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平

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邺城发生了一起惨祸，成都王司马颖无情地残害了求仕中原的南人代表陆机、陆云、陆耽兄弟，同时遇害的还有陆机之子陆蔚、陆夏等，南士孙拯等人也受牵连而死，作为汉晋之际江东大族首望的陆氏家族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晋书·陆云传》载时人孙惠的话说：“不意三陆相携暗朝，一旦湮灭，道业沦丧，痛酷之深，荼毒难言。国丧俊望，悲岂一人!”唐太宗在《晋书·陆机陆云传》论中也对机、云之死深表惋惜，并将陆氏兄弟之死因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是不通进退之机变，二是“三世为将”，注定受祸。其评价前者虽然不无道理，但实属空泛议论；后者归之“天意”，则荒谬无验。

那么，陆机、陆云兄弟入洛求仕到底有着怎样的遭遇，又为何招来如此惨祸呢?

“二陆”的父祖情结

陆机(261～303)字士衡，陆云(262～303)字士龙，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以文名著称于世，人称“二陆”。吴郡陆氏是当时江东地区最为显赫的家族之一，孙吴时期一门有二相、五侯、十余将军，尤其是陆机之祖父陆逊、父陆抗实为孙吴柱石之臣。

有这样的家世背景作为依托，若孙吴国祚长久，陆机、陆云兄弟会很顺利地参掌军国大政。然而，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灭吴后，南北混一，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陆氏兄弟的生活道路也随之发生了转折，仕途自然受阻。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自孙策入主江东以来，南北分裂长达八十多年，南北士人间的对立情绪颇为严重。统一之初，北人鄙视南人为“亡国之余”，南人有丧亲亡国之痛，故多有反抗之举。《晋书·五行志》称当时江南地区“窃发为乱者日继”。虽然晋武帝一再下诏令“吴之旧望，随才擢叙”，但实际上多是表面文章，当时南人仕进之艰难，仅以《陆云集》中所载陆云与乡里人士的通信便可见其实情。如(《与戴季甫书》中说：“江南初平，人物失叙，当赖俊彦，弥缝其阙。”《与杨彦明书》中云：“阶途尚否，通路今塞，令人罔然”，“东人未复有见叙者，公进屈久，恒为邑罔党”。对此，陆云十分不满意，《与陆典书》中便说：“吴国初祚，雄俊尤盛。今日虽衰，未皆下华夏也……愚以东国之士，进无所立，退无所守，明裂眦苦，皆未如意。云之鄙姿，志归丘垄，筚门闺窬之人，敢唏天望之冀?至于绍季礼之遐踪，结鬲肝于中夏，光东州之幽昧，流荣勋于朝野，所谓窥管以瞻天，缘木而求鱼也。”这些信札生动地体现出南人的窘境及其政治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愤恨之情，以及江南的豪杰之士多隐而不仕的实情。《晋书·陆机传》中称其兄弟“退居故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午”。

对江南地区豪强的屡生事端，晋武帝心怀忧惧。史载，晋武帝与广陵人华谭谈论“吴人趑睢，屡作妖寇”、“吴人轻锐，易动难安”的严峻形势，并问：“今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华谭答曰：“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成顺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晋书·华谭传》)

晋武帝之重臣、广陵人刘颂对此也深表关切，《晋书》本传载其所上奏文：“孙氏之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湮替，同于编户。不识所蒙更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他建议对南人加以礼遇，“随才授任，文武并叙”，晋武帝看后颇受启益，从而决心进一步招揽南士。

太康九年(288年)，武帝诏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第二年，陆机、陆云等江东才俊相继应召入洛。

陆氏兄弟何以要入洛呢?

