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丘陵

我是被祖父那个大红被面的故事裹着长大的。随着祖父的离世，这个故事也就离我而去。直到我要去发生这个故事的枫树乡担任乡长时，才把它捡回脑子来。

这是一个绝对典型的江南山乡。对江南不了解的读者可能以为江南都是小桥流水，小丘小壑，这才是真正的误解，至少是某些文学作品和风光影视片的误导。其实江南的山乡并不都如此，像我任乡长的这枫树乡，一座大山将全乡剖成两半，山的南面一望平川，千顷良田，阡陌井然，田间有湘江蜿蜒飘过，村村寨寨，檐角相连，颇有城镇风味。而山的北面，则是山峰延绵，竹修林茂，沟深崖险，山道弯弯藏入其中，飞禽走兽，难见人影，俨然大森林模样。历代富人官家，皆居山南，无路可走之人，则入居山北，或上山狩猎度日，或入伙进团为匪。

我的祖父就居山北数年，既非狩猎，更非为匪，而是当了游击队长，当地百姓和敌人都称之为飞虎队。祖父姓名本来文雅，名曰儒之，可所有人，包括敌人都称之为“飞虎”，祖父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见到毛主席。虽然这山离井冈山并不遥远，且毛主席上井冈山时打从这枫树林里穿过，可祖父就是没有这个缘分。但祖父用的都是毛主席的战术，并多次听上级说得到过毛主席的嘉奖。每逢赶墟时日，祖父的飞虎队就化装成百姓模样下山，或严惩土恶霸或敲掉乡警所，敌人追来，便消隐山林，待到夜间，又开始动作。有次敌人正规军的一个连竟在一夜之间被我祖父全部吃掉，气得敌人派一个团围剿十一个月，可就是未伤到飞虎队的一根毫毛。读者不要以为我滔滔不绝讲这些已经走题了，其实不然，这一切都与大红被面的故事有关。这大红被面又与我当乡长后的“钉子村”有关。

“钉子村”就是山北的牛头村，也就是我祖父当年打游击的据点村，我一上任就碰到了这个令人头疼的钉子。

副乡长向我介绍。该村已连续五年未上交乡里一分钱农林特产费、建校费、管理费，村干部没人愿当，全是抓阄确定，计划生育根本就抓不到对象，罚款也收不上来。由于该村落后，影响了全乡的先进，先后三任乡长都是摇着头打背包离开。乡里也曾先后组织突击队进村，为加强突击队的领导，除这名副乡长外，再加上乡武装部长。武装部长乃武警总队营级警官转业，擒拿很有一套。突击队长乃由野战部队退伍的一名侦察班长担任，立过两次三等功。突击队员或乡里有力之士，或镇上闯荡之人，退伍军人占了三分之一。可不管行动如何隐秘，每当突击队进村时，所有户主全都不见人影，只有老娘小孩，怀孕的妇女更是难以见到，家里贵重之物，如收音机等都一一藏匿。突击队每每都是空手而归。武装部长对我参谋道，乡长能否有所作为，干部能否听你的，就看你在牛头村这第一仗打的胜负如何了。

我愈来愈感到问题的严重。按照我多年的工作方法，决定开诸葛亮会研究。年轻的读者可能对这个词有些陌生，年纪大一点的读者对这个词太熟悉不过了，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有了这句话，就不难理解这个会议的形式了。

武装部长说，干部内肯定有人泄露了军机，根据他的经验，十有八九是乡内的副乡长级的干部，因为只有这一层次的领导干部才最先懂得行动的方案。武装部长还特意对我耳语道，“三把手”李副书记的可能性最大，前三位乡长都是他挤走的。

副乡长说，干部内肯定有内奸。他分析，民政助理老张可能性最大，一则，老张对突击队有看法，常常提出不同意见，这也不妥那也不妥；二则，老张有一亲戚，他的姨妹子嫁在牛头村；三则，三任乡长都未提拔他为副乡长。副乡长还特意拉我出会议室单独说，武装部长也有嫌疑，他一直想当副书记，可就是没有位子提他。副乡长建议我下次行动一定要缩小范围，机密行事。

