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杰　黑嘉鑫

[摘要] 汉语成语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同民族文化关系密切。本文以意义具有双层性的四字格成语为主，从语义认知学的角度研究了隐喻和转喻在成语意义构建中的重要作用。隐喻和转喻映现常常超越了原有的使用语境，在更一般和广泛的相关语境下使用，使成语获得了普遍的概括意义。

[关键词] 成语 隐喻 转喻 意义构建

成语是一种人们十分熟悉的固定语，它活跃在人们的口头笔下。但是想要确切地给成语下一个定义却不太容易，目前各家学者也众说纷纭。著名语言学家刘叔新认为：“寻查某些固定语所以被公认为或被多数人看作成语，那会不难发现，成语的独特性是在意义方面——意义的双层性。一个固定语，如果有一层字面上的意义，同时透过它又有一层隐而不露的意义，而且这隐含着的意义才是真实的意义，那么就会被大家看作成语。”（《汉语描写词汇学》P127）这个界定是极有道理也很容易操作的。据此比较容易将成语和其他固定语，尤其是四字惯用语区别开来。例如“纸上谈兵”，并不是说在纸上谈论行军作战，而是说“缺乏作战（后世又扩大为办所有的事）的实践经验”。

成语的意义具有双层性即字面义和字里义。成语中的词在语义上不能独立，词义服从于整个成语的形象意义。那么，如何正确地理解成语？如何从成语的字面义过渡到字里义，即成语的意义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呢？成语规约的比喻义和字面的形象义在成语意义构建中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根据一些认知语义学家的观点，在人的各种认知能力中，一个主要的和普遍的认知能力是想象，即把一些概念投射到另一些概念中去。隐喻和转喻作为想象的认知操作，是人的主要认知能力。认知语言学所讨论的隐喻和转喻关心的是概念系统内的认知域和认知域之间映现的特征。隐喻和转喻主要用于成语语义的扩展和概念的构建，因此在分析成语时，可把成语主要看作为隐喻和转喻构建的映现模式。

在成语的语义扩展中，隐喻和转喻常常交织在一起，并起到重要作用。汉语成语有许多来源于历史事件、名人轶事、神话传说和古人虚构的故事，这些我们可称为典故。季广茂认为典故是一种历史化的隐喻，是在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历史事件等的暗示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当下事件、情况或环境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成语一般是这些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等的浓缩，通常是截取了它们中的几个关键词和字组成成语，因为这种成语高度常规化，所以会形成超转喻和超隐喻，也就是说成语语义扩展时的隐喻和转喻映现变得不那么明晰了，熟语的使用语境超越了原有的语境。寓言和历史事件的环境、动机和人物关系已经蕴含于典故之中，简洁的暗示代替了不必要的详细述说、解释和评价。汉语中有许多成语都是典故性的成语，就像其他文化一样，神话典故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成语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叶公好龙、盲人摸象、塞翁失马、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一枕黄粱等等。

拿鹬蚌相争这个成语为例，它出自《战国策·燕策二》：“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钳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舍，渔者得而食之。”这个成语所具有的叙述想象和映现在意义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一旦用于实际语言中就会被激活。例如：他们家有一棵三人抱的大树，兄弟两人争夺不休，结果贱价卖给外乡人，真是鹬蚌相争。成语中叙述想象的双方：鹬蚌（来源域）分别对应目标域中的兄弟二人，鹬蚌的争斗关系对应或映现为兄弟二人的关系。该成语的中心推理是要求当事人得出他们两强相争的后果。这一推理的后果既不在来源域中也不在目标域中，而是从输入来源域和输入目标域部分地映现到整合空间中，形成了两强相争最后第三者得利的推理。鹬和蚌的背景知识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等信息来自输入来源域，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推理鹬蚌在河滩上相互争斗，势均力敌。为得到该成语的中心推理也要求鹬和蚌具有和人一样的智力和说话的能力，这些信息来自输入目标域。通过来自两个输入空间的信息，我们就可以把它们进行整合，从而实现成语意义的建构。