朱润东先生在《陆机年表》中曾说：“二陆入洛之动机，在我们看来，不尽可解。故国既亡，山河犹在，华亭鹤泪，正不易得。在他们二人，尽可以从此终老，更何必兴‘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之叹?”朱先生希望“二陆”继续做隐士，但他们根本无法做到。

在世族门阀阶级处于上升阶段时，人们重视事功，陆氏家族尤为如此。作为江东一流世族的代表人物，陆机兄弟很为自己祖辈、父辈的功业感到骄傲，陆机在吴亡后写《辨亡论》，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欲述其祖父功业”(《晋书·陆机传》)。在日后所作诗文中，他们常追念、赞颂前辈的功业，并一再表示“生亦何惜，功名所叹”。这在魏晋文士中是少有的，可以说，“二陆”一生中始终存在一种强烈的父祖情结，向往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有这样一种光大祖业、克振家声的使命感，“二陆”便不会淡于功名，做隐士，相反他们要积极入世，弘扬祖业。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陆氏兄弟在得到朝廷征召后，立即奔赴前途未卜的中原之地；也正是如此，他们才会在京洛忍辱负重，交游权门，寻求发展的机遇。

入洛成南士之领袖

陆机兄弟入洛之时，正当而立之年，风华正茂，家世与文名的结合使他们成为江东士人的杰出代表。《晋书·陆机传》中载，陆机兄弟入洛“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曰：‘伐吴之役，利在二俊……荐之诸公。”张华后来位列宰辅，乃晋廷中最具远见卓识的人物，从他对陆机兄弟的赞誉可以看出“二陆”在南人中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二陆”入洛，对其他江东士人影响很大，不少人也相继入洛，自太康末始15年左右的时间里，形成了一个南人北上求仕的高潮，吴郡陆、顾、张，会稽贺、虞等大姓皆有人入北，至于纪、褚、朱、周、孙诸姓亦或早或晚应召入北。《晋书·薛兼传》中载，薛兼与纪瞻、闵鸿、顾荣、贺循齐名，号为“五俊”，“初入洛，司空张华见而奇之，曰：‘皆南金也。”这样一来，在洛阳形成了一个江南士人群体，他们努力开拓仕途，求取功名。

作为南士之领袖，陆机兄弟在南人求仕过程中自然负有举荐乡里的重责。大量的记载表明，“二陆”举荐乡里可谓费尽心机，《陆云集·与兄平原书》中便说：“近得洛消息，滕永通去二十日书，彦先访为骠骑司马。又云似未成，已访难解耳。敬属司马参军，此间复失之，恨不得与周旋。戴允治见访大司马。”可见“二陆”对南人求仕的得失极为关注，“恨不得与周旋”。

《晋书·纪瞻传》载纪瞻入洛，陆机亲加策问，予以引荐；《晋书·戴若思传》中载陆机荐戴若思于赵王伦，称其“诚东南之遗宝，朝廷之贵璞也”；《晋书·陆云传》中称云“爱才好士，多所贡达”；《晋书·孝友·吾彦传》则载“吴平，陆云荐之于刺史周浚”等等。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当数陆氏兄弟举荐会稽贺循和荆州人郭讷。据《晋书·贺循传》载，贺循乃孙吴名臣贺邵之后，入晋后历任阳羡、武康二县令，多有政绩，“无援于朝，久不进序”。陆机等上书荐之曰：

“伏见武康令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服膺道素，风操凝峻，历试二城，刑政肃穆。前蒸阳令郭讷风度简旷，器识朗拔，通济敏悟，才足干事。循守下县，编名凡悴；讷归家巷，栖迟有年。皆出自新邦，朝无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营，年时倏忽，而邈无阶绪，实州党愚智所为恨

恨。臣等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讷可太子洗马、舍人。此乃众望所积，非但企及清途，苟充方选也。”

此疏所述，十分深刻地反映出当时南人仕进的艰难及其求取“清途”(惠帝元康之世，在晋室纲纪尚未大坏，朝野粗安的情况下，南人视“郎官”为“清途”，作为首选的目标。)的愿望。陆机明确要求晋廷“均分显路，惠及外州”，改变歧视南人的政策，从而为南人求仕提供便利，不愧为当时南士之领袖!

