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人物，是故事情节发生和发展的动因，也是使一个故事真正具有意义的根据。从故事情节发生发展的进程来看，人物的作用是推动情节的进展；而从人物自身的审美价值来看，人物则应当是具体生动的形象。这两个方面的意义构成了小说人物的二重性：即格雷马斯所说的，既是行动主体，是“行动元”；又是性格，是“角色”。(《行动元、角色和形象》)因此，大凡优秀小说所塑造的主要人物都应当是一个文学形象，一个性格；否则，就没有了个性和生气。罗贯中在长篇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中塑造出来的典型人物，以曹操、张飞、诸葛亮最为成功。罗贯中塑造人物遵循一个原则，就是抓住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突出他的某一方面，加以夸大，使得人物个性鲜明而生动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曹操的奸诈恶毒，张飞的卤莽粗豪，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几百年来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因此，罗贯中这一创造典型人物的原则，为后来许多艺术大师所接受并加以发展，丰富了祖国的文学遗产。然而，罗贯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曾遭到过一些人的批评，鲁迅说他“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便是最明显的例子。

黑格尔认为：“性格的特殊性中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方面”(《美学》第一卷)，它就是能“把一切都融贯成为一个整体的那种深入渗透到一切的个性……这种个性就是所言所行的同一源泉，从这个源泉派生出每一句话，乃至思想、行为举止的每一个特征。”(《美学》第三卷)也就是说，一个人物性格的最基本方面可以形成这个人物个性的总特征。文学典型必须具有贯穿其全部活动的总特征。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一个策士的典型。他一生精力倾注在为刘备事业的策划上，很少考虑个人的得失。惊人的预见性和策划的准确与周密是这个形象的总特征。为充分凸现这个总特征，罗贯中安排了三顾茅庐、草船借箭、赤壁之战、七擒孟获等许多关目，把诸葛亮置身于斗争的前线而凭借智慧屡屡挫败敌人，罗贯中不但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揭示其内心世界，并在环境渲染中相互衬托人物的主客关系，在性格对比中充分凸现个性的总特征。

从性格的角度对人物的区分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从人物性格给人的不同审美感受来进行区分的一种典型方式是福斯特的区分方法，即把人物分为“扁平”和“圆形”两种。所谓“扁平”人物，是指形象特征比较单一、给人的印象鲜明强烈的人物。当这种单一的性格特征反复地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成为某一类人物的特征时，这种“扁平”人物就成了类型人物。在现代小说创作中普遍认为，这种选取单一性格特征加以表现而抹去其他方面性格的做法，是对现实、对人生的歪曲，因而，“扁平”人物和类型人物在现代小说批评中成了贬义的概念。“圆形”人物则是指形象特征比较复杂、内涵丰富，读者往往难以简单概括的人物。当作品中的人物从人们已经了解的、期待着的行为状态中超脱出去，在言行中表现出比直接显露的性格特征更复杂、更深层的性格特点时，这个人物就具有了性格的厚度，也就成了“圆形”人物。文学典型还必须具有在总特征制约下的丰富多采的局部特征。黑格尔说：“性格同时仍需保持生动性和完满性，使个别人物有余地，可以向多方面流露他的性格，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境，把一种本身发展完满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多采性显示于丰富多采的表现。”塑造一种十分立体的、呼之欲出的“圆整人物”。

《三国演义》里所描写的人物大部分在性格行为上，不能以简单的善恶律条绳墨，显示了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在这一方面，塑造的最成功的典型要数诸葛孔明。罗贯中刻画人物时总是从生活的复杂性和 性格的多方面入手，并没有把人当作单一性格来描写，而是在情节推进中渐次展示人物性格的多棱面，同时突出他的一个方面，有主次，有轻重，使得形象分外鲜明。《失街亭》便是罗贯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刻意安排的重要关节。《失街亭》没有像其他章回那样“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而是把诸葛亮刻画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课文节选的这部分，写的是诸葛亮想要北定中原而出兵祁山，魏蜀之间在街亭的一次战斗。关于这一史实，在陈寿的《三国志》里也有记载，但非常简略。罗贯中用两个章回四千余字的篇幅详细加以描绘，增添了不少细节。尤其是“挥泪斩马谡”中的一些细节，完全是作者虚构的，而正是这种虚构的细节，展示了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并使故事的结尾显示出悲剧意味，扩展并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境界。

街亭失守，孔明百般无奈，用“空城计”退了仲达，回到汉中，重整军纪，挥泪斩了马谡。书中这样写道：“孔明先唤王平入帐，责之……”接着，“变色”对马谡说：“……若不明正军律，何以服众？……”并立即“叱左右推出斩之”。当马谡伏罪并请求诸葛亮照顾他的儿子时，“孔明挥泪曰：‘吾与汝义同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当蒋琬为马谡说情，高叫“留人!”时，“孔明流涕而答”，用“昔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的史实力排众议，坚持执法。马谡言过其实，狂妄自大而铸成大错，但他毕竟是蜀汉的老将，与孔明义同兄弟；且街亭失守，诸葛亮也有用人不当的责任。因此，斩马谡时他的内心是极端矛盾和复杂的。刀搁在马谡的颈边，实也刺在孔明的心上。“责”、“变色”、“叱”、“挥泪”、 “流涕”……正是这种矛盾和复杂的内心世界的表露。既表现出孔明作为一个军事家严于执法、勇于自责的优秀品质，也暴露出他作为一个人的软弱一面。罗贯中笔下的孔明，因之成了一个十分立体的、呼之欲出的“圆整人物”。

把一般人不容易读懂的正史《三国志》演绎成通俗易懂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是罗贯中的一大贡献。三国故事最初是说话人用口头语言讲说出来的，是说给市井文盲、半文盲或小知识者听的，讲者和听者都不会高出封建社会中的一般水准，他们不能辨认出历史的车轮在停滞不前的封建社会中仍在运行的轨迹，不能理解生活的各方面的发展及其轻重缓急……他们所创作的小说，就内容说，其封建性并不因为所根据的高文典册到民间走了一趟而有多大改变，甚至还更世俗、庸俗、卑下了。这就是它创造人物典型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别的样子的道理。更有甚者，这种典型离开了书本，和人间、世俗、庸俗、卑下之物结合，越传越大，远远超过书本上的由书本所创造的典型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三国演义》强于多少部《三国志》和别的史书。作为封建社会的文学，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是有鲜明的立场观点的。拥刘抑曹，是这部小说的鲜明特点。用这个立场观点塑造典型，诸葛亮无疑成了一个完美的人物，这是作者本人某些理想的化身，也是具有正统观念的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偶像。从这个角度讲，罗贯中即使是神化了诸葛亮也不算为过。可贵的是，罗贯中在塑造诸葛亮这个典型的过程中，在充分吸取民间传说和话本描述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造。既突出了孔明近乎神、近乎妖的过人的一面；又强调了他非神非妖而确是人的一面。这一分寸的把握，使孔明的形象矗立于中国文学之林而永远熠熠生辉。

（王茂恒江苏省海门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