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生

中学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文言文，题目是《扁鹊见蔡桓公》。按照教学参考书上的解释，蔡桓公是一个“不听劝诫，不思悔改，刚愎自用，至死不悟”的可厌又可悲的典型，所以，讲到这篇课文时，教师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对蔡桓公的“讳疾忌医”大加挞伐。

其实，如果我们不对蔡桓公心存成见，而是静下心来对这则带有几分寓言色彩的故事细加咀嚼、体味，或许就会发现，舆论一味地扬扁鹊而抑桓侯，委实有失公允。如果认真地探究一番酿成蔡桓公悲剧的根本原因，除了其自身的主观因素（诸如不懂医道、盲目自信之类）之外，我认为作为医生的扁鹊先生恐怕也难辞其咎。

蝼蚁尚且偷生，身为“国家元首”、享尽富贵荣华的蔡桓公想必不至于置自身疾病于不顾，拿着身家性命当儿戏（这一点，从故事中他病发体痛时急匆匆“使人索扁鹊”这一细节便可得到证明）。诚然，桓侯对扁鹊的四次大同小异的劝告或不应，或不悦，甚至背后对扁鹊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乍一看实有讳疾忌医之嫌。然而深入想想，这又绝非“讳疾”二字可以涵盖得了的。因为扁鹊与蔡桓公初次相见时，蔡桓公还只不过是一个“病毒携带者”，对自己的病情、病因及其“预后”完全懵懂无知，扁鹊的那些直来直去的告诫在他听来定觉十分唐突，很有几分耸人听闻的意味，甚至与诅咒无异。这让万人之上的国君在众目睽睽之下如何接受得了？故而拒绝劝告、回避诊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扁鹊既为神医，技能盖世，对桓侯的病因、病理及其严重性必定了然于心，但他每次都只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式化地提个醒，而全然不顾听者的感觉，对病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更是不着一字，讳莫如深。其结果便是一次又一次地贻误了治病救人的良机，致使桓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而他自己却一走了之，远赴他国继续他的“神医”生涯。如此举动，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倘若当初扁鹊能够把握患者心理，讲究点语言表达艺术，选择好进言的场合（毕竟疾病也属于一种个人隐私），注意些方式和方法，我想蔡桓公决不至于跟自己的生命过不去，一而再、再而三地拒扁鹊于千里之外。由是观之，在对待蔡桓公的病情这一问题上，扁鹊的言谈举止实在有损其“千古神医”的美名。至少，他在“服务态度”和“服务艺术”上与“神医”之名颇不相称，尚有进一步提升的地方。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患者由“疾在腠理”到命赴黄泉而无所作为，对一个有良心的医生（尤其是“神医”）来说，应该是最大的悲哀。

扁鹊“失职”的后果也给了我们这些肩负着“塑造人类灵魂”之任的教育工作者一些启示，提醒我们时时警醒自己，谨防重蹈扁鹊的覆辙。作为教师，我们面对的是少不更事的孩子，在转化后进学生、帮助有缺点错误的学生健康成长这一问题上，更有必要记取扁鹊的教训。对那些偶染微恙而不自觉的学生，切不可仅仅满足于一句“君有疾”式的提醒乃至恫吓，要耐心细致地帮助他们查找病源，分析病因，使他们既了解疾病的危害，又能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相反，一味做空洞的说教或是不着边际的训诫，只会使他们产生厌烦甚至逆反情绪，形成“抗药性”。长此以往，他们的表现必然与教育者的愿望背道而驰。这与其说是学生“讳疾忌医”，不思进取，倒不如说是育人者方法简单，误人子弟。至于那种看着自己的教育对象“滑坡”而漠然置之者，则更是与为师之道相去远矣，这就不是“艺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态度”层面的问题了。

每个人都有着一颗渴求上进的心，只要我们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既从严要求，又充满爱心，蔡桓公式的悲剧就一定不会在我们身边重演。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解放路实验学校高中部）

编辑 付江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