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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相王旦:权力和道德的统一体

2008-12-27雷池月

百家讲坛 2008年23期
关键词:王旦真宗寇准

雷池月

在中国古代,做宰相难,原因在于宰相是百官之首,处在封建政治的枢纽位置,君相、君民、官民、宫府、僚属各种矛盾在他这里汇集,这就要求他不仅要有远见卓识,能知人善用,更要能宽容大度,协调平衡各方面的关系;而且还要善于揣摩圣意,因势利导,把体制的缺陷所可能导致的恶果降低到最小程度。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

11世纪的中国,基本上达到贤相标准的有好几位,其中比较突出的典型应当首推王旦。

王旦(957-1017),山东莘县人。其父王佑五代汉、周之间便已出仕,在赵匡胤、赵光义时期当过尚书兵部侍郎,以清廉正直闻名。王旦幼年“好学有文”,父亲对他寄予很高期望,说:“此儿当至公相。”

王旦23岁进士及第,官授大理评事(最高法院的一般法官),任职平江(今江苏苏州)知县(宋时官与职是分离的,官只是享受待遇的级别)。平江的官衙里,相传一直闹鬼,王旦到任的前一天夜里,守吏听见群鬼互相呼叫:“相君至矣,当避去。”王旦到任后从此再无鬼魅作祟的事情发生,这当然是后人附会的传闻,但一个小小地方官,倘若没有很好的政声,这类传闻是绝不会产生的,即使一时出自谄谀的宵小,也很快就会被湮没。

由于政声良好,王旦被荐为著作佐郎(相当于中央级研究机构的编审之类),编了一部《文苑英华,诗类》,很受好评,升迁为殿中丞(官),任郑州通判(职),算是上了“副厅级”的台阶。后来他又转调濠州等地,任过转运使、知州之类。

王旦不喜欢处理琐碎繁杂的刑名、钱谷等事务,因而不愿呆在地方上做官。他主动献文朝廷并通过面试,被调到中央,先是人直史馆(相当于龙图阁或枢密院直学士的地位),后不久授官右正言(类于申书省的纪捡组长),知制诰(相当于中央研究室主任)。10年前王旦的父亲也曾是知制诰,现在子承父业,一时传为佳话。懂得相术的知开封府钱若水,见到王旦就夸他:“真宰相器也。”并且在朝堂上说:“王君凌霄耸壑,栋梁之才,贵不可涯,非吾所及。”

但是,王旦晋升却不算快。他比寇准大4岁,两人同年中进士,而寇准3 3岁就当上了参知政事,王旦任参知政事时却已经44岁了,满50岁那年才接替了寇准的相位。由于作风过于沉稳持重,王旦提升得慢,但他登上相位之后,却一干就是12年,直到因病重而在临死前辞职。

宋代宰相更换很频繁,连续任职时间之长好像没有出王旦之右者,这说明王旦确实是一个当宰相的材料,虽然他似乎没有建立什么可以彪炳于史册的勋业,但绝没有人因此而视他为尸位素餐的庸相,相反,史籍都认可他一代贤相的地位。

对王旦的历史评价,得自于他长期而扎实的表现的积累,归纳起来,大致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用套话来表述难免显得一般,但真正做到却并非易事。

一、胸中有全局,人事不糊涂

人们常把宰相比作帝国的大管家,从理论上说,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事都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然而实际上,这职责却绝非个人的能力所能胜任,要协调这一矛盾,只能靠他在宏观上的运筹和决策上的功夫,其中包括对国家事务轻重缓急的准确权衡、对方针政策的缜密思考和切实贯彻,所有这些,概言之,就是要“胸中有全局”。但是,这仍然不是凭一人之力就可以做到的,毫无疏漏地将全局了然于心谈何容易!于是,对宰相退而求其次的要求就是“大事不糊涂”。

景德元年(1104年)冬天,真宗赵恒在寇准的推动下亲征澶州。留守东京的雍王赵元份突发暴病,当时任参知政事随驾出征的王旦被派回东京主持留守事务。重任在肩,王旦向皇帝提出将寇准召来,他有话要当面陈说。寇准来了,王旦启奏真宗:“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当如何?”真宗当然懂得他的意思,“默然良久”,说:“立皇太子。”王旦领命赶回东京,直接进入禁城,并严令封锁消息,连家人也不让知道,直到皇帝班师时,全家大小迎于郊外,才发现他早已回京。

