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曼

[摘要] 关于小篆的生成，历来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观点，本文试图从李斯等人对小篆生成的贡献以及小篆与籀文、小篆与大篆、籀文与大篆等方面的关系出发，对小篆的形成作出一个较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 小篆 李斯 籀文 大篆

小篆是汉字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秦人在使用文字过程中经过加工、改造，逐渐形成的一种字体，那么这种字体的渊源何在，它得以产生的基础是什么，本文拟就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李斯等人对小篆生成的贡献

关于小篆的产生，我们可资参考的文献资料很有限，而且都不是很详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仓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也写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从这两则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小篆是在秦统一六国之后，由李斯等人通过对史籀大篆进行整理省改而推行的一种标准字体。但是从现已出土的文物资料的考证来看，小篆这种字体早在战国中晚期就已经形成，因此现今大多数学者认为许慎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显然小篆并不是李斯等人创制的。

笔者认为，许慎的说法并没有错，只是许多人误解了许慎的意思。“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这句话是说《仓颉》《爰历》《博学》三种字书的文字体例是取自西周流传下来的《史籀篇》，李斯等人对其中的一些字进行了省改加工而做成字书，字书中的标准字体就是小篆。只是这种省改工作并不始于李斯等人，当然更不是由他们独立完成的，可以说绝大部分是前人已经省改过的，李斯等人只不过是取其简易而易其繁杂罢了。徐无闻在《小篆为战国文字说》中也谈到：“李斯等人编写《仓颉篇》一类学童课本，‘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也就是用秦国现行的、较简的小篆，改换了《史籀篇》中过时的、较繁的籀文。所谓‘或颇省改，并不是李斯少数几个人新创一套小篆字体，只要联系上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来理解，是不会误会成李斯等人创小篆的。”[1]小篆不是李斯等人创制的，但是李斯等人又确实对小篆进行过一番整理定型工作，而不仅仅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如潘良桢先生在《秦代文字与书艺略论》中说：“传世战国后期秦国新郪、阳陵二虎符，王国维先生作过考证，分别写有跋文，俱载《观堂集林》卷十八。王氏一一指陈，二符铭文中‘甲‘兵‘在等字不同于标准小篆，而‘余字皆同小篆。二符成于‘书同文之前。新郪虎符为秦并天下前二三十年间物，而阳陵虎符铭文必为相斯所书。所以小篆早已通行于秦国，而秦代之以小篆统一文字，又不唯罢‘不与秦文合者，而且对秦文固有的小篆，甚至包括李斯本人过去所写的小篆也有所整顿和改进。”[2]

简言之，小篆不是李斯等人创制的，小篆对史籀大篆“或颇省改”的工作，大部分由前人完成，但李斯等人也对其做了一些加工定型，使之成为标准字体，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的观点是正确的。小篆是由史籀大篆而来的，按许慎所说，史籀即《史籀篇》，其字即籀文，又名大篆。

二、籀文与小篆的生成

“籀文”的名字起于汉人，因于《史籀篇》。据传统的说法，史籀是周宣王（前827年～前782年）的史官，《史籀篇》是他编写的一部字书，《史籀篇》早已亡佚，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籀文资料也就是《说文解字》中的225个。但是学术界对《史籀篇》的时代问题却有颇多争论。

王国维曾提出新说，他在《史籀篇疏证序》（《观堂集林》卷五）中对史籀是否为人名以及《史籀篇》的时代等问题提出了疑问。他认为“籀”有“抽读”之意，非人名，又根据《说文解字》中的籀文资料，认为“其做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复，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规旋矩折之意多；推其体势，实上承石鼓文，下启秦刻石，与篆文极近。”石鼓文大体是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的文字，那么按王国维先生的说法，则籀文为战国时期的文字。裘锡圭先生则主张依从传统的说法，他在《文字学概要》中写到：“《史籀篇》应如汉人所说，是周宣王太史所作的一部字书，籀文就是周宣王时代的文字，只不过在后来的传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一些讹误。”[3]何琳仪先生在《战国文字通论》（订补）中也指出：“东汉时期班固、许慎等学者皆以《史籀篇》作于周宣王，并非杜撰。古文字资料可以证实这一点。上海博物馆馆藏的鼎乃周厉王十九年标准器，铭文中‘史留，唐兰认为即‘史籀，为周宣王太史。……‘籀从‘留得声，例可与‘留通假。周宣王是周厉王之子，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厉王在位37年，宣王在位46年。如果厉王十九年时史留为壮年，那么宣王中期他已是前朝耆老。因此旧说以为史籀是‘周宣王太史，不但不能轻易否定，而且徵之铜器铭文，更加明确无疑。”[4]