在这里应当指出，在成语的理解中，存在两次映现过程。第一次是一个具体的场景（一个典故等）映现到一个抽象的意义上，这次映现不管是隐喻映现还是转喻映现，经过常规化和词汇化的过程已经凝固在语言中，成为凝固的映现模式；第二次映现是成语使用时，凝固化的映现模式作为概念整合的输入空间又一次映现到所要描述的新场景中，与话语感知空间整合在一起，从而达到对成语的理解。

在汉语成语的意义扩展中，有两种隐喻映现关系，一种是以相似为基础的映现；另一种是以经验相关为基础的映现。前者指的是在成语的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我们感知其相似性，后者不以感知的相似性为基础，而以感知的共现为基础。例如，在汉语中有这样一个隐喻：好词句是珍贵的东西。这样的隐喻反映在成语中是：点石成金、一字千金、字字珠玑、去芜存菁等。而语言平拙好像没有味道的食物，在成语中就表现为：淡而无味、索然无味、味同嚼蜡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许多相似性和类比以个人经验为基础，但一旦为名家和典籍所引用，这种相似性便可以成为大家的共识，从而固定为成语。

而转喻映现以邻近性为基础。邻近性作为一个概念关系，不仅包含语言内部的关系，而且包含了概念的和语言外部的关系。例如成语“锦囊妙计”，典出《三国演义》：蜀国军师诸葛亮经常把可能发生的事件和应急的办法写在纸条上，装入锦囊中，交给办事的人，教他在紧急的时候打开锦囊，依计行事。后来“锦囊妙计”比喻届时能解决问题而又暂时保密的好办法。整个成语是隐喻性的，但就“锦囊”和“妙计”而言，由于《三国演义》中的这个事件，而使其形成一个故事框架，在这个框架中，“锦囊”和“妙计”成分具有邻近性的概念（写着妙计的纸条在锦囊里），形成了“具体代表一般”的转喻。

成语有多种形式，有学者作了统计，认为“就字数而言，汉语成语是从三言至十六言”（史式《汉语成语研究》），但是绝大多数成语采用的是四字短语形式。从成语的形成过程看，成语常常把一个完整的故事传说或概念思想压缩在一个四字格形式中，使其成为高度融合的整体，体现出绝无仅有的精练、形象、警辟的特色。即使原先不是四字句的，在形成过程中也会通过增字或减字，使之变成四字句。例如：井底之蛙——由《后汉书·马援传》“井底蛙”增“之”字而成；狡兔三窟——由《战国策·齐策》“狡兔有三窟”减“有”字而成；开源节流——由《荀子·富国》“节其流，开其源”六字变为四字；举足轻重——由《后汉书·窦融传》“举足左右，便有轻重”缩成。 汉语成语大量使用四字格，显示出其受到汉字和中华民族的审美观的双重影响。成语的结构类型也非常丰富，有学者归纳为七种结构：联合结构，如声色犬马、阳春白雪；主谓结构，如鹦鹉学舌、老马识途、祸起萧墙；动宾结构，如明察秋毫、固执己见；动补结构，如颠扑不破、噤若寒蝉、动宾补结构，如流芳百世、问道于盲；偏正结构，如中流砥柱、害群之马、不翼而飞；兼语结构，如借刀杀人、画饼充饥等（史式《汉语成语研究》）。而且四言句又历来为文学家们所赞美，也一直广为人们所采用。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论诗体时就曾说过：“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可以推知四言句在古人心中的地位。而四字的成语也的确没有辜负人们对它的厚爱，文章天成，妙手得之，一个个成语，就像一个个美妙的音符，把汉语这首宏大壮丽的协奏曲装点得更加悦耳动听。

参考文献：

1.季广茂，1998《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崔希亮，1997《汉语熟语与中国人文世界》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3.张辉，2003《熟语及其理解的认知语义学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4.王国安、王小曼，2003《汉语词语的文化透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蒋晓杰，沈阳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黑嘉鑫，辽宁大学党政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