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阿富汗的偏远地区执行特殊任务的时候，通常早上七点就起床，喝上一杯不加糖的红茶——糖太贵了买不起。然后像其他阿富汗妇女那样穿上布尔卡服，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我把传单藏在层层的衣服下面就出门去了。

塔利班宣称学校是地狱的入口，妇女就是由此而踏上卖淫之路的，所以他们从１９９２年起就下令关闭所有的学校。他们简直就是一帮目不识丁的强盗！我猜他们的头肯定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该怎样写。我们当初成立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提高妇女在教育、医疗卫生和公民意识方面的权益，鼓励人们多学点文化。在塔利班武装政府的重重压迫下，我们只能躲在群众家里偷偷地学习。通常我们会在桌上放一本可兰经，这样如果士兵突然搜查的话，我们就赶紧把课本藏起来，然后若无其事地说我们正在学可兰经。

根据塔利班的规定，妇女被禁止随意走动，她们甚至不能单独逛街购物。至少得在男性的陪同下——任何男子都行，包括她们五岁大的儿子——才能出门。更离谱的是，妇女根本谈不上婚姻自由，她们没法嫁给自己的心上人。有一个我认识的女孩叫纳希，她从五楼跳下来摔死了，就为了不跟硬派给她的那个男人结婚。

妇女的生命在这时刻面临着威胁。有一次我去探望一位女儿惨遭凌辱至死的母亲，她满怀悲愤地告诉我杀害她女儿的凶手就是当地军队的司令，如果我真的是为捍卫妇女权利而战斗的话，那就把枪给她！我沉默半晌，跟她说我可以竭尽全力帮助她，但不能给她武器。她听了以后就背过身去不再理我了。

大部分时间我都率领医疗队出诊。我们共有１３支医疗队，每队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两个药剂师和一个卫兵。在阿富汗，男医生是不能看见女病人的脸或碰到她们的身体的，可是女医生少得可怜，新手又远远不够，所以妇女一旦生病就等于宣告死亡。阿富汗每年就有数不清的妇女死于难产。迫于旧俗，她们在生产时往往求助于当地的老巫医，这些巫医虽有经验却缺乏医疗知识，所以产妇还是难逃厄运。还有一次在喀布尔，我看见一个年轻女子奄奄一息地躺在路中央，百般无奈地想寻死解脱。原来她母亲患了严重的哮喘，想轻松地呼吸一下空气，她帮母亲把厚重的布尔卡服给揭开，恰巧被一个塔利班士兵瞧见，就把她拖到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狠狠地抽了五十大鞭。

有空的话，我中午会回到集合地点与同伴们共进午餐，午餐一般只有青豆和蔬菜。到了夏天，还提供一杯用酸奶、柠檬、盐和水做成的饮料。我还是少女的时候就已成为组织的一员了。那是１９９０年，塔利班袭击喀布尔，我的双亲不幸被炸弹击中去世，从此我就加入了这个组织。我从不用真实姓名，也不知道跟我共事的同伴的名字，这样即使我被抓也无法泄露太多情报。曾经有两个伙伴被捉住，折磨得死去活来。每次敌人鞭打她们，她们就闭上眼睛一声不吭，最后敌人什么也套不出就把她俩给放了。如果别人知道她们属于我们这个组织，那么她俩必死无疑。

我当初选择这条道路的时候就意识到危险无处不在，再害怕也没用，所以我早就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因为实行宵禁，所以我必须在６点以前回到住处。到了冬天，漫长的寒夜愈加无聊。在昏暗的烛光下没法写字看书，只有早早上床睡觉。自从加入组织以来，我就已经跟私人生活说再见了，更甭提像别的花季少女那样跟情人花前月下，卿卿我我。

我们创建了一个网站，加强与世界的联系。有时我也会到海外筹集资金，可往往会碰壁。像英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就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把组织名称里的“解放”二字给去掉就给我们钱。我们答复到我们没做什么丢脸的事，所从事的是争取和平的革命事业，所以我们不会改变。

我的所见所闻驱使我咬紧牙关坚持这项工作。记得喀布尔有一个专门施刑的公共场所，犯人被鞭抽、用石头砸，或者活生生地切下整支手臂，每次行刑之前还要用广播强迫大家赶去观看。有次我也在场，人群中有好多小孩看到犯人手臂落地之后高兴地鼓掌，把这当成一场马戏来看。我痛得几乎丧失感觉，简直无法想象这些孩子的将来。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他们不变成罪犯才怪。

我其实可以远离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飞到美国去跟我的亲戚在一起。但我无法接受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而且这个举动跟叛国没什么两样。我的美国亲戚不敢承认他们的阿富汗血统，连我都为他们感到羞耻。G

《海外星云》（2001年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