笔者认为，裘锡圭与何琳仪二位先生之说更符合史实，也更能令人信服。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史籀篇》本为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也就是说许慎看到的《史籀篇》就已不完整。一方面，从字书自身的传刻流变来看，从《史籀篇》的著作年代——周宣王时，到许慎著书的汉和帝时期，经历了900年左右，历经传抄，字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讹误和变化，秦人在传抄的过程中也会打上秦系文字的烙印，就是说许慎所看到的《史籀篇》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者，《说文解字》在传写刊刻的过程中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期间不乏篡改和妄改，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说文解字》中的籀文字体不可能完全和西周晚期的金文相同；另一方面，从籀文与秦国文字及东方六国文字的对比来看，秦国文字与籀文颇多相合之处，而且春秋战国时代东方六国文字里有些特殊的字体，跟籀文也正好相合，这正说明秦国文字与东方六国文字同出一脉，即都来源于西周文字——史籀大篆。最起码在西周晚期时各地文字还是比较接近的，只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混乱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还是保有籀文遗迹。相比之下，秦国文字更多地保留了西周文字的正统，因此与籀文相合之处也更多。何琳仪也说：“《说文》所保存的籀文形体，并非史籀时代的原貌，乃是西周延及战国各种文字的混合体。既不能盲目地将其时代提得太早，也不能笼统地将其时代推得过晚。春秋以后，无论是六国，还是秦国的文字，都是由西周晚期整齐化的籀文发展变化而来。因此，在所谓‘东西土文字中都可以找到籀文的遗迹。……换言之，秦文字和六国文字都是籀文的后裔，籀文也是战国文字的远祖。”[5]这种观点是可信的，也是符合文字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的。

《史籀篇》是周宣王时所做，其用意大概在于规范文字，作为标准以供习用，但成书后不久，周宣王薨，周王室势力衰微，再加上周幽王秽乱败国，周王朝迅速衰败。后周平王迁都至洛阳，东周列国的纷乱局面开始。因此，《史籀篇》并未广泛地推行，只是在西周王畿流传。而秦国被周王赐以宗周故地，因此自然而然地继承了这种文字标准，为后来形成的小篆字体打下了基础。

三、大篆与小篆的生成

大篆，顾名思义，是相对于小篆而言的，大篆和小篆同属“秦书八体”，二者又有传承关系，即小篆是由大篆“或颇省改”而来的。关于大篆的界定，历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现代研究文字学的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也比较混乱，现在看来，关于“何为大篆”至少有以下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有人认为早于小篆的所有古文字，包括甲骨文和金文，都称为大篆；有人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为大篆；有人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文字（即秦国和东方六国文字）都为大篆；唐兰先生认为“春秋时到战国初期的文字”为大篆；裘锡圭先生认为大篆是指籀文这一类早于小篆而作风跟小篆相近的古文字，但他认为为了避免使用上的误解，最好不用这个名字；还有人把大篆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指所有的古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和其他古文字，狭义则指春秋战国时期的秦文字。

