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徐英华

满族分八旗，故而“旗人”、“在旗的”，都是本土汉族人对外来的满族人的称谓。“民人”、“在民的”，则是满族人对本土汉族人的称谓。在某些不太重要的场合，有时满族人被当地本土人称为“在旗巴子”，这里并没有民族排外的情绪，大多包含一种亲近而且微嗔的意思。满族人文化根基相对浅薄，心机简单，言行率直，也不排除略微潜藏民族沙文主义意识的个别人把满族人蔑称为“旗傻子”，也不是什么怪事。在我的家乡，旗民和睦相处共居一地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各自保留本民族特色，但在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方面互相渗透彼此影响。旗民共同承当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苦中有乐，留下许多值得一记的轶事。

年糕

若干年前的东北，年糕一般都在过年的时候才有。在粮食极度匮乏和品种单调的那些年头，年糕算是美味珍馐。而做年糕，对于一个满族家庭来说，更是既隆且重，像一个盛典。

做年糕的原料来自糜子。辞书上说，糜子，黍之不粘者。糜子的历史应该很悠久了，《诗经·王风·黍离》里面已经写道：“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不知是年代久远还是物种进化，抑或地域的不同，对糜子的称谓是不同的。陕北信天游里唱道：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糜子是否与谷子为同一个品种？在我的满汉杂居的故乡，成熟的谷穗像弯曲的棍子，金黄色，去壳后称小米，谷粒不粘，适合做米饭。而郭兰英唱的歌里说“黄澄澄的谷穗好像那狼尾巴”，那种谷子肯定不与我故乡的谷子同类，而是糜子吧。糜子的穗形状约略似芦花，夸张地说像狼的尾巴，成熟后下垂，与稻穗相仿，米粒也是金黄色，称大黄米，极粘，适合做糕。糜子适宜种在土薄地瘦的山坡上，不怕贫瘠，却不能消受肥沃。换到好地上，糜子连穗儿也抽不出来就倒伏了。

不知为何，毫无相似之处，笔者却由此想到自己民族的成长经历。

马背上的民族早已结束了动荡和战乱，走到平坦而坚实的土地上。他们每个人没有一天忘记自己的来处，心中铭刻着三百年的荣耀和后一百年的耻辱。满族乡亲们早已经蜕尽骁勇跋扈的暴戾粗豪，还有后来的膏粱子弟的浮华奢靡，逐渐融入农耕民族序列，跟汉族乡亲学会稼穑之道，蚂蚁一样劳动生活着，黧黑精瘦，胼手胝足，出出进进，来来去去，不给自己留一分的安闲。一旦让他们安闲下来，他们都会惴惴地嘀咕着，这不跟八旗子弟似的?八旗由盛至衰经历了云泥之别，满清腐败误国，令后世满人内心愧疚，挥之不去的阴影始终隐藏于心底。因此，做年糕，是不是满人希冀以“糕”的谐音来摆脱低落的心态的另有意味的举动?

无论这种民俗背后蕴涵着多少沉重，为过年(农历春节)而准备的食物，附丽着神圣的心情，做年糕就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尤其在一个孩子的心目中。

要把大黄米磨成粉，事先给大黄米加水，浸润。加多少水不好掌握，一般以握在手里不滴水又不松散为度。挑着抬着，送黄米去碾子上碾压。村屯里的碾子不少，不能用露天的，要找有碾棚子的，即使有碾棚子也要挑干净可心的。反复碾压的黄米要用二细罗筛一遍。什么是二细罗?粗略地说，大型的网眼工具统称为筛，用于加工粮食的称罗，以网眼的细密程度分为粗罗，二细罗、三细罗。二细罗用途最广。用二细罗筛出来的黄米粉，用肉眼几乎分不清颗粒了，握在手里轻轻地团一团，再轻轻地掷高，落下来还没有松散，就是水分大了，要再晾晒晾晒；若是落下来半程才松散，最合适马上做年糕。

黄米粉是做年糕的主料，还必须有配料。配料只需一种颗粒比较大的豆粒，红豆、豇豆都可。选用的原则是好吃，与黏米糕的滋味相辅相成，还要粒大、耐火、透气，让锅里的水蒸气穿透黄米粉，把它们蒸熟。