北人之轻辱

作为南士之领袖，陆氏兄弟为其乡里开拓仕途理所应当。不过，他们北上求仕之途也不顺畅。当时，京洛显贵凭依传统意识，以华夏中心自居，又挟有战胜者的骄傲，以南人为“远人”，将其斥之为“亡国之余”。除了个别有头脑的政治家外，大多数北人都认为江南乃蛮荒化外之地，其习俗、风物皆稀奇怪诞，其人士皆愚陋可笑。在这一背景下，当时入洛南士多遭北人羞辱，而陆氏兄弟与北人交往最多，所受轻辱自然也最多。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语音上北人嘲笑陆氏兄弟“音楚”。

中国地域广大，且古代交通落后、文化信息交流不畅，各个地区都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殊语言交流载体，而不同语言之间交流沟通的载体便是所谓的“雅言”。不过，这一所谓的雅言，往往是以某一王朝的京都地区的贵族语音为准的，正如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排调篇》中所指出的那样：“盖四方之音不同，各操土风，互相非笑，惟以帝王都邑所在，聚四方之人，而通其语言，去泰去甚，便为正音……东汉、魏、晋并都洛阳，风俗语言为天下之准则。”

自汉末以来，南北悬隔，吴人习诵京洛之语不便，交往中不自觉地带有吴地方音，陆云《与兄平原书》中谈到这一情况时说：“张公语云云：兄文故自楚，须作文。为思昔所识文，乃视兄作诛，又令结使说音耳。”意思是说，张华指出陆机之文用韵有楚音，希望他改正。刘勰《文心雕龙·声律》说：“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取足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张华是爱护陆氏兄弟的，所以善意地劝导他们改正，至于其他北人则只会嘲笑了。

为免遭轻辱，陆氏兄弟开始学习北语。“二陆”如此，其他南士亦莫不如此，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讥惑》中便记述了南士“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的情形。

其实，“二陆”不仅在语言上效仿北人，在思想风格上也在努力效仿北人。《异苑》、《水经注·谷水》皆记载陆机入洛途中次偃师，夜遇王弼鬼魂，“与机言玄，机服其能”。《晋书·陆云传》则称陆云遇此事，“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玄学是魏晋之际兴自洛京的一种新学风，而江东尚未受其影响。“二陆”夜遇王弼鬼魂的事固然虚诞，但透露出他们为入洛求仕，不得不事先揣摩玄学，以免与北人交往时无法应对。

其二，一些北人在公开场合有意侮辱陆氏兄弟。

“二陆”入洛后，一再“咨张公所宜诣”，即请教拜访当朝权贵，以进入京洛上层交际圈，为人仕进取求得便利。张华“荐之诸公”，但实际上不少权贵并不以为然，照样不给陆氏兄弟脸面，如《世说新语·言语》中载：“陆机诣王武子(济)，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王济乃皇亲国戚，声名甚著；素以“亡国之余”视南人，他初见陆机便以“羊酪”兴难轻辱之。

又如《世说新语·简傲》载：“二陆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张华介绍“二陆”见刘道真，但刘对两位江东最杰出的才俊极不礼貌，竟以“长柄壶卢”相问，其轻辱之态毕现。姜亮夫先生在《陆平原年谱》“太康十年条”的按语中指出：“中原人士，素轻吴、楚之士，以为亡国之余……道真放肆，为时流之习，故于机兄弟不免于歧视，故兄弟悔此一往也。”

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当属卢志当众羞辱陆氏兄弟。《世说新语·方正》中载：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君于卢毓、卢廷。”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耳!”

卢志乃大儒卢植之后，绝无可能不知陆氏人物，这完全是借机羞辱对方。余嘉锡先生对此在《世说新语笺疏》的按语中说：“晋、六朝人极重避讳，卢志面斥士衡祖、父之名，是为无礼。此虽生今世，亦所不许。揆当时人情，更不容忍受。”所以，陆机反应强烈，予以反讥，但由此结下仇恨，为后来卢志极力陷害陆氏兄弟埋下了祸根。

其三，陆氏兄弟之“好游权门”。

陆氏家族在江东是首望之一，其俊杰之士总是出将入相，凭依门第与才识飞黄腾达，这使陆氏人物具有一种心理优势，所以“二陆”初到北方，颇有与北方门第抗衡的想法。《晋书·张华传》载：“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晋书·文苑·左思传》亦载，左思欲作《三都赋》，“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但是，在与北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们却屡屡受辱，既不能获得交往中的平等地位，更不可能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明代张溥在《陆平原集题辞》中便指出亡国后陆机“俯首入洛，竟縻晋爵，身事仇雠，而欲高语英雄，难矣!”

