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　遥

2005年1月11日，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之际，新华社正式发布了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革职的消息。姜人杰涉嫌贪污金额约在9000万元到1.4亿元之间，家中地板下搜出的百元面额的赃款据说有23公斤。如果这个数字最后确定属实的话，将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一起贪污案。

掌握资本的不法商贾与掌握权力的贪婪政客，左右暗合，上下腾挪，这种权力与资本间转换的通道，是转型期中国大背景下，常常以“合法”的形式出现。如在姜人杰案中，通过“拍卖”这种合法的通道，姜人杰最终实现了权力的变现。

摆在决策层面前的是一道难题，仅仅依靠“自律”和缺乏更深刻的制度基础上的“他律”，难以抵御巨大的寻租空间所散发出的致命诱惑，即使是在“百官共廉”的苏州。

权力之路

1月7日，深冬的苏州。

这一天，苏州市人大以最简单的语句对外宣布了一条消息：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苏州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依法罢免了人大代表资格，并被免去苏州市副市长职务。

而这一天，距当初姜人杰“双规”之日，已近半年。消息虽然姗姗来迟，但也让人浮想联翩。这日，在苏州这个以评弹著称的古城，姜人杰其人其事，正在以一种“传奇”的形式在民间流传，也许这些“局外人”的街谈巷议远非真相。

权威人士透露，姜人杰主要涉嫌“违规发包工程并从中受贿、违规批地并从中渔利、挪用资金并助子牟利”。

姜人杰在苏州市政府的分工中，主管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交通、市政公用、邮政、电信、园林和绿化、房管、房改、房地产开发、防震抗灾、人防工作等13个大类。之前还兼任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以下简称“世遗会”)常务副总指挥和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城投”)董事长。

姜人杰出生于1948年12月，籍贯为湖北大冶，1964年在吴江县庙港公社红心大队插队务农。随后担任吴江县庙港公社红卫中学教师，文化站干部，公社党委宣传干事。

20世纪80年代初，当他还是苏州吴江县庙港文化站一个普通干部的时候，姜人杰曾两次接待费孝通，深得费赏识。1982年，34岁的姜人杰在费孝通推荐下，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选派到南京大学经济管理干部专修班学习。毕业后，费孝通还征求当地政府意见，表示如果没有合适的位子，他就要留姜人杰在自己身边。

1984年，姜回到吴江，开始担任了上海缝纫机三厂吴江分厂的厂长、党委书记。随后在1987年开始担任苏州市外经委副主任、苏州市外事办公室主任、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苏州市外经委主任。任外经委主任期间，姜还兼任苏州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姜人杰担任副市长主抓城建和交通期间，外界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褒的是苏州的城市形象和交通设施的发展，包括城区环境整治在这几年的变化有目共睹，“姜副市长任期内是苏州重要的发展时期”，一位人士并不讳言姜人杰的成绩。

苏州近年来，不仅以经济飞速发展所闻名，而且更以“百官共廉”而成为全国学习的典型。谈起姜人杰，苏州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很遗憾地说，“本来苏州已经将近二十年都没有出现大的官员腐败事件了！”

这位官员透露，姜在接受调查期间，市里领导在谈话中曾经表示，“姜人杰出的事情是他自己的事情，和他分管的单位无关。”

土地变更后的“市场运作”

即使在姜被“双规”期间，多数官员并不讳言姜的功绩，苏州城市建设的发展和城市面貌、包括城区环境整治在这几年的变化有目共睹。但他们也认为，“姜人杰出事是迟早的问题”。

“城建和交通像两个黑洞，多少官员被吸了进去！”苏州市一位退休的人大秘书长感叹道，“他拥有了太多、太集中的行政权力，把自己置于一个高风险的黑洞口。”姜人杰就任苏州市副市长的三年，也是苏州市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三年。2002年，苏州市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000亿元，进入全国前列；2003年达到1409亿元，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占了江苏省的近三分之一。其中，城建投资从2002年开始就超过100亿元。

随着苏州城市建设和古城大规模改造的加速，住房需求新的增长已箭在弦上，苏州房地产开发热亦达到了一个高潮。苏州房价逐年上涨：2001年平均值还是1700元／平方米，到了2003年，市区房价已达到3700元／平方米，2004年更涨至近7000元／平方米。地产商在利益驱动下纷纷涌进这个高利润的行业，在加剧对商业开发用地争夺的同时，也扩大了对这些土地的需求。