箅帘是日常做饭少不得的物什。为了做年糕，再用壮实的高粱秸秆特意串一架。新串成的箅帘弥散着淡淡的高粱成熟后的特有的芳醇，让人相信在这样的箅帘蒸出的年糕一定更香浓。蒸糕需要特别结实的箅帘，还要架在木质帘架上，才能承受起满满一锅的厚达一尺多的蒸熟以后重逾百斤的年糕的分量。帘架并不是家家都有，汉族乡亲比满人更擅长农事手艺，这样的物什可以在大部分农家轻易找到。去邻居家串借也不困难，在过年之前的日子，各族乡亲都比平日豁达和大方，断然不会为难前来倒一把借一把的邻居。邻里间串用着，直到最后把那物件使用到快散架实在不能将就了为止。

还需要一条可以把十印大锅围起来的围屉。这围屉样貌普通，一扁指厚薄的木板，一尺来宽，一两丈长，却是经过特殊加工过的，有韧性，螺旋样弯曲的，虽有槁曝，不复挺者。一般人家没有这路物什，有根有底的大户人家或许有。我们家不是富裕人家，却是八旗后裔，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有一点破乱家底，恰好有一个这样的围屉，还有一个足有半间房大的木锅盖，与其搭配起来做年糕正旗鼓相当。正因为这些东西，我曾推想，年糕，或许是我们那仰赖天恩祖德而过着锦衣纨裤饫甘餍肥日子的末代老祖宗在潦倒破落之后，不甘心生活水准江河日下，专门发明出来满足口腹之欲的吧。一技无成的人们往往擅长的只剩一件事：吃，或者换个说法，研究吃。但是不知道汉族乡亲们是否认同这个说法。这算是题外话了。

年关将近，围屉从这一家传到另一家，再从另一家传到早已等候着的下一家，松软的木隙里面吸附了越来越浓的年糕的甜爽糯香。几乎在村里轮转一大圈，围屉返回自己家的时候，已是年根底下。爷爷总是很满意自家围屉能有如此的用武之地，只是对围屉上些微的焦糊处看了又看，痛惜地蹙紧眉头。

万事齐备，还需要一个能烧火而且会烧火的人。这个人必须能一鼓作气连续拉两三个钟头的风匣而不显疲累之态，具有蒸汽火车司炉一般的过硬技术，应急则急，应缓则缓。还必须任劳任怨，受到呵斥也不闹情绪。也就是说，需要一个对制作年糕抱着极高热情并在整个过程里不怕辛苦劳累的小伙计。在我比锅台略高一点的时候，我就逐渐被爷爷训练成一个能烧火且会烧火的小伙计。

最重要的人，是那个“撒糕”的人。如此隆重的事情，只能由德高望重当家主事的人来充当，一般的人，特别是年轻的没有经过人生历练的人是没有声望的，当然也就没有“撒糕”的资格。彼时我家仅三口人，爷爷、奶奶和我(父母在外地工作)，“撒糕”一事非爷爷莫属。

爷爷撒糕，那叫一个“派”!

人到中年的爷爷，高大魁梧，秃顶，脸胖腮红，双眉飞扬，目光如炬。后来看见电影《红旗谱》的巨幅海报，崔嵬扮演的朱老忠横执铡刀怒目而视的形象令我失声大叫，那不是我爷爷吗!事实上不是，只是样貌酷似而已。爷爷其实没有什么事迹，排除外型上的特征和若干满族人的作派习性，爷爷仅仅是草芥之民，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满族老百姓。

但是，每逢做年糕的节令，爷爷就立即变得威风凛凛，甚至有点不可一世。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爷爷命令将锅里添上满满的

齐锅沿的水，往锅底里倒扣一只大碗，水开了以后，碗在里面咯哒咯哒响，根据碗震动的声音大小强弱可以判断锅里的水还有多少。一旦烧干了锅，听不见声音，要及时从旁边缝隙往锅里续水或者停止烧火。不然，干锅以后烤糊了箅帘，烤焦了红豆，年糕变成黑炭，糟践了粮食不说，一切的努力付之东流，更重要的是会破坏了一份过年的欢愉，而且，随之而来的阴晦心情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都挥之不去，说不定应在什么事情上。爷爷撒糕的历史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故发生过，而乡邻家却屡屡出现这样的事故或事故苗头，他们不懂得要往锅里扣一只碗，爷爷始终没把这个绝技传与他人。端足了“秘传不外示”的架子，咕噜咕噜地抽着祖传的像一把倒置的驳壳枪形状的黄铜水烟袋，总是在人家几乎急得要哭的时候才耷拉着眼皮说一声，妈拉个巴子。