为求取仕途的发展，他们不得不向北人权贵低头，如陆机在《诣吴王表》、《谢平原内史表》中一再表示“臣本吴人，出身敌国”，仿佛前世有罪。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分析“二陆”心态说：“陆机入洛后，犹自称‘蕞尔小臣，邈彼荒域。陆云《答张士然诗》亦有‘感念桑梓域，仿佛眼中人之句，具见自卑情绪与桑梓之感。”正因为受到了太多的白眼与歧视，所以二陆对稍有知遇之恩的人便会表现出极大的尊崇与感激，陆机对张华，“钦其德范，如师资之礼焉。华诛后，作诔，又为《咏德赋》以悼之”。也正因为如此，陆氏兄弟才会先后依附贾谧、赵王伦、吴王晏和成都王颖等人，在狭隘的政治夹缝中图谋发展。

《晋书·陆机传》中明言陆机“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贾谧乃晋朝元老贾充外孙，充以之为嗣，“既为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谧权过人主”。贾谧为捞取声名，招揽才俊文士，“二陆”也投其门下，被列为“二十四友”。贾谧为正直士君子所不耻，陆氏兄弟附之，自然也受到人们的诟病。

那么，陆氏兄弟何以如此呢?

近人姜亮夫先生在《陆平原年谱》中则极力维护，说“二陆”与贾谧“实无深契”，为其所

逼云云。其实不然。周一良先生的分析则更合乎情理：“陆机答贾谧诗云：‘惟汉有木，曾不逾境。惟南有金，万邦作咏。强调己虽南人而得显达。由此可见，陆氏兄弟之投贾谧，列入二十四友，盖与贾谧之敢于拔擢南人有关，故陆机与之亲善。”确实，“二陆”以文事降附贾谧，目的在于“自重于新朝”，求得政治上更大的发展空间，以维系门第于不衰。

两晋南朝的世家大族人物首先考虑的是门第问题，这是当时的社会风尚所决定的，忠节之类的道德观念则在其次。同时他又交结厌恶贾氏的司马氏宗室人物，依附性极贪鄙、庸才凡品，个人魅力远不及贾谧的赵王伦，又引荐南人戴渊入幕，甚至参与为伦撰夺位“禅诏”，并终“豫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晋书·陆机传》)。

其实，作为“亡国之余”，陆机等人很难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晋升，建立勋业，光大祖业，不得已，他们只有“游走权门”。

陆氏兄弟之死

陆氏兄弟自太康末入洛至客死北方，前后共15年时间，大约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太康末至元康末(289～299)，二是元康末至太安二年(299～303)。前期晋室大体上尚算安定，陆氏兄弟求仕虽难，但无生命之虞。但晋惠帝元康以后，西晋政局日乱，诸王之间公然火并，战火连天。《晋书·顾荣传》载诸王为博取声名，“甄拔才望，委以事机，不复计南北亲疏，欲平海内之心也”。于是，南人自入晋后，进入了一个政治事功相对活跃的时期。

但是，在当时“顺逆无常理，成败无定势”(王夫之《读通鉴论》)的险恶政治环境下，南人在北方缺乏社会基础，很容易受到伤害，甚至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史载，顾荣给乡里杨彦明的信中说：“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陆机本人在赵王伦之事中险些丧生，故顾荣、戴若思等皆劝陆机返归江东，但其不从，《晋书》本传所述原因有二：一是陆机“负其才望”，“志匡世难”；二是成都王颖召其入幕，陆机感念其救命之恩，又以为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很显然，陆机追随成都王颖，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乘乱建功立业。