其实对于一种概念的界定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由于现在文献记载的匮乏和原始古文字资料的欠缺，我们要给大篆下一个合适的定义，做一个准确的断代划分更是难上加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拥有一定的资料，尽管不是很多，仍可从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于第一种观点，我们认为甲骨文与大篆在字体风格上已有明显的差别，而且这个概念过于宽泛，如果什么都是，那等于什么都不是，所以将甲骨文列入大篆的范畴，显然是不合适的；第二种观点和第四种观点有相同之处，只不过分期有所不同，但这两者都没有把西周晚期文字即籀文包括在内；第三种观点也太宽泛，小篆是秦国文字，同样与之相对的大篆也是秦国文字，不应包括六国文字；裘锡圭先生是从小篆的字体特征来定的，但是并没有作一个时代划分；而最后一种观点，看似最完善也最合理，实则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认为，对于大篆的界定，既不能简单地作一个时代的划分，也不能仅仅从其字体特征来分析，而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大篆是相对于小篆来说的，要想知道什么是大篆，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小篆。大多数观点认为，小篆是指秦统一六国之后，由李斯等人对史籀大篆进行加工整理而成的一种字体。但是我们认为，小篆作为一种字体，应该从其字体的主要特征来进行界定，而不该仅仅以历史分期为依据。小篆的主要字体特征是：清新流畅、线条圆转、匀称规整、内聚环抱、严密拘谨，那么秦系文字中有这种特征的字体就是小篆，如泰山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等。从现在出土的文物资料可以知道，小篆的这种字体特征早在战国中晚期就已经形成，如战国中期的《商鞅方升》《秦杜虎符》，以及之后《诅楚文》等都具有这种特征，已经是典型的小篆了。只是当时的小篆是在秦系文字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没有经过人为地有意识地改造，还没有被作为一种文字标准来推行。虽然在“书同文字”的过程中，李斯等人确实对小篆进行过一番加工整理的工作，如废除异体字、对构字部件进行省改、规范六书结构等等，但是这种人为的规范毕竟是很少的，“书同文字”前后的小篆并没有明显的差别。我们只能说“书同文字”之前的小篆还处于逐步发展、定形的过程中，直到李斯等人“书同文字”，小篆才真正地完成了它的蜕变。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具有小篆字体特征的、从战国中晚期开始形成的文字，都应该叫做小篆。

大篆与小篆在字体特征上是相近的，因此裘锡圭先生的说法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即大篆是指籀文这一类早于小篆而作风跟小篆相近的古文字。它的时代限定应该是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早期，即小篆产生之前。

四、籀文和大篆的关系

关于籀文和大篆的关系，学界大多认为籀文即大篆，大篆也即籀文，二者是等同的关系，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缺乏准确性。许慎说籀文是大篆，但并没有说大篆就是籀文。大篆是“秦书八体”的一种，而《说文解字》正文所选的225个籀文，都没有用大篆这个名称，因为这225个籀文是选自《史籀篇》。笔者认为，籀文只是针对《史籀篇》中的文字而言的，对于不属于《史籀篇》的，从西周晚期到战国初期的秦系文字，只能称为大篆。也就是说，籀文属于大篆，而大篆则不仅仅是籀文。启功在《古代字体论稿》中论述字体名称时说：“同一内容，又常有不同的名称。例如汉碑上的字，或称之为隶，或称之为八分。……名称的兴起，常后于字体的产生和流行。例如周代的一种字，原来并无专名，到了秦代才追称之为大篆。……具体地从字体上说，即是秦定篆为标准字体后，于是以篆为中心，对于它所从出的古代字，便加一个尊称的‘大字，称之为大篆。这正像祖父之称为大父、祖母之称为大母。对于次于篆的新体字，给它一个卑称为隶。在给篆所从出的古代字加了‘大字之后，有时又回过头来再给篆加一‘小字，以资区别或对称。”[6]启功先生的说法还是比较合乎常理的。小篆把自己的祖宗尊称为大篆，而《史籀篇》正是自己正统的祖宗，因此理所当然也该称之为大篆；又因为《史籀篇》的特殊地位，要与其他的大篆加以区别，因此又名之为籀文。

总之，大篆包括籀文，但除了籀文之外，还包括由籀文发展演变而来的西周晚期到战国初期的秦系文字；而籀文则仅仅是指《史籀篇》中的大篆。许慎在《说文解字》正文中用“籀文”而没有用“大篆”，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注释：

[1] 徐无闻《小篆为战国文字说》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4（2）

[2] 潘良桢《秦代文字与书艺略论》复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5期

[3]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4]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

[5] 同上

[6]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二版

（许曼，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