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39岁那年，有一天觉得不大舒服。他坐在床上跟我聊天儿，忽然两眼一翻，垂下头去，从此就再也没动。

父亲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早预料到有这一天。他不担心自己，只担心没有文化的妻子和年纪尚幼小的五个孩子，特别担心我。不知是接受了哪家的理论，他总认为他的病会遗传给我这个长子。他常偷偷注视我，有时悄悄同我母亲嘀咕几句，说的正是我，我的心脏。

到我16岁，学校检查身体。我问医生：“我心脏有毛病么?”医生一本正经地回答：“确实有毛病，还挺严重呢!”接着，他在我的表格上写了“僧帽瓣闭锁不全”几个字。

我天性活泼好动，可那一阵子一跑一跳就喘得很厉害。接下来我发现更可怕的事：心脏居然会跳几下就停一停!

读大学的时候我的情况更严重。心脏跳跳停停。还“咚咚”作响。我无须按脉搏就能清楚地数出它每分钟跳动的次数。总有同学问：“有什么心事吗，怎么老叹气?”我说：“没有啊!”后来发现自己确实爱“叹气”，但那不是心理上的，而是生理上的。我是在气喘。此外，每天到下午，小腿一按就一个坑儿，好久也不能平复。我无法参加我酷爱的运动，而小时候，我曾是校体操队，还代表吉林省参加过“东北地区滑冰比赛”，很出风头的。我非常悲观，嫉妒所有健康的人，还老是想到父亲，计算我距离39岁还有多久。

情况最严重是在1960年。也许因为挨饿，两腿浮肿得更严重。我弄不清究竟是饿的，还是心脏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就到阜外医院去看——那恰好是中国最具权威的心脏专科医院。

医生给我做了全面检查，包括我还从未做过的心电图、心音图。写在病历上的一串字是：“几乎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这个专业词儿我不大懂，但是医生的话我听懂了：立刻静卧休息；上厕所的时候不要把门插上；上街必须有人陪伴……

长时间的、反复的刺激会使刺激对象麻木，这也是科学。我已经悲观了很多年，悲观得麻木了。我犹豫了一下说：“上厕所不插门不太合适吧?我们学校那帮老兄，判断里面是不是蹲着人的办法，是拉开门看看……”察觉医生皱起浓眉，我赶紧闭嘴，把底下的话变成潜台词：你当我是什么大干部，出门随时有警卫员?

我也没吃医生给开的药。50年代初在部队，营部那位医生给我开了洋地黄，让我大量地吃，以致后来有医生怀疑我是“洋地黄中毒”。我相信没有一种药是没有副作用的，从此不吃药。很不巧，我的妻子是个医生。她一手端着杯，一手捧着药片儿走上来，总是碰壁，终于放弃努力，只丢给我一句愤愤然的“讳疾忌医!”

不过，能治的病，我还是治疗的。在外国大使馆教书那会儿，有一次我腹泻得很厉害，猜想是肝病犯了。我觉得假如课堂上突然对洋弟子说：“请等等，我去方便一下!”实在不太美妙，所以路过北京医院(我那时的合同医院)，我进去了。不料医生并没有“急患者之所急”，节外生枝地关注起我的心脏来。他一定要我做心电图、心音图，然后神情严峻地找来两个大夫，又是听，又是敲，把我好一通折腾。我反复声明我是来看腹泻的，他们根本不予理睬。

原先那位坐下来，拿起住院的单子对我说：

“情况不太好，你住院吧!”

我态度坚决地说：“现在还不行。我爱人患乳腺癌手术后身体一直不好，我住院她怎么办?还有两个孩子呢!”

医生摇头，沉吟了一下：“那你就自己负责任吧!你心脏有严重的房室传导阻滞，现在的心搏每分钟只有36次!——有人送你回去吗?”

我说：“我是自己骑车来的。”

医生大吃一惊，眼珠子瞪得溜圆：

“什么，你还骑车?”

我心想：您还没瞧见我那辆被朋友称做“小坦克”的加重车呢!那位朋友骑过一次，就死也不肯再骑了，我却每天蹬着它跑20千米以上。我敷衍说：

“噢，慢慢地蹬……”

医生生气了，说我“胡闹”，并且警告说：

“绝对不可以!你的心脏随时可能停跳——作为医生，本不该对患者讲这样的话，但是你的态度很不严肃，我是被迫的!你至少应该对你的爱人和孩子负责任吧?”

我心里很感动。这样负责的医生，不是每次都碰得上的。他说“不严肃”也不是没道理，多半在他盘问我病史的时候。我不经意地用嘲笑的口气提到十多年前上街要带警卫员之类的忠告。

不是我不相信我的心脏会突然停跳——给我下结论的都是大名鼎鼎的医院，这么说的医生又不是三位五位。我只是觉得，既然它还在跳动，我就应该高高兴兴的。我家乡有句俗话：“发昏挡不了死”。挡不了，我何必要“发昏”?

认识我的人都说，孙幼军是个乐观的家伙!其实，我也是无奈。既然医生都说这病不能治，我也就不必去浪费国家的医疗费，采取积极的生活态度，该干什么干什么。自然，我也不会无端地去触怒心脏，叫做“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吧。就这样，居然也和大家一起，平平安安地进入了新千年!

[名人简介]孙幼军，著名童话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著有《小布头奇遇记》《怪老头》《孙幼军童话全集(四卷)》。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等多项重大奖项。1990年获安徒生文学奖(世界)提名、mBY颁发的“荣誉作品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