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勤

史铁生，当代著名作家。1951年生于北京，1967年在清华大学附中初中毕业，1969年到陕西延安插队，1972年因双腿瘫痪返回北京治疗，1981年病情加重，又患了严重的肾病，手术后只留下了一个受损的左肾。病后致力于文学创作，1979年他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礼拜日》《舞台效果》《命若琴弦》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散文集《爱情问题》《学习对话》《病隙碎笔》等。1983年和1984年分别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奶奶的星星》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其中散文《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的影响最大。近期，他又推出力作《我的丁一之旅》。《我与地坛》入选中学语文教材。

余：史老师，您好！我们能够采访到您，感到特别高兴。您的散文《我与地坛》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它给了我们许多深刻启发。记得有人这么评价：“《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它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史：那是韩少功说的。韩少功这句话快成了我这篇散文的广告语了。他这话比我的作品传播得还广（笑）。

余：可见，在您的众多优秀作品中，《我与地坛》影响最大，但它却没有获得什么奖项，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史：获奖可能要碰机会。正好那年发表的时候，没有什么奖。

余：史老师，您在文中写到地坛，在几篇小说中您多次提到那座古园。有人分析：地坛和古园是您寻找到的精神家园。您觉得有这种象征意义吗？

史：可以这么认为。古园实际上就是地坛。我常提起地坛，是因为我向往它的安静。那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地坛空旷清静，我喜欢到那里写东西和看书，无人打扰。地坛有我的零度写作，有过天马行空的想象。

余：史老师，能不能说地坛在您创作历程上具有重要意义呢？

史：是的，我在地坛泡了15年，地坛在我创作上有不同一般的意义。以前那里基本上是一片荒地。门上挂的是“地坛公园”，也不收票，很多人从里面穿行。白天的时候，好像没人。我在那里看书，包括有些东西也是在那里写的。

余：《我与地坛》感情丰富，富有哲理，我们在教第二部分（写母亲）时,常常泪流满面，作品给了我们极大感染。

史：我的这篇文章是一篇带有自传、自诉意味的散文，我以真实的身份投入到创作主体之中，坦诚地表现自己，所以写景、叙事、绘人自始至终都饱含情感，而且都是真情实感地流露。在写母亲这一部分里，我回忆了母亲的博大与无私，写了我对母亲沉痛而深沉的爱。由于是痛苦、深沉的真情表露，所以感人的成份自然要浓一点。

余：文中这样写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此处的“车辙”和“脚印”有象征意义吧？

史：是的，“车辙”就可以看作我心灵求索的轨迹，这条轨迹肯定是十分复杂的，有直有曲，有进有退，错杂纵横，直到最后，才完成了思想的涅槃。然而，我精神跋涉的每一步，都有母亲的伴行。每一次挣扎都带给过母亲忧虑和哀伤，是母亲目送我走过这长长的路。现在，我明白了母亲在那个阶段的作用，这是我的第二次涅槃。

余：母亲顺从儿子的任性，宽恕儿子的烦躁，这和溺爱截然不同，那它是什么？

史：是尊重，她试图从尊重入手接近儿子的心灵，从而了解儿子帮助儿子。她是矛盾的，从感情上讲，她不放心儿子去地坛，那是一个脱离了她视线让她力不能及的地方；但从理智上，她感到儿子需要地坛，需要一处可以在独处中完成人生再认识的地方。所以，她一方面忧心忡忡，一方面深明大义，她需要反复说服自己才能看着儿子隐入地坛。母亲做对了选择，使我得以在地坛治愈了灵魂，然而母亲却为此押上了她最大的赌注。

余：史老师，能不能这样说，地坛是您获得生存信心的地方，也是您感受母爱最深的地方。

史：是啊！地坛正是这一切的见证。

余：您现在还常去地坛吗？

史：十年前我搬了家，离地坛远了，加之行动不便，现在很少去了。偶尔请朋友开车特意送我去看它，发现它已面目全非。这正是日新月异的布景和道具之所为吧。园中那些老柏树依然令我感动——历无数春秋寒暑依然镇定自若，散发着深厚而悠远的气息，不被流光掠影所迷。

余：史老师，今天您从地坛走了出来，您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地坛对您的启发，离不开母亲对您的尊重和理解。您的新作《我的丁一之旅》再次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有人说它不仅在叙述爱情，也在叙述哲学，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史：这本是一个爱情故事，说的是“我”与“娥”的爱。自从分手于伊甸园，又被分裂，于是苦苦相思，世代寻觅，里面不过多了些对爱和性的思考而已。

余：史老师，这样一部力作完成后，您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身体，近来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史：和过去一样，隔两天去一趟医院，就像上班。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透析、睡觉，有精力的时候写东西。每次透析的时候都有三四百升的血液在体外，全身无力。这把血里的营养也透走了，透析完就特别累而且饿，然后就吃，等身体补起来了，毒素又够了，又得去透了。现在身体状况好多了。透析完之后可以坐起来写作了。我常说自己的职业是在生病，业余在写作。

余：这样的身体状况，您还坚持写作，写作对您的生活有着特别的意义，是吗？

史：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说得通俗点，写作是为了不自杀。我从21岁双腿残疾的那天，就开始写作。我感到很幸运，在我21岁双腿瘫痪时，我心想，人生这盘棋怕是要下到这里了，写作及时找到了我，并延续着我的生命。

余：史老师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人，记得作家莫言说：“我对史铁生满怀敬仰之情，因为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为什么很多身处逆境的人，比如病人、失恋的人、处于人生低谷的人都会看您的书？

史：因为人生来残缺，人生艰难、充满困境，当人面临的困境没有尽头的时候，会变得焦躁而脆弱，这时候需要一种对生命的理解。

余：的确，您的书充满对生命的理解，这些理解里是不是蕴含着您的人生态度呢？

史：是的。有位哲人说，命运就是一部人间戏剧，角色是不可调换的。当我的双腿和两个肾都被拿走的时候，我的身体失灵了。这是我所认为的命运。有天在报纸上看到一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它说：“世界上只有两种生活——一种是悲惨的生活，一种叫非常悲惨的生活”。我觉得活着就是你对生命有疑问，对生活有疑难。但是关键在于一种面对人生的态度。

余：您选择了乐观的态度，是什么事情让您这样幽默地看待死亡？

史：这还得感谢卓别林，在《城市之光》这部电影里，女主人公要自杀，卓别林将其救下，这女的说：“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死？”卓别林的回答让我至今难忘：“急什么？咱们早晚不都得死？”这是参透生死的大师态度。我想他是在說，这是困境，谁也逃不过，人生的一切事就是在与困境周旋。这需要靠爱去延缓死亡。爱可以超越一切苦难，超越人世间的种种恩怨，超越宿命。

余：史老师，您理解的乐观应该是怎样？

史：我常说这样的话：“人的思想不妨先锋一点，人的行为不妨保守一点。”那么写作也是那样。你写的时候，可能不见得那么乐观，因为你感觉到了问题和困惑，如果你觉得很顺畅的时候，我觉得反倒没什么可写的。所以在写作上，我不排斥悲观主义，也不排斥怀疑主义。但在生活中，你既然选择了活着，干嘛要痛苦地活着呢？不过，傻乐可不成啊！傻乐不算是乐观。所以“悲观”“乐观”这样的概念放到文学上，应该有重新的定义。

余：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让我们获益匪浅。那么顺便问一句，您的透析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不做了？

史：做到死就不做了。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不能换肾，只能靠透析。

余：史老师您这么坦然地谈到死亡，让我们心中充满敬佩之情。请您好好休息，千万要注意身体。

史：（微笑着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