我采纳了副乡长的建议，早饭后突然宣布行动。这牛头村不通公路，只得步行，爬至山顶得两个多小时，我累得满头大汗，可心里却很激动，因为这是担任乡长以来第一次行动，我想着如何跟村里人说话，甚至默想着祖父在草坪里腰间挂着驳壳枪对乡亲们讲演的情形，非常遗憾的是这次行动的结果与我的前三任乡长没有什么两样，仍是空手而归，惟一的收获就是我看到祖父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是一个贫困的山冲。

回到乡政府仍是开诸葛亮会。

武装部长还是说的那些话。副乡长也还是分析那些理由。读者可以回头看看那两段话的内容。我若重复，虽可以多得三百字的稿费，但我的老师曾教过我最好不要重复。

只是我开始怀疑那两段话。

我问：村里有电话吗?我去时忽视了这一问题。

副乡长答曰：没有，电都未通，何谈电话?

我问：乡政府谁人养有信鸽?

副乡长答曰：没有，只有一干部养有一长毛狗。

我问：可有近道上山?

突击队长答曰：我多次侦察过，我们走的乃是上山必经之道，当年飞虎队也只能走这条山道。

我没有开口说话，读者也许可以想象出我此刻的心情，我宣布次日原班人马再次上山。

其实，他们没有发现，我在想祖父的故事。这故事说起来其实简单。就是山顶上住了一牛姓人家，这人家在两棵大枫树间拴着一根藤索，藤索上不时晒出一床大红被面。这些话往往是祖父说出第一句，我就能跟着说出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可祖父每讲一遍，眼里都像是嵌着泪珠子。祖父说，光躲在山里不行，总要行动，我虽然指挥飞虎队，可真正指挥飞虎队的是那床大红被面，那被面晒出来，我们就躲起来，那被面收起来，我们就走出来。那时，我总觉得这故事不如课本里的“鸡毛信”好听，更不如电影里的好看。祖父说，牛大伯死得惨，被敌人用石头沉到湘江里也未开口说一句话，牛大伯就是晒大红被面的人之一，牛大伯牺牲后，晒被面的是牛大婶。一次，牛大婶大病，但她仍然注视着山下的动静，见一队敌人上山，赶紧去晒被面，可她病得两腿怎么也挪不动，于是她匍匐在地上，靠手抓着柴草往前爬，整个身子在柴草上划的全是鲜血，这被面在树间半拖着挂了一整天，天黑尚不见被面收起，祖父感觉不对，便派人侦察，才发现满身是血的牛大婶晕在被面下。

第二次上山时，我已没有前次的冲动与兴奋，一路思绪纷杂，脑里时而是祖父讲演的模样，时而是副乡长、武装部长描述的刁民模样，爬至半山腰时，我惊得半天没有动步。

大红被面!

那故事里的大红被面就挂在两棵大枫树间，与祖父讲的一模一样。

鲜血的颜色，像一把火，燃烧我所有的记忆，烧得我好痛。

乡干部与突击队员都以为我病了，要扶着我慢慢前行，我发出命令回乡政府去。

当夜，我便找来民政助理老张，要他谈谈对牛头村的看法。

老张怀疑地看着我，半天才开口道：他们肯定在你面前告过我的状了。

我说：是的。

老张没有马上答话，而是从怀里掏一个小本子来，道：这是应发的救济款数，还有一笔老区扶贫款，我曾经向前三任乡长

建议过，用它扶植牛头村办个药材加工厂。可这些钱……老张停了停，像是想喝水，可我房里没有水。他说：还有那学校，全是上等木料盖的，并不急于换红砖房，每人五十元是好集的吗?