苏州之前招商引资大部分土地是以工业用地的名义批出的。而现在，伴随着房地产的发展，当初批出的大段地块成了建设商品房的上佳地段。于是很多人想转变土地用途，将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而直接有权批准的人就是姜人杰。

苏州市一位官员分析说，这为姜人杰的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通常的做法是：某开发商先看好地皮，这些地皮通常是原来的农业用地或者工业用地，接下来最关键——“搞定”能转变土地性质的“一支笔”姜人杰，由政府出面收回土地，给土地原使用者一定补偿，然后将这些土地的性质转变为商业、金融、房地产开发用地。

有消息说，姜人杰为两个重要的商家朋友批了字，从中获利数千万元。在近年来我国加强宏观调控收紧土地政策的形势下，姜人杰也就成为继江苏铁本项目之后、土地违法案件的又一个典型。

据查证，两块地中有一块是苏州工业园区规划中轻轨线路旁的一块工业用地，这块地原属另一家公司，后被鼎立物产有限公司相中，于是就找到了姜人杰。姜利用手中权力，把这块工业用地变成商业和房地产开发用地，并将这块地交给姜荑的拍卖公司进行拍卖。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从姜人杰案可以发现，违法的路径已经从以前的“受贿”转向更为高明的“市场运作”。他分析说，“贪污”显然风险最大；“受贿”相对隐蔽些，不过一旦查起来，数额巨大、不明来源的资产也很难自圆其说；而“市场运作”则为权力变现穿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在土地性质变更上，姜人杰就采取了“市场运作”方式。苏州市发改委的这位官员说，这些已被改变性质的土地，一部分拿出来公开拍卖，由姜人杰事先与开发商商量好，以约定的低价拍卖成交，双方再从所得利润中分成。

而在此其中，福海拍卖行正是“掮客”。

福海拍卖行

提到福海公司，不得不提到姜人杰的儿子——姜荑。

1979年出生的姜荑，2001年从南京大学管理系毕业后，先后担任欧莱雅(中国)销售部销售主任、苏州协安贸易公司业务经理。虽然工作时间不是很久，但姜荑在苏州城内已经颇为人知：“体型较胖，为人张扬，经常开着一辆宝马车，很是风光。”

福海拍卖行有限公司2002年10月10日经苏州市园区工商局批准成立，主营“各种有形物品及无形资产的拍卖”，成立时的注册资金为500万元，出资人为自然人龚薇和史建官，出资额均为250万元。

史建官，1959年生，在成立该公司前为苏州市住房置业担保有限公司业务经理，这家公司是苏州城投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史的妻子告诉记者，史建官前段时间因为胆囊炎开刀，很长时间都呆在家里，对公司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

从表面上看，姜荑除之前曾被聘任为福海拍卖行总经理之外，与该公司再无更多联系。但知情人士透露，出资人之一的龚薇是姜荑的妻子，也是大学同学。

有证据显示，福海公司成立之初，姜人杰从自己主管的资金中挪用了1000万元，其中，500万元用作福海公司的注册资金，另外500万元则是启动和发展资金。

在姜人杰的不断“关照”之下，福海公司的业务取得了飞速发展，但这笔1000万元的原始资金始终未被归还。

去年春节前后，江苏省纪委开始派人调查姜人杰一事。苏州市政府办公室一位退休干部告诉记者，省纪委来调查之后，市里有关领导曾找姜人杰谈过两次话，表示如果姜及时把这笔钱补上，可以淡化处理，如自动辞去副市长职位，到下面公司任职等。

其实早在2003年五六月份，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王珉已就姜荑拍卖行的事情警告过姜人杰。然而，姜人杰并没有就此收手，反而着手将家中的资金转移到香港。此时，姜人杰已经处于有关方面的监视之下。转移资金的行动刚一展开，即被发现。

拍卖：权力变现的路径

拍卖行业主要是靠收取中介费盈利，中介费一般是按照拍卖成交价格的一定比例收取。这就意味着，能否拿到足够好的拍卖资源关系到拍卖行的生存发展。

从业务记录上可以发现，福海拍卖行所进行的拍卖主要为三类：房产、土地和改制企业的股权及生产设备。

“这些都是优质的拍卖资源。”苏州一家拍卖行的负责人不无感慨地说，苏州这几年发展迅速，而伴随着苏州城市建设和古城改造的加速，需要公开拍卖的新建房产和土地数量也迅速增长，谁能拿到这些物品的拍卖权，就可以旱涝保收。