太安元年，司马颖任陆机为大将军参军，又表为平原内史，征陆云为清河内史、右司马，参机要，陆耽为东平祭酒。同时，司马颖又以南人孙惠为参军、白沙督、领奋威将军，孙拯为参军。这样，在成都王幕中形成了一个南人小群体，其核心是陆机、陆云兄弟。

成都王与其他诸王争夺统治权，必须招聚名士，他召士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重视门第，其幕中士人可考者来自南北大族23姓。因吴郡陆氏家族不仅为江南之首望，且尤重事功，世代领兵，所以司马颖对陆机“甚见委杖”，将领兵大权交给了陆机。

太安二年，司马颖与长沙王又战，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统帅20万人攻洛。自吴亡之后，陆氏家族仕途受阻，一旦得领军，陆机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兴奋异常。据《晋书》本传记载，陆机出征前，司马颖与陆机有一段对话，其心态可见：

颖谓机曰：“若功成事定，当爵为郡公，位以台司，将军勉之矣!”机曰：“昔齐桓任管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乐毅以失垂成之业，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机也。”

在这里，陆机以管仲、乐毅自比，立功心切，自期甚高。但是，事态的进展正与其愿望相反，陆机在洛阳郊外的鹿苑之战中一触即溃，几乎全军覆没。司马颖恼羞成怒，将陆氏兄弟及孙拯等南士处死，制造了西晋时期南人最惨痛的流血悲剧。

战败背后的致祸之由

陆氏兄弟之祸，从表面上看是由于战败负罪而致，但若仔细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此事与北人陷害及司马颖幕僚中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关。

首先，北人的陷害。

陆氏兄弟入洛后屡遭北人歧视，入司马颖幕后领重兵，位居北人之上，自然会引起他们的忌恨。

《晋书·陆机传》中载：“机以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又羁旅入宦，顿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牵秀等皆有怨心，固辞都督。”司马颖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而以北人牵秀为冠军将军、王粹为北中郎将，皆受制于陆机，故二人“皆有怨心”，尤其是牵秀，《晋书》本传载“秀任气，好为将帅”，怨恨尤深。另外，早与“二陆”结仇的卢志也在成都王幕中，并深得司马颖信重，“委以心旅，遂为谋主”，任为谘议参军、左长史，“专掌文翰”。卢志“心害机宠”，经常寻机向司马颖进言：“陆机自比管、乐，拟君暗主，自古命将遣师，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济事者也。”

陆机的领兵，自然引起了北人的敌视和攻讦，《三国志·陆逊传》注引《机云别传》载：“机吴人，羁旅单宦，顿居群士之右，多不厌服。”《太平御览》引崔鸿《三十国春秋》也说：“机吴人，而在宠族之上，人多恶之。”可以想见，王粹、牵秀等主要将领根本就不会听从陆机的指挥，总是想方设法从中作梗。

陆机的乡里孙惠看出了这一点，“忧其致祸，劝机让都督于王粹”(《晋书·孙惠传》)，但陆机没有这样做。

其实，不仅高级将领如此，甚至连一些中下级将领也不服从其调遣，有些人的对抗情绪还很严重。据《晋书·陆机传》中载，宦人孟玖及其弟孟超皆受宠于司马颖，孟超以小都督领万人随军，纵兵大掠，陆机“录其主者”，孟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机麾下夺之”，并轻蔑地称陆机：“貉奴能作督不!”魏晋之间，南北相轻，相互诟詈，北人骂南人为“貉子”。孟超为小人，竟骂士人陆机为“貉奴”，其鄙视南人之甚若此!后来，孟超又向众人宣称“陆机将反”，根本不把陆机放在眼里。

因此，陆机出师后迟迟不能展开有效的军事行动。北人又借此攻讦他有异志，“持两端，军不速决”，等到临战时，又不协调，如孟超便“不受机节督，轻兵独军”，破坏了整体战略、战术的布署。所以，可以毫无疑问地说，陆机之军事失利，其根本原因在于北人的阻挠和破坏。《资治通鉴》载时人王彰谏司马颖说：“今日之举，强弱异势，庸人犹知必克，况机之明达乎!但机吴人，殿下用之太过，北土旧将皆疾之耳。”陆机丧师后，牵秀等北人将领皆言陆机有反叛之心，“证成其罪”，而卢志等人则暗中进谗，以致司马颖终将陆氏兄弟处死。正因为如此，周一良先生指出：“综观陆士衡一生出处及其致祸之由，似不能不联系其出身吴人考察之也。”