“在民的”孩子们经常对着我高声大唱：“额讷额讷你上哪儿客(去)?我上南该(街)你二姨家客(去)。额讷额讷我也客(去)!妈拉个巴子你滚家客(去)!”我知道他们是学着满族话来气我，但我敢保证“妈拉个巴子”绝对不是骂人的话，相反还有亲昵的意思在里面，这只不过是满族人的口头语而已。每一回爷爷摸着我的头，都笑眯眯地说一句妈拉个巴子。爷爷放下水烟袋，随口说出口头语，跟着来人去了，爷爷总有办法拯救那些不幸的年糕。

自家要做年糕之前，爷爷必定去村里剃头匠那里把历历可数的有限的几棵头发和茂密的戟飞弩张的络腮胡子刮得精光，系上奶奶的围裙，神态庄重，样子有几分滑稽。因为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我，我没有同盟军，是不敢随便笑的。我的分工是往灶里塞柴禾，努力拉风匣。而眼睛却可以观察撒年糕的全过程，两下不耽误，是一种特别自由的劳动。

事前已煮得半熟的红豆或是豇豆在箅帘上铺了半寸左右厚度，水开了。水蒸气很快漾满低矮的灶间，爷爷奶奶像在仙境里游走。打下手的奶奶端着盛黄米粉的盆站到锅台前，爷爷仔细洗过手，高挽袖子，抓着黄米粉往红豆上面撒去。爷爷跟借东风之前的诸葛亮祭天作法一样，神态庄重，几近虔诚，不像做自家的吃食，倒像与神佛共谋天地大事。爷爷专注地盯着撒下去的黄米粉，哪里米粉半透明了，就往那里继续撒下去。不多撒，不随意撒，这样保证了年糕一层层地蒸熟，不会夹生。爷爷的年糕撒得好，糯韧香软而且不沾牙，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及时地有分寸地洒水。洒水的工具是一个炊帚，那炊帚必须是新糜子的毛穗做的，事先用开水烫过的，帚毛细密的，每一条帚毛上的黍粒都清理干净了的。用这样精心加工过的炊帚洒出来的水，如一层霏霏的雨雾轻轻降落于年糕表皮上，不至于把年糕溅出水泡。水蒸气源源不绝地升腾，黄米粉一层层地撒上去，年糕一点点熟透，一层层加厚，快与围屉齐平，奶奶端着盆紧三火四地已经添加了好几回黄米粉，低矮的房子里面已经弥散着年糕的那种独特的甜津津的香味。爷爷俯身听锅底的响声，摆着大手示意烧火不要太猛。此刻的爷爷，很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从容而严峻，仿佛一个手势、一个意念或者一个动作足以决定一场期待之中的战局。

爷爷的“派”把我彻底陶醉。

起锅以后，热气稍散，趁热把年糕切成方块。怕烫软了菜刀，切之前需把菜刀沾一沾凉水。一锅软颤颤的年糕很快分解了，拿出来，分隔开，摆在饭桌上、面板上，晾一阵子。半透明的黄色的年糕诱人馋涎欲滴，爷爷赶快切下一块塞进我的嘴里，奶奶赶快切下一块塞进我的嘴里，我却没想到切一块塞到爷爷奶奶的嘴里。豆粒嵌在年糕的底层，红红黄黄，红黄分明，煞是好看，更是喷香。但是爷爷禁止我专门抠那豆粒吃，说，没有豆粒的年糕就不成年糕了，令我大惑不解。

年糕凉透了，送到院子里事先设置好的大缸里冻起来，可以放置许久，从腊月放到二月二，一直到快开化的时候。冻过的年糕，硬得像铁。需要用一种被称为“豆饼刀”的家什来切片。所谓“豆饼刀”，刀身窄且长，两边各装一个木柄，切豆饼时，人跪在铺了麻袋的地上，将豆饼夹在两膝当中，依靠身体和两臂的力道把早已榨干油的豆饼切成一片片，泡出水来，喂养骡马等大牲口。这家什，肯定也曾经是马背生活的遗迹。而切年糕，比切豆饼喂马要讲究得多，毕竟是人吃的东西。把冻得硬似钢铁的年糕放在面板上，让沾着豆粒那一面向下，要计算好每一片年糕的厚度，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要让每一片年糕上都有一些红豆或豇豆，慢慢地压着刀往下走，不能把年糕切断。切出来的年糕，像一片片放大了的刨花，一律整齐地朝同一个方向弯曲着，刚性的样子。放进锅帘上，一通热气溜过，就变得软软的、黏黏的、香香的，如果能蘸了白糖吃，就更加有过年的气氛，只是白糖比年糕还要罕见，就只能馋着了。