知情人士分析说，姜荑选择进入拍卖这个行业，原因是可以一方面借助于姜人杰主管城建与房地产之机，可以拿到足够多的高质量拍卖资源，而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行业操作非常隐秘，“毕竟只是中介，既不买也不卖，看起来非常合法，很难出问题”。

被注销前的福海拍卖行是苏州经营公物拍卖业务的仅有两家公司之一，另一家为苏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的苏州市拍卖行。2003年2月，苏州贸易局发布《关于同意福海拍卖行有限公司增加公物拍卖经营的批复》苏贸消费［2003］02号的文件，批准福海拍卖行经营公物拍卖业务。公物拍卖除了外界熟知的罚没物品、赃物、法定抵押品外，还包括宣布破产企业需要拍卖的财产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委托处理的动产和不动产。

但是，知情人士表示，这项批复明显是违规的。根据2001年江苏省经贸委的《关于加强我省拍卖业管理的通知》(苏经贸贸易［2001］1250号)文件的规定，“申请指定公物拍卖的企业，必须是运营两年以上，经营规模和经济效益在同行业名列前茅的公司制企业”。

而福海拍卖行在2003年2月获得公物拍卖经营许可时，距2002年10月成立时，不到半年时间。

这份“公物拍卖”的许可似乎可以轻易形成一个顺滑的过程：权力从姜人杰处出发，通过拍卖这条途径，最终变现。

福海拍卖行所进行的业务，基本囊括了苏州所有新开商铺以及除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外的所有土地和关破企业的土地拍卖。

福海拍卖行成立一年多以来飞速发展，据其网站自述，“成立一年来，拍卖成交额累计即达到8.1亿元”，而他们在工商登记上记载的从业人员仅为8人。

由于基本上垄断了苏州的拍卖市场，福海的收费标准远比其他拍卖行高，“苏州现在的拍卖公司有十多家，竞争很激烈，我们的中介费一般在3%左右，而福海要达到5%”。

根据2004年3月的财务报表，福海拍卖行货币资金余额为4140万元，存款总额为3953万元，而在应收账款一栏中，苏州市政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应收2155万元）、苏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应收500万元)、吴县东渚道渣矿(应收800万元)赫然在列。

“百官共廉”后的制度危机

在姜人杰未出事之前，苏州市一直是防腐的典范。“在人均GDP已突破5700美元的苏州，20多年来未出现腐败问题”。2003年11月，苏州市自豪地向媒体宣传这一“百官共廉”的可喜现象。

苏州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沈荣法在介绍经验时表示，苏州的成功，是因为抓住了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并建立了一系列廉政制度。其中包括：横向分权，即削减个人权力，进行制约和分解；纵向断层，即把原来有可能一个人控制的操作，变成阳光下的程序、制度运行；建立“体系防腐”，防止公权变私权。

对这一苏州经验，有人相信有人怀疑。尽管如此，在频繁发生高官被“双规”、反腐到了关键时刻的2003年，苏州市适时发出的声音还是增强了人们反腐的信心和决心。

不过，这一套防腐体系没能遏制住姜人杰。

姜人杰不仅集13个分管领域的公共权力于一身，甚至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在姜人杰事发后，城建、交通、市政公用等部门的一些官员纷纷被“找去谈话”或被撤换，曾向姜人杰通风报信的官员则被立案调查，随姜案一并处理。

对此，有学者分析说，因为这一防腐体系对苏州市级领导的监督，仍然以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为主，而在目前情况下，依靠官员“自律”是不现实的。

苏州“体系防腐”也创造了一些先进经验，并得到各地的认可和借鉴。去年下半年，苏州市试行“廉政公积金”制度，从利益机制出发倡廉、助廉。支持这个做法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胡伟认为，这是某种形式的“高薪养廉”。“高薪未必能养廉，但低薪一定不能养廉”。胡伟表示，这种“利益驱动式”的廉政建设更带根本性。

“腐败的产生，一方面是权力过于集中；但更大层面上是因为监督机制的缺失。领导周围的人掌握着大量信息，但往往没有足够的权力去监督；而像中纪委，虽然有足够权力，但常常因为掌握的信息不够而没有办法实现这种监督。”行政学专家毛寿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