在特殊情况下,王旦能预见到自己所接受的任务可能遇到的最大难题——一旦兵败,皇帝遭遇不测时,作为留守如何维持大局?册立新君当然是当务之急,而事先提出任何这方面的建议都是十分敏感甚至忌讳的,王旦果断而巧妙地把宋真宗置于不得不明确表态的处境,为了稳妥而不留下日后可能产生的疑点,他让首辅寇准出场担任见证的角色。回京以后,他深藏不露,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危机被其他野心家利用。在这整个过程中所显示的胆略和智慧,充分证明了王旦驾驭“全局”和处理“大事”的能力。

景德四年(1007年),王旦刚当上宰相不久,就对“扰民特甚”的酒税征收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酒类(包括制酒的曲)作为国家专卖商品由来已久,五代之际,法苛刑峻,后汉规定私制酒曲者一律处死,后周时改为制曲5斤以上处死。宋初进一步放宽,私制酒曲15斤以上、以私酒入城3斗以上才处极刑,数额以下,量刑递减。为了控制民间制酒流入市场,对酒类生产课以重税,当酒税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源时,政府表现出高,度的兴趣,要创造政绩的官员们的积极性更是必然随之高涨,为了核实制酒和收税的数量,中央向地方派出大量的“专员”,这些“专员”都希望自己负责核查的地区数额高,以此显现自己的能力,于是虚报成风。虚报了产量自然就要多交税,这种毫无道理的负担使民众苦不堪言。

免除这项苛政,王旦制定的政策其实很简单:第一条是撤销酒税官员,因为这些官员“务贪劳绩,不恤民困,竟以增益课利为功”。道理是谁都明白的,想升官,得有政绩,当了征税的专员,征税的多少自然就是衡量政绩的标准,要纾解民困,首先得撤掉这些官;第二条是根据中等年景(民间酿酒数量必然是由当年的年景确定的)立下一个定额,“自今中外(指中央和地方)勿得更议增课”。这两条效果很成功,一举去掉了多年来压在百姓头上的一个沉重的包袱。

还可以从一个例子看王旦在处理危机问题时的见识和技巧。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马军都指挥使张曼奉旨选兵——北宋时国防军(禁军)的兵源来自招募和从地方部队(厢军)中选补,候选的军士要经过一个较长阶段的训练和考核过程。张曼性格暴躁,执行了一系列严厉而苛刻的政策,候选者大都是久历戎行而且孔武有力者,小忍一时或无不可,反复折腾势必由惧而恨,于是“欲谋为变”。

畿辅重地,这样一个群体一旦作起乱来,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情况反映上来,皇帝立即召集二府(申书省和枢密院)的负责官员开会,会上,王旦说:“若罪旻,则自今帅臣何以御众?急捕谋者,則震惊都邑,此尤不可。”意思是说,如果这时候追究张曼的责任,那今后的继任者还怎么管理得了这些军士?但如果此时抓捕这些谋变的士兵,一定会造成首都的动乱,这办法尤其不可行。

于是,皇帝问:“然则奈何?”王旦答道:“陛下好几次准备任命张曼当枢密使,我一直不敢奉

诏行事,现在如果擢用他,就此解除了他的兵权,那些准备作乱的兵丁自然就会安定下来。”宋真宗接受了他的建议,军队果然没有再闹事。

执行什么样的人事路线,同样也是不能糊涂的大事。任人唯亲,培植党羽,往往是许多宰相的通病,而要真正做到选贤与能,唯才是举,谈何容易?除了需要见识宏远,更重要的是必须没有私心。

王旦没有私心是从自己家里做起的,他的弟弟王旭久负才名,但却因为王旦的谦让和恳辞,一直没有得到重用。某次王旭在引对选人时见到了真宗,事后真宗不无感动地对王旦说:“朕向不知卿弟犹衣绿(绿色是下级吏员官服的颜色)也!”至于王旦的子侄,更是无一人在他生前得到过官位。其女婿苏耆本已中了进士,殿试唱名时被放在诸科(即进士以外的明经、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科),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当时便向皇帝介绍了有关情况,皇帝问王旦,王旦却站在一边不做声,苏耆只好讪讪而退。接下来的事,史书这样记载:

“既出,尧叟谓旦曰:‘公一言,则耆及第矣。旦笑曰:‘上亲临轩试天下士,示至公也。旦为宰相,自荐亲属于冕旒之前,士子盈庭,得无失礼?尧叟愧谢曰:‘乃知宰相真自有体。”

宋朝的大臣都有举荐贤良的任务。王旦对朝野贤士平日的表现和舆情都很注意,根据自己的考察,向朝廷举荐而不让他们本人知道,其中不少成为栋梁之才。这个情况直到宋仁宗时期,史官们整理《真宗实录》时才得以公开,王旦“不树私恩”的胸怀引发了一片赞扬。王旦对于走后门、“跑官”之类行为(哪怕只是迹象)极力抵制,谏议大夫张师德两次上他家,但都没见着人,于是怀疑有人在王旦面前说了他的坏话才被拒见,请参知政事向敏中向王旦作些解释。恰好此时知制诰出缺,王旦主动对向敏中说:“可惜了张师德。”向问所以,王旦说:“累于上前言师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但当静以待之尔。若复奔竞,使无阶而入者当如何也。”向还想替张说情,王旦说;“等等再说吧,让他吸取教训对于匡正风气也有好处。”

“正邪自古同冰炭”,王旦在这方面的是非判断力是很强的。王钦若和丁谓两人后来都当过宰相,是历史上有定评的奸邪小人,但当时却被公认为有才干而得到皇帝宠信。《宋史》中有如下一段记载,很有意思:

帝欲相王钦若,旦曰:“钦若遭逢陛下,恩礼已隆,且乞留之抠密,两府(指中书省和枢密院)亦均。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真宗遂止。旦没后,钦若始大用,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

王旦反对任命王钦若的理由似乎有些牵强,然而当时却是最具说服力的,于是皇帝只得做,罢。至于丁谓,因为他当时的劣迹还不甚彰显,有人问王旦:“丁谓久远当何如?”王旦说:“有才,德行却不行。将来得了高位,让有德的人帮助他,也许能得个善终,若独握大权,必然自取其祸。”后来丁谓的命运恰恰证明了这一预言的正确。

寇准这人也有些毛病,但王旦一直认定他是正面人物,在寇准起伏坎坷的政治生涯中,给予他许多保护和支持。王旦病危辞职的时候,皇帝再三问他让谁接班合适,他不肯说,皇帝提名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表态,最后要他试着说一个,他挣扎着坐起来奏道:“以臣之愚,莫如寇准。”真宗说寇准性格不好,要他再提一个。他说:“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说完就让人把自己抬回家。

王旦身为一千年前的封建官僚,在人事这一最重要的行政权力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公正、清廉和坚持原则,实属难能可贵。

二、鼻吸三斗醋,肚里好撑船

北宋宰相范质曾有一句名言:“人能以鼻子吸进三斗(斗,即酒器、量具)醋,才可以当得宰相。”这是他在周、宋两朝任职宰相的最中肯的心得。用鼻子吸醋,而且要多达三斗,无疑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这需要多大的忍劲!什么痛苦呢?想必就是宰相履行职务时所招致的猜疑、误解、敌视和攻讦等等,由于宰相的独特地位,这些痛苦源出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有时甚至源于自己的内心,那就是政治上犯了错误的时候,那种“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感觉。

民谚说“宰相肚里好撑船”,也就是指当面临上述这一切时,一个称职的宰相必须具有超出常人的胸怀,而王旦在这方面的表现也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

宫廷和政府之间,矛盾的消长起伏贯穿于封建帝国的全部历史。因为皇帝掌握着最高权力,协调宫府关系往往成为检验宰相的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指标。作为“政府首脑”,他是皇帝意志的主要的、忠实的执行者,而当这一意志发生谬误的时候,他又必须承担起维护国家稳定和保护民众权益的责任。

真宗赵恒是个很平庸的皇帝,无论是忠良或者奸佞都能影响甚至左右他的意志。王旦在朝廷主持工作18年(参知政事6年、宰相12年),内政、外交各方面都出过不少好主意,特别是帮助赵恒规避过一些严重错误,因而颇受他的信任和尊重,就像史书里所说的:“言无不听,凡大臣有所请,必曰:‘王旦以为如何?”这显然已经不只是信任和尊重,而是含有忌惮的成分。