不过，童年大快朵颐之后，以后多少年里没有年糕可吃。即使有，我也不再吃年糕，终生也不会再吃。其中隐情，与过年无关，与爷爷无关，与一场时代的狂风暴雨有关。

幸福的豆腐

据考证，豆腐的历史已经有几千年，那么肯定是大汉民族的智慧结晶，满族人得享天成。

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苦，是因为做这些事情是彻底的手工操作。出大力流大汗，没有半点轻松可言。普通的一个人，穷其一生，可能都没有撑一篙船、打一锤铁的机会。可是说到豆腐，如此中国化的食物，那么传统又那么平民化的东西，即使没吃过，也许看过，没亲眼见，可能听说过。几乎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是汉族人满族人或者其他民族同胞，有谁能说此生没有跟豆腐打过照面呢?

豆腐是磨出来的。一个“磨”字，道尽劳作之原始，笨重、繁琐、冗长和千般辛苦万种艰难。同一个“磨”字，也意味着有一份虔诚的期待在其中。当那份虔诚的期待在十足的耐心之中终于呈现的时候，正像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回经书，最后“磨”出来的，显然就不是“难”了。

开春之前，生产队研究耕作计划，明明知道大豆是低产作物，有良心的生产队长也要绞尽脑汁偷偷种几亩。秋后每个人头分得三二斤，人口多的家庭凑合着做一道豆腐，人口少的，跟亲戚或者邻居“插犋”，合起来共做，各分半道豆腐。做一道豆腐大约需要二十到三十斤大豆，豆腐匠的技术如果高强，可做出五十到六十斤豆腐。这个数量是大家口人家的极限，是小家口人家的奢望。有一份希冀的心情，就有一份热切的企盼，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吃上白白嫩嫩的大豆腐，老人们就感叹：这才像是人过的日子。

做豆腐用的黄豆，自从场院上分到家，就给当家人捂着藏着的，谁也别想事先炒点吃或是煮点盐水豆解馋。年根将近，豆子才被从一个秘密的地方拿出来。先用簸箕簸一簸。簸簸箕是需要很高技巧的农家本事：利用小臂和手腕的劲道把大豆抛向二尺来高的半空，混杂其中的分量较轻的豆梗豆叶跃在最上边，簸簸箕的人巧妙地一

撤身，让豆梗豆叶闪出簸箕的外缘，落到地上，再将簸箕稍稍往前一送，接住随后下落的豆粒。饱满而沉实的豆粒在半空中互相撞击，哗啦哗啦，如骤雨，如冰雹，嘈嘈切切，如珠玉，如佩环。

把大豆倒进笸箩里，拣挑出发霉变黑的豆子、牵牛花的种子、带刺的老苍籽和打场时混进去的小石子或小泥块。还不够，还要用清水淘洗一遍，以彻底清洁个别豆粒上沾的泥土。这样的豆子，一粒一粒的，整齐划一，干干净净，饱满圆润，恰如金色的珍珠，更似凝固的汗滴，令眼睛享受着无法言说的愉悦。

把豆子倒入水缸里浸泡，泡到豆粒发白且涨大到原来的两三倍，达到吸水饱和的程度。这其间要换几次水，以免把豆子泡酸。这项工作都是家里老人来做，他们耐心，也细心，夜里不睡觉守在水缸旁边，绝对不会玩忽职守而误大事。

做豆腐是要自带烧柴的。在林木稀少的辽南，烧柴不是指真正意义的木柴，而大多是指草。做豆腐要煮沸大量豆浆，需要很长时间的火头，需要有劲的硬柴。最好的是玉米骨子。秋收后，入冬前，从生产队场院分得的玉米骨子，舍不得用的，都藏在柴禾棚里。这时候终于要有用武之地了。往麻袋里装玉米骨子，那份勤快和利索分明是心情的急切。塞得严严的，墩得实实的，装满三四麻袋，抬到手推车上。浸泡好的大豆盛到水桶里也抬上车，一起拉着去豆腐坊。

这一去，可能是一个人，更可能是家里多数人。做豆腐是一年里才一回的事情，因而隆重。惟其少到极点的一回，才倍感新鲜。做豆腐的过程又是那么神秘那么匪夷所思，怎能不倾巢出动呢?