其次，陆氏兄弟之死与成都王幕中君子与奸佞的斗争有关。

从相关史实看，并不是所有北人都仇视南人，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相反，有些北人还多方营救陆氏兄弟。这不能不使我们考虑“二陆”之死还与成都王颖幕中士大夫与奸佞小人的斗争有关。

司马炎诸子聪颖、干练者少，而神昏智弱者众。晋惠帝形同白痴，吴王晏“才不及中人”，成都王颖也是“形美而神昏，不知书”。这样，他们不仅延揽士人，也往往招聚了一些小人。一些出身低微的寒门小人不甘于卑位琐职，屈节倾心事主，想尽一切办法求宠弄权。但这些人素质很差，表面上看起来忠心于主，但实际上

排斥异己，欺上瞒下，巧夺豪取，把国家弄得乌烟瘴气。赵王伦依仗孙秀、河间王□信重张方、楚王玮所昵之公孙宏等人皆是这类人物。

成都王也不例外，他早年亲重士人，故得美名，但日渐宠信宦人孟玖，以至晚年事事依之。孟玖之才比之孙秀诸人尚有不如，完全是一个“嬖竖”小人，主要通过在生活上照顾司马颖以固其宠。就是如此阉宦凡品，其权力欲却极盛，成为成都王幕中最为关键的权臣。孟玖得权后拼命聚敛，强夺豪取，一些别有用心的士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向其献媚、纳贿，投其门下，如卢志对孟玖的诸多恶行从不加阻挠，甚至为其大开方便之门；牵秀等人“谄事黄门孟玖，故见宠于颖”；“将军王阐、郝昌、帐下督阳平公师藩皆玖所引用”。可以说，孟玖在成都王幕中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控制了相当大的军政权力，为他们为非作歹提供了条件。

对司马颖的蜕化和孟玖等人的恶行，一些正直的士人深表不满，并与之进行了斗争，其中陆氏兄弟可视为这类士人的代表。“二陆”出自江东一流儒学世族，其立身、行事、为政皆以儒家学说为准绳，《晋书》便称陆机“伏膺儒术，非礼不动”，其平时为人亦“清厉有风格”，陆云也被时人称为“当今之颜子”。

当然，也许有人会以陆氏兄弟入洛后“好游权门”相问，不过，“二陆”之依附贾谧、赵王伦等虽迫不得已，但仅属在统治阶级上层斗争中投靠得势集团，并没有改变其士人的基本品节。陆云为官恪守儒家思想，其为浚仪令，“到官肃然”，一改“县居都会之要，名为难理”的状况，深得百姓崇敬。

儒家为政的核心在于用人，主张君主“亲君子而远小人”，故儒学历来便强调君子与小人之辩，陆机《辨亡论》便认为用贤乃兴国之本，陆云《从事张彦明为中护军》中亦有句云：“开国承家，勿用小人。”《陆云集》中《国起西园第表启》、《西园第既成有司启》等篇都具有鲜明的儒家思想，难怪清代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陆云集》曰：“今观集中诸启，其执辞谏诤，陈议鲠切，诚近于古之遗直。”由此可见，陆氏兄弟为政以儒学为准则，其渊源根深蒂固，并且早有实践。

进入成都王司马颖之幕后，陆氏兄弟的品性和为政作风依然如故，这必然要与孟玖等人发生冲突与斗争。《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注引《机云别传》说：“初，宦人孟玖，颖所嬖幸，乘宠豫权，云数云其短，颖不能纳，玖又从而毁之。”最典型的一例是陆云拒授孟玖之父官位。史载，孟玖欲将其父封为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人阿意从之，但陆云固执不许，说：“此县皆公府掾资，岂有黄门父居之邪!”此事引起了孟玖的极大愤恨，《世说新语·尤悔》注引《机别传》便说：“玖闻此怨云，与(卢)志谗构日至。”