一次宫廷失火,王旦对真宗说:“陛下富有天下,财帛不足忧,所虑者政令赏罚之不当,臣备位宰府,天灾如此,臣当罢免。”意思是说,要真宗下罪已诏,因为天灾示惩首要目标当然是皇帝而不是宰相,真宗觉得有理,照办了。后来查出失火并非天灾,而是人祸,皇帝觉得很没面子,便下令彻查此案,论死罪者达一百多人。王旦又说话了:“始火时,陛下已罪己诏天下,今反归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虽有迹,宁知非天谴耶?”王旦这样说,救人的动机是好的,但逻辑上显然有问题,有点强词夺理,但赵恒却还是接受了,此事不了了之。

王旦深知,皇帝言听计从是宰相发挥政治作用的重要而难得的条件,而要长期、稳固地保持这种状况,自己也必须有所妥协,有时就要牺牲原则,“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赵恒这人虽然平庸,却也并无太昭著的劣迹,留给后世最大的疵议当属“天书”事件——此事自欺欺人,无聊愚昧,而且劳民伤财,败坏风气。

从一开始,真宗就担心王旦不支持、不配合,问身边的人:“王旦得无不可乎?等到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他把王旦召到宫那日君臣对饮,席前尽拣好话说,最后送给王旦一坛酒,并且说:“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王旦回家打开一看,里面尽是珍珠。“坦白是不复持异,天书、封禅等事始作。”

王旦一生清廉,当然不会是因为得了财宝而放弃原则。试想,至高无上的皇帝居然不惜对臣下实行“贿买”,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这已经是妥协的底线,下一步他将不惜一切手段来实施他所认定的计划。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太多,儒家明哲保身的信条是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墙倒下来,人砸死了,什么戏也没法往下唱了。积极的态度应该

是先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以便能继续发挥在历史中的正面作用。

然而,一旦妥协,就很难收缩。王旦被推到了这场闹剧的最前台,扮演了一个煞有介事欺骗天下的小丑。作为宰相,他被封为天书仪仗使,“每有大礼,辄奉(捧)天书以行”,还要念诵连篇累牍的鬼话,一直到临死前病退时才一并摆脱了这个职务。自从王旦介入了这件明知荒谬的骗局。他就一直生活在自责的阴影里,“悒悒不乐”。因为他做过许多好事,后人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对他多加指责,但他却无法原谅自己,临死前,他还对家人说:“我别无过,惟不谏天书一节,为过莫赎。我死之后,当削发披缁以敛。”王旦是儒士出身,选择和尚的葬仪是自我责罚的意思,即自己愧对先圣先贤,理当被逐出门墙。

王旦和同僚的相处之道,更能证明他博大的胸怀。他把宽容视为政治家最重要的品格,因此终生奉行在妥协中求团结的原则。虽然对于危害国家和百姓的人和事,他也斗争,也抵制,但从来不使用整人的手段,可以说,他没有一个基于个人原因的私敌,即使是对他曾经有过误会甚至抱怨的人,到头来都只会发出一声感叹:“王公器识,人所难及也。”

寇准做枢密使的时候,王旦主持中书省。有次中书省给枢密院发文,违反了公文格式,寇准向皇帝打小报告,皇帝批评了王旦,还处分了有关人员。后来枢密院给中书省发文,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小吏以为报复的机会到了,兴冲冲地呈交给王旦,王旦却让他将文书退回枢密院,寇准知道后。惭愧至极。《续资治通鉴》里还有如下一段记载:

(王)旦每见帝,必称(寇)准才,而准数短之。帝谓旦曰:“卿虽谈其美,彼专道卿恶。”旦谢曰:“臣在相位久,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此臣所以重准也!”