豆腐坊在离村子有一段路的老苹果园子里，走在去豆腐坊的路上那种急不可待的心情，很像要进考场的举子或是即将入洞房的新人。

豆腐坊只有晚上才做豆腐，似乎做豆腐是见不得天日的勾当。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问别人，精明的人不肯说。后来才渐渐悟出其中的蹊跷，做豆腐既不是抓革命，也不是促生产，有资本主义之嫌，只能等待黑下天来，悄悄地干活。

排队等着。豆腐坊里不许闲人和不相干的人进去，那里规矩大。站在寒风里，眼巴巴望着豆腐坊里热火朝天水汽蒸腾，恨不得一步就轮到自家。而做成了豆腐的人，被豆腐坊的热气浸润透底，一身的汗水发散着豆腥气和微微酸腐的味道，暂借了豆腐坊的豆腐架子，挑着两架白胖胖的颤巍巍的大豆腐，被家人簇拥着，颠颠地撤离豆腐坊。熬了几天几夜的辛苦化作一脸灿烂的憨笑，看得排队等候的人们眼睛放蓝光，羡慕得要死，把地上的冰雪踢踏得喀嚓喀嚓乱响。

终于轮到自家。

把豆子一勺一勺顺进磨眼里，同时一勺一勺加水。水是豆腐坊院子里那眼深井水。据说这眼井的水特别出豆腐，做出的豆腐特别好，别的豆腐坊总超不过我们这豆腐坊的名望，除了豆腐匠的本事以外，可能就仰赖这眼井，是水质制约了豆腐质量。这眼井平时被看园子的孤老头儿——冬天里他才是豆腐匠——盖得严严实实，生怕掉进不干净的东西影响了水质，只有做豆腐的季节才开启来用。从缭绕的水汽里传来一声声的叮嘱：放进磨眼的豆子一次不能放多，多了磨不透，“滤浆”的时候被当作豆腐渣，糟贱了东西，还少出豆腐。

轻轻地吆喝驴子走圈子，磨好的浆汁滴滴嗒嗒流进水桶里。水汽里走出来一个半裸的瘦筋巴骨的矮小汉子，他就是豆腐匠，只是他几乎笼罩在热汽里，始终看不清他的模样。他把磨好的浆汁倒进大锅里，命令早已蹲在灶下的人烧火，开始煮浆。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有限几个字的话也毫无感情，透着不容质疑的威严。

豆腐匠对这些最原始的加工过程是那么热衷，对陈旧不堪的豆腐坊那么挚爱，甚至不肯让先进的粉碎机代替古老的石磨，哪怕粉碎机的效率高过驴子拉石磨的多少倍。豆腐匠的理由是，这样磨出来的豆腐才是地道的豆腐。

人们心甘情愿地伫立寒风中耐心等待。低矮的屋顶，蒸腾的水汽，霍霍闪烁的灶火，上上下下的汩汩水声，小毛驴的蹄子吧嗒吧嗒的劲道的有节奏的有韵律的走步声，还有豆腐匠那明显做作出来的严厉训斥和有条不紊的指令，让人即有所拘谨，却让人心头火热，愿意无限期地耐心守望着，直至加入这生气勃勃的忙乱当中。

豆腐匠以权威的态度喝道，烧火的!风匣拉慢点，一下一下的，小火，不能急，不能糊锅底，糊了锅底过年吃不着豆腐找谁啊。这就让烧火的人紧张起来，胆战心惊了。于是风匣拉得一下一下的，像大口喘气似的，小火，不能急，不能糊锅底，绝对不能糊锅底。豆腐匠划船似的用大木头勺子逍逍遥遥地搅着大锅里的浆汁，看着灶下烧火的人那种诚惶诚恐的样子，得意着自己在这一小块天地里的权威。烧火的人烤红了脸，流了汗，汗透胸背，手忙脚乱，没有半句怨言。

大半夜了，一个个玉米骨子在灶里燃成红红的旺火，麻袋里最后一个玉米骨子也投进灶膛。正在惶恐当中，考虑是不是赶回家再拿些玉米骨子，浆汁开了锅。也就是说，事前豆腐匠吩咐的烧柴数量绝对是有准头的，人们对豆腐匠的心计不免一阵叹服。

开了锅，马上要“吊包”。木制十字架和粗纱布组成的吊包设施，由一根绳子系在房梁上，悬挂在一口巨大得像深井似的大水缸上面。豆腐匠一瓢一瓢地舀起豆子浆汁，缓缓地均匀地撒进纱布里，用另外那只泡得自涨的手挤捏着，浆汁渗过纱布流进大水缸，渣滓剩在豆腐包里。“吊包”实际上是分离豆腐渣的过程。而水缸里的白色豆浆也仅仅是生豆浆，是豆腐的原生态，还不算是真正的豆腐。