孟玖诸人与陆氏兄弟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他们极力想把“二陆”排挤出权力中心，此后，陆机在军中纠捕孟超部将，孙拯甚至建议杀孟超，这都是陆氏兄弟与孟玖斗争的继续。当然，其他正直的士人也对孟玖等人的胡作非为深表不满，陈留的江统、蔡克等人使“多所谏箴”。但相较之下，陆氏兄弟抗佞最为严正，加上身为南人，在北方缺乏有力的政治援助，最易受到奸佞小人的攻讦。

孟玖等人内外勾结，终于找到了残害陆氏兄弟的机会，他们借陆机兵败，大肆污陷，不仅杀了陆机，而且“夷灭三族”，甚至将陆机的部下司马孙拯拷掠致死，孙拯之门生费慈、宰意为孙拯申冤，主动请死。另一位南人孙惠惧之，杀掉佞小牙门将梁俊后出逃。就这样，成都王幕中的江南士人受到了致命的重创。

人所共知的千古奇冤

陆氏兄弟之死，显然是一个冤案。对此，时人几乎是人所共知，《晋书·陆机传》使说：“机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议者以为陆机之冤。”陆云对前线军队的失利更是毫不相涉，竟受牵连若此，显然是一个精心安排的政治阴谋。

《太平御览》中载，孟玖逼拷孙拯诬陷陆氏兄弟，然“考捶数百，两髁骨见”，孙拯终不屈服，狱吏“知拯义烈”，对孙拯说：“二陆之痛，谁不知枉，君何不爱身?”正因为如此，孟玖等佞小的行为引起了不少正直士人的仇视。江统、蔡克等人根本不相信陆氏兄弟有反逆之心，他们很清楚陆机兵败在于无法“董摄群帅，致果杀敌”，于是上疏为陆云申辩，要求司马颖详查。司马颖不纳，“统等重请，颖迟回者三日”。卢志劝司马颖速杀陆云诸人，蔡克叩头流血，一针见血地指出：“云为孟玖所怨，远近莫不闻。今果见杀，罪无彰验，将令群心疑惑，窃为明公惜之。”当时，“僚属随克入者数十人，流涕固请，颖恻然有宥云色”。但关键时刻，还是孟玖出面了，他“扶颖入，催令杀云”。

由此可见，围绕诛杀陆氏兄弟一事，在司马颖幕中爆发了一场士大夫与佞小的激烈斗争，陆氏兄弟之死标志着士大夫遭到了暂时的失败，因此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愤慨，《晋书·王澄传》说：“颖嬖竖孟玖谮杀陆机兄弟，天下切齿。”因“二陆”之死，也使司马颖声望顿挫。此后，这一斗争仍然在继续，《晋书·王戎传附王澄传》载：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之一王澄最终“发玖私奸，劝颖杀玖，颖乃诛之，士庶莫不称善”。后来，东海王司马越与司马颖争权，“移檄天下，亦以机、云兄弟枉害罪状颖云”，这都可见出“二陆”之死所体现出的士人与佞小之争的性质。

由上文所考可知，“二陆”之死是由于成都王司马颖幕中南北人士的地域歧视及士人与佞小之争交互影响的结果，非止一端。作为南人，他们素受歧视，顿居北人之上，必然成为众矢之的。作为正派的士人，他们必然要与佞小斗争，并取得了一些北方士人的同情和支持。但他们毕竟与北方世族没有婚宦诸方面的关联，势单力薄，唯一的支撑便来自司马颖的信任。因此，一旦孟玖、卢志等人诬陷他们“持两端”不尽忠于主，他们的悲剧便难以避免了。

作为南士之领袖，“二陆”命丧北土，对其他南士震动很大，顾荣、张翰等人相继返归江东故土，西晋南士入北求仕的活动也就此宣告结束。

编辑：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