官员之间的关系,倘若不是同一条线上的人,很难与人为善,不诽谤中伤,不落井下石便已十分难得,像王旦这样的胸怀,古今能有几人?而且绝对不是口里说得好听,背后却使出阴招睚眦必报,王旦后来竭力保举寇准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但他的举荐从来不让寇准本人知道。1015年寇准因犯错误被罢了官,找王旦说情,想保留原级别待遇下放去当节度使,当时被王旦以不受私请为由拒绝,可事后,王旦却对真宗说:“准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指中书省和枢密院),且有才望,若与使相(宰相级别的节度使),其风采亦足为朝廷之光。”真宗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在寇准去谢恩的时候,告诉其中原委,寇准这才慨叹王旦的人格自己远不能及。

王旦当宰相,有些奏章常常不经皇帝批阅就育接批示,时任参知政事的王曾、张知白等提出:“每见奏事,其间有不经上览者,公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为不可,”王旦对他们的意见表示感谢,不作解释。王曾等人后来只好向真宗打小报告。《宋史》里写道:

一日奏对,旦退,曾等稍留,帝惊曰:“有何不与王旦来?”皆以前事对。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无毫发私……朕谕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谨奉之。”曾等退而愧谢,旦曰:“正赖诸公规益。”略不介意。

这种“略不介意”的态度,在充满机心和敌忾的官场是十分难得的。王旦之所以享有极高的人望,被尊为“一代贤相”,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这种“肚里好撑船”的宽广胸怀。

三、不敛财,不恋栈,清廉俭朴,温良敦厚

“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宰相的富贵固然是由于远远高于百官的俸禄,更重要的却是来自多不胜数的馈赠。富贵对于人的诱惑力是很难抵御的,到了宰相这种地位,更是酒不醉人人自醉,所以自古以来,哪怕是堪称一代名相甚至贤相者,自奉俭约的甚为少见,因为少见,于是在这些佼佼者身上,便会闪烁出最受尊崇和景仰的美德光辉,而王旦绝对是其中数得着的一位代表性人物。

官员不敛财,首先得不爱财。对财产的态度首先是一个人生观问题,而对王旦平生,史书上有四个字的概括:“冲淡寡欲。”王旦在中书省当领导18年,一直拒绝下属的孝敬,但来自皇帝的恩赏,全部辞谢与情理不合,于是累计起来便也可观。但他从不动用,置放在庭前,看着这些财宝,常常浩叹:“生民膏血,安用许多!”病危临死前,王旦将皇帝送的慰问金5000两白银全数“还献”,还在表文里附上了四句话:“已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

财富对他“无所用”,而且被视为“咎殃”之源,自然也就不会成为一种诱惑。封建官员一般都会詈办田产,作为他日退出官场后养家处世的本钱,然而,王旦“生平不置田产”,他的观点是:“子孙当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耳!”不仅如此,家中房屋破陋,他不肯重建,说是先人旧庐,损之为不孝,衣服从来都不追求华美,家人中有谁穿得太漂亮,他就故意闭目不视。子侄们看到上好的玉带,想买下来,征求他的意见,王旦要他系在身上,并问他:“还觉得好吗?”答道:“系在身上,自己怎么看得到?”王旦说:“自己负重而只是让别人叫好,不觉得太辛苦了吗?快还回去。”对于财产、享乐和虚荣抱这种态度的人实属罕见。

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官吏,由于监督机制的缺失,贪污腐败是常态,只是不同时期、不同的个人,会有些程度上的差别而已。许多皇帝都有过整饬吏治的宏愿,但没有谁取得过真正的根本性的成效。正由于这一点,专制制度下的百姓把清官当成了救星和偶像,其实清官们的崇高形象是由其资源的稀缺性所造成的。

淡泊明志的君子既然能远离财富的诱惑,当然便不会恋栈权位,特别是在力不从心或者心怀愧疚的时候。王旦羸弱多病,在违心地接受了天书仪仗使和封禅大礼使这两个使命之后,内心的煎迫更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所以“自东鲁复命(从泰山封禅回来),连岁求解(辞职)”,但一直未获批准。又拖了几年,“帝睹其形瘁”,才“悯然许之”,不过也没让他全退——原来是宰相兼枢密使,改为枢密使而不再兼宰相。王旦病得走不动了,便让轿子抬进皇宫,由值班官员扶着上朝。虽然是旷古少有的“圣眷”,但确实有违他本人求退的私衷,不久王旦便去世了,真宗读到他的遗表时,“泣下久之”。

如此贤相,实乃百年难得一遇!皇帝如此悲痛也就可以理解了。

编辑蔡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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