最激动人心的魔术开始上演。

豆腐匠用手试了试缸里的温度，往上面水汽里一举手，豆腐坊里顿时响起一阵细细的清脆的金属震颤声音。事后才看明白，房梁上挂了一个小铜铃，马铃儿。豆腐坊的这个小铜马铃儿类似乡亲们百看不厌的电影《地道战》里的报警信号装置。只是那高老钟敲钟是因为鬼子进村了，而豆腐匠敲钟是他要点卤了，事前敲个响儿，告知人们不可随意打扰。因为，一个不经意的哆嗦，可能让坛子里的卤水多流出几滴，多出的几滴卤水，就会坏了一道豆腐。豆腐匠视豆腐质量比命还珍贵呢，绝对不允许从自己手里多出一滴卤水的。豆腐匠钻进水汽里，回来时手里捧着一个绿瓷坛子。豆腐匠将坛口略微倾斜，让里面的红褐颜色的液体一滴一滴地滴进雪白的豆浆里。另一个人——应该是徒弟，或者叫下手，一面斜睨着师傅的坛子一面轻轻搅动缸里的豆浆。豆浆转成一圈一圈的同心圆，同时，莹洁的豆浆像夏日晴空隐隐出现了云翳，丝丝缕缕的云翳仿佛被风驱赶，逐渐聚集，形成云朵。云朵上下翻腾，已经显出有重量的质感，渐渐与水分离。当清水里漂浮着大块云朵，豆腐匠停止了点卤，收正坛口，说，慢，再慢点，急什么?急了孙子也抱出来了。好了，等着。

然后等待，静等。一片肃穆，仿佛敬畏神明。卤水点化豆浆，在这鬼斧神工的奇妙变化的过程里，各人心境是不一样的。豆腐匠虽然略略紧张但胸有成竹的样子，擦汗，抽旱烟，舒缓着劳累和疲惫。初进豆腐坊目睹做豆腐过程的人，好奇、大惑不解，感觉神秘莫测因而诚惶诚恐。我们想得更多的是，卤水是豆腐匠的私人财产，是豆腐匠从盐场的养卤池讨换来的，那个年头属于私人的财产有一种不好的名声，所以都很自觉地不动也不看。我们还知道，苦大仇深的杨白劳就是被黄世仁逼债卖了喜儿以后喝了卤水死的，因此卤水的名声也更加不好，而做豆腐非加卤水不成，这让我们在翘盼吃豆腐的同时也害怕卤水。当豆腐匠抱走他的宝贝罐子送到什么地方藏起来以后，吁出一口长气的肯定不只一个人。

豆腐匠很快返回来，俯身水缸中观察一番。这一番观察，就是豆腐匠掌握分寸的看家本事。只听一声掩抑不住喜悦的大叫：好——哩!铜铃声再次震响。

豆腐架子早已被前一个挑豆腐回家的人送了回来，豆腐包也用清水洗净。凝成厚重云朵的豆浆被快速舀出来，倒入四方形豆腐架上，水透过纱布的网眼哗哗流到地上，软绵绵的云絮状的东西堆积起来。豆腐匠把包布拢严，说，加载儿!七八十斤的石条载儿，一条一条压上去。豆腐匠卸下满脸的严厉，跟下手逗闲话，向做豆腐的主儿讨烟抽，对烧火烧得不好的小孩子露出热汗横流之下的笑模样。因为，加栽儿后，豆腐做成了!

如果你喜欢豆腐嫩一点，加栽儿半小时：如果偏爱老豆腐，得五十分钟。撤去栽儿，揭开豆腐包布，里面不再是软绵绵的云絮。豆腐匠像一个艺高胆大的武林高手，轻捏竹刀，略一沉吟，三横三竖划将下去，划出方方正正十六块。赫然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方方的白玉，宛若豆子的精灵所幻化，有生命似的，轻轻颤动着，冒着热气，散着清香，缭绕着喜悦，让人喜不自胜，满眼里是看到奇迹似的振奋，满心里洋溢的是酣畅淋漓的幸福。

或许，幸福有一千种定义，一万个解释。但是，幸福的豆腐，或者叫豆腐所带来的幸福，却再简单不过，简单得找不到更多的语言加以描述。只是有一点，如果你曾经在那个特定的年月走过，曾经经历过最苦涩的生活，你一定会体味出这种幸福的别样滋味。

[责任编辑胡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