公共传媒中压倒了旧文学/文化,新型书刊业也成为新文学/文化的经济来源,┏晌大宗的文化生意。另一方面,旧文学/文化虽然相对于强势的新文学/文化在公共传媒中处于失语的境地,销售低迷,得不到书商报馆的亲睐,但当其退回到自己中上层文化圈之后,在某些小范围内,┮廊槐＊持着旺盛的经济能力,对于某些特定的个┤死此氮,旧文化的经济转化能力实在达到惊人的地步。

新旧文化的代表人物在思想领域的斗争,当然会影响到社会上观念的认同,从某些特例看,大有水火不容之概。如郑孝胥在1919年3月25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子经(罗子经,罗振玉胞弟。笔者注)自言,长女辄婿未定,托为物色读书人。自言:女孝甚,不愿以嫁新学生也。”⑨

在新旧文化斗争尖锐的地方,也是难免有人际倾轧的,比如吴宓就抱怨说:“胡适、陈独秀之伦,盘踞京都,势焰熏天。专以推锄异己为事。”《吴宓日记(1917-1924)》(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61页。)但种种的隔膜和龃龉在一般社会状态下都不可能是常态的,常态的社会生活是正常交往和交流。很多研究者,将民国时期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描述为激烈尖锐的过程,其实这种紧张和尖锐只存在于少数场合下,更为日常的情形是两者之间的互相包容与共存。

从前人留下的记录上看,新旧文化人之间有着频繁的往来,互相包容,和谐共处,甚至互相推重,在个人交往方面,新、旧文人之间实际上是融为一体的。下面从郑孝胥、胡适、黄侃、张元济等人的文字里,随手摘抄几条新旧文化人之间互相来往、宴聚、论学的记录:

1924年10月16日,“胡适来访”。②③④⑤⑦⑧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2019、2019、2019、2180、2182、2182、2259、2259页。)

1924年10月18日,“访胡适,不遇。”②

1928年4月21日,“高梦旦与胡适之同来,胡求书其父墓碣。”③

1928年5月4日,“夜,赴沈昆山之约,坐客为陈伯严及其子彦通、陈小石、胡适之、徐志摩、夏剑丞、拔可、贻书。”④

1928年5月6日,“徐志摩、胡适之来观作字。”⑤

1928年12月1号日记:“他老人家(夏剑臣,为上海古体诗词雅集的核心人物之一,上海的午社、沤社都有他。笔者注)把他的著作拿来,一定要我作序批评”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89页。)

1929年11月27日,“林植斋以酒席来,客至者:周梅泉,袁伯夔,胡适之,李拔可,夏剑丞,黄蔼农,赵叔雍等。”⑦

1929年11月28日,“胡适之赠北京新出土《唐仵君墓志》”。⑧

1932、2、9,“夜赴衮甫招,以予为宾,众宾有胡适之、黄秋岳、孙子涵、夏蔚如、丁文江、吴□□、□□□,共九人,畅谈。”《黄侃日记》(下),中华书局,2007年,第775页。)

1937年3月21日,星期日,“高君珊女士来,托探问胡适之写撰梦翁墓碑事”。(注:张元济著,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74页。)

从这些密切交往中,我们看到新旧文化人生活于共同的历史时空之下,互相之间有着种种复杂的门生故旧等关系,其间并没有必然的鸿沟。新旧文人之间有着共同的舞台,共同的爱尚,互相推重。无论新文学/文化还是旧文学/文化,作为其代表的精英分子,其实在掌握文化资本这一点来说,是共同的。他们都是文化权力的拥有者,既有争斗和不能相容的一面,也有惺惺相惜,互相吸引和推重的一面。白话文作为一种社会事业,胡适等人为之鼓吹奔忙是毫不含糊的,与守旧势力的公开斗争中也是勇猛尖锐的,但在私人的交往场合,是并不摆新文学家的架子,例如:1918年,胡适给梁启超的第一封信也是完全按照梁的行文习惯来写的:

“任公先生有道:秋初晤徐振飞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学》颇蒙先生嘉许,徐先生并言先生有墨学材料甚多,愿出以见示。适近作《墨辩新诂》,尚未脱稿,极思一见先生所集材料,惟彼时适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书左右,近闻贵恙已愈……适后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注: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72-873页。)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行文完全不脱古白话口吻,文言气味很浓。可知在上层交往中,胡适等新文化人并不完全以文学革命所倡导的白话文为交游的书面用语的。可见,文学革命之务求普及下层智识的目的,与其倡导者个人迎合上层文人的文笔趣味是并行不悖,而非截然分开的,以此可知历史真实的复杂性。新旧文学/文化之间关系方面的研究,可以开拓的空间还很大,是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追问和深思的问题。

作者单位: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