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城　张　兴

伴随着公募证券投资基金不败神话的毁灭，原本在繁花似锦的场景中，不愿意或不能看到的有关投资基金的种种景象无可阻挡地浮出水面，基金经理“老鼠仓”事件频频爆发，如上投摩根阿尔法基金经理唐建和南方基金经理王黎敏，均是利用近亲及第三人账户、利用掌握的基金投资信息进行股票买卖获利，中国证监会对该二人做出行政处罚，被取消基金从业资格，引发了公众投资者对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的信任危机。

毋庸讳言，基金业健康发展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基金管理者如何取信于投资者、让投资者将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交给其管理运作？一方面，基金的管理者必须具有确实可靠的真实的专业投资能力和高度的忠诚，以取信于投资者；另一方面，这种信任必须是建基于法律制度之上的，对背信者有及时和严厉的惩罚，对受害投资者有充分的赔偿。

我国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即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信托法》设立运作，应该说已经存在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但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在我国为什么仍会陷入信任危机？可以用信息不对称原理来解释。法律的存在，使投资者建立了初步的信心，将自己的钱交出去。一旦将钱交出去，单个投资者就很难控制或影响资金的运用，他们不了解资金的实际运用情况，不了解管理者是否在尽心尽力管理，难以监督，这就是信息不对称问题。管理者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就可能营私舞弊，为个人图利而不是为全体投资者谋利。强制性信息披露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法律手段之一，但同样面临如何监督虚假信息披露的问题。因此，如何鼓励、利用投资者积极性参与监督是我们目前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私募投资基金同样会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私募投资基金的壮大反过来说明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首先，民间私募投资基金往往是亲戚、朋友之间基于相互信任和了解的基础上募集的，或者是有实力的私人资本，其有能力对管理者的水平进行考察；其次，民间声誉机制会对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者起到很大的约束作用，这是因为如果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者、发起者没有真正的高水平，那么他将很难得到认同，也不可能顺利募集到资金。这一点和公募基金不同，公募基金的经理只是拥有了从业资格，但是否有“真才实学”则难以考证。私募投资基金管理者如果管理失败，将会身败名裂。这种约束可能比法律约束更严厉。当正规的法律机制不能起到有效的约束力时，民间声誉成为更有效的约束机制，所谓“礼失求诸于野”。

私募投资基金在我国市场上可以说是规模庞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其规模可能已达到数万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正规金融机构运作的非公开募集基金。但令人遗憾的是，如此规模庞大的私募投资基金，在我国目前却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机构，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或者接受特定对象财产委托从事证券投资活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根据本法的原则另行规定。”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的唯一的法律规定，而国务院一直没有制定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的具体的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2003年制定了《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实际上是关于证券公司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运作的规章。但是对于其他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私募投资基金运作却没有规定，造成我国基金法律的重大空白。

但存在即合理。私募投资基金生于市场，是在投资者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自发产生的。而市场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它能够形成一种有效的机制，使得私募投资基金能够非法律化存在：

一是通过专家理财，实现节约交易费用和规模效应。目前许多人手中有一定的富余资金但资金量又不是很大，有投资增值的需要，但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者不具备专业的投资知识、渠道和经验。如果他们每个人自己进行投资，就需要抽出时间，学习研究投资知识。但任何事情都是有机会成本的，也就是，这样做可能减少了他们本来可以从事本行的时间和精力，可能降低了在本行本专业的收益。而且资金拥有者分别从事投资，其收集、分析信息、进行交易的成本都会很高。如果这些资金拥有者把他们的资金集中在一起，资金总量很大，然后交给专业投资者管理运作，就会最大程度地节省交易成本（比如降低佣金比例，减少重复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工作），实现规模效益。而资金拥有者则可腾出时间，继续从事自己的本业。

二是基金管理者的个人性非制度化的民间信誉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正如前面所述，公募投资基金在运行中会产生种种道德风险，这恰恰对私募投资基金的存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的法律首先应当对基于市场产生的私募投资基金的合法性予以充分认可，应当容许大多数的私募投资基金从灰色地带转到阳光地带，放宽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的资格限制，让市场竞争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对于投资者也是最大的保护。由于基金投资人与私募投资基金之间的权利义务绝大部分是通过双方之间的投资理财协议加以约束的，基金投资人在签订正式合同时，必须尽可能详细地约定自己的权利、限制私募投资基金的权利范围，限定私募投资基金的义务。

同时，一定要规避法律不予保护的条款。当然，必要时也可加入利益捆绑条款，即可以要求私募基金的管理人投入资金在基金总额中必须占到一定份额，做到防止利益主体的缺位。尤其是熟人之间，更应签署书面、完备、有效的协议，否则很有可能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及资金的损失。此外，基金投资者必须充分意识到投资基金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投资，无论如何规避，也无法避免其自身存在的内在性投资风险。因此在投资前应尽可能多的获得有关该私募投资基金及基金经理的信息，并选择组织机构健全、内部管理规范、内部控制严密、专业诚信、业绩优秀的私募投资基金。

目前我国正值“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时期，再加之我国的信用制度尚在建立过程中，民间信用也并非完全可靠，所以私募投资基金出现问题几乎不可避免，而对其进行法律制度规范正是促进其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对私募投资基金，疏，而不是堵，才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解决问题之道。

（作者李长城为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张兴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讲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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