送走老张，我没有急着再去牛头村，而是在药材收购站、供电所、学区和养路工程转了好几圈。可到了第四天，副乡长便等不及了：

乡长，刚才县长还打电话找你，这几项任务必须月底完成，完不成不但挨批评，每个干部还得扣一个月的奖金，这奖金其实也不是奖金，是大家吃饭的钱，你知道，乡政府已欠了七十多万……

我没有作声，副乡长又劝道：乡长，听县里说，你是自愿要求到这个乡来的，可现在，你怎么向组织交待……

我说：明天上山吧。

副乡长乐了，问：要不要多增加一些突击队员?

我说：不要!

副乡长又问：要不要带几把索子。

我说：不要，不要!

副乡长接着问：要不要到乡派出所借几副手铐去。

我说：不要，不要!不要!!

次日，爬至山顶，我便直接去那座离晒着大红被面不远的小木屋。

木屋里只有两人，一个老大娘坐在床边，一个妇人站在门边。突击队长先介绍我是新来的乡长，然后介绍那妇人是老大娘的媳妇，大娘的孙子小牛已到外地打工去了。

老大娘老得像许多油画里的样子，她一句话也不回答。答话的只有那立在门边的妇人，她的头发已经全白，脸上沟壑纵横，那两只光着的脚像是枯树根。

我直接问老大娘：老奶奶，我是新来的乡长，打从这路过，看见您晒在外面的那床大红被面已好几天了。

老大娘和妇人皆惊了一下。老大娘开始用她那颤抖的声音腔答道：几十年没晒了，多晒几天。

我说，我是飞虎的孙子，祖父常跟我讲那大红被面的故事。

老大娘泪水从苍老的脸上直往下流；像是下过雨的山溪。然后指着床上的被子道：那才是你爷爷那时的大红被面。

我这时才注意老大娘的床。那大红被面，已褪色得不像红色的被面，又黑又暗，上面一个补丁叠着一个补丁……立在门边的妇人仄着身子，两只枯树根的腿慢慢从我身后移了出去。

我拉着老大娘抖动的手，觉得一丝冰凉。我盯着那已不像红色的被面，好久才注意到床边的土灶，就两只青砖搭成的土灶，上面是一只断了一个柄的铁锅，我想当年祖父讲的山芋就是在这里煨的煮的，只是此刻已闻不到祖父讲述的香味。老大娘的手将我抓得紧紧的，她开始说我的祖父，滔滔不绝地讲着一个又一个故事，特别是讲到祖父背着她一夜走了四十里山路时，竟泣不成声。妇人拿着被面进来了半天，我也未能注意。

我问老大娘：听祖父说这山上的灵药很多？

老大娘说：是的，我满身的伤就是这山上的草药治的，只是现在你挖我挖，没人加工。可惜了。

此刻，从外面跑来的副乡长、武装部长和突击队长气喘吁吁却面带喜色地向我报告道：

乡长，那些人全回村子了!

回去!都给我回去!我没有思索，站起来吼道，他们个个呆住了。

乡长，好不容易……你?

回乡政府，召开全体干部会，研究山区发展问题，我冷静地说。

武装部长说：乡长，失去这次机会，等于放虎归山啊。

副乡长说：乡长，失去这次机会，你可得走前三任乡长的老路。

突击队长近乎哭道：乡长，我们等了五年，在这里捉迷藏捉了五年，今天可以一网打尽了，你却……

滚!都滚!

读者不需要我描写也可想象到我这时的样子与心情，只是当时那些人对我都感到莫名其妙。

副乡长显然也火气来了，他将一个账本扔在我面前：你是乡长，这事我不管了，到时候看谁负责。

我负责!共产党负责!

我不知我那时为什么变得如此凶了起来。

老大娘倒是很平静，她说：乡长。你不是来收钱的么，这床被面总还抵一个人的人头税吧。

我说不出一句话来，腿有些抖动。

我带来的大队人马都服从命令下山了，我没有带去老大娘的大红被面，请老大娘将床上那旧大红被面换成新大红被面。

老大娘答应了我。

下山时，心里像悬着大石头，我不时回头望望山顶，仿佛感觉到满山的枫树间都挂着大红被面。

我停住了脚步，揉了揉刺痛的眼睛，才看清楚：

那是一抹晚霞。

[责任编辑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