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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识张季鸾先生

2000-06-14王芝琛

书屋 2000年7期
关键词:张季鸾大公报

王芝琛

大约是在一九三三年的春天,张季鸾、王芸生、胡适之在北平一同吃小馆子。季鸾先生品评适之先生说:“适之先生好比龙井茶,总是那么清新。”王芸生品评季鸾先生,认为他好比新泡的龙井茶,清新之外还有热。对季鸾先生的品评,大概是从两方面来看的,一是指先生的文境,二是指先生的人品。

首先是文境,是指季鸾先生具有一副永远清新的头脑,活泼绵密而极得要领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筹的见解;至于学识经验与文字技术,更不在话下。

就人品而言。吴鼎昌曾经赠给季鸾先生一首诗:“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旧;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面如新觏!”这句“日见百回如新觏!”确实道出先生许多老友的共同心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体会:“每次见到季老(指先生),与他谈话,必能得到新的启发。每次都觉得不白见他。”(王芃生语)先生随时给人以新印象,永远觉得他是一个崭新的人。这点足以说明先生的与众不同。

季鸾先生是一位报人,他的风格,主要是愉快健谈,而有人缘。凡先生所在之处,一定送往迎来、会客不绝。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先生,无论是谈国内外大事,或是说笑玩闹,都能与大家相融之。先生的这个特点,也反映在先生担任《大公报》总编辑上。毛泽东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要注意到,毛泽东说此番话,是在一九五八年对吴冷西说的,那时早已是四周对《大公报》“讨伐”的一片喧哗。一九三八年,周恩来在汉口曾对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悠哉游哉的气慨,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

先生交友甚广,且是一位无党派报人,似乎先生交友并没有以党派而划定。也许大家都熟知,先生与林伯渠相交甚厚。一九三六年秋,西安事变前夕,先生赴陕暂居西安南郊杜公寺,与林会晤。民国初期他们均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旧雨相逢,格外亲热。季鸾先生久病在身,竟与林一次谈话通宵达旦,“有分歧、有共识”,朋友还是好朋友。先生逝世后,在先生的来信中,还有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写的信,先生是无神论者,并没有影响相互交往。先生酷爱昆曲,京剧泰斗梅兰芳、名昆俞振飞,都曾与先生配唱、讨论曲词,试作剧作。先生逝世于重庆时,杜月笙赶到抚棺痛哭,连呼张四哥,四哥,悲痛至极,令在场一些人士十分惊讶:“为何杜月笙对张季鸾还有如此深厚的感情?”

季鸾先生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于重庆逝世。先生的去世,笔者以为起码创下了两项“记录”。一为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他同样都作出极高的评价;二为在中华民国史上为一报人举行“创记录”的隆重追悼活动。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林祖涵(林伯渠)的联名唁电:

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藉达哀忱。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

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不意积劳成疾,遽归道山。音响已沉,切劘不再,天才限于中寿,痛悼何堪。特此驰唁,敬乞节哀。

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于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发表短评,题为《季鸾先生对报业的贡献》。

周恩来、邓颖超两先生挽联:

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蒋中正先生唁电:

《大公报》社转张夫人礼鉴: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遽闻殂谢。斯人不禄,天下所悲。怆悼之怀,匪可言罄。特电致唁,惟望节哀。

国民政府褒扬令:

国民政府九月二十六日令:张炽章学识渊通,志行高洁,从事新闻事业,孜孜矻矻,历三十年。

以南董之直笔,作社会之导师,凡所论列,洞中窾要。抗战以来,尤能淬砺奋发,宣扬正谊,增进世界同情,博得国际称誉。比年连任参政员,对于国计民生,并多贡献。兹闻积劳病逝,轸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用昭懋绩。此令。

笔者以为,季鸾先生去世后,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先生作出如此之高评价,实为国共两党在“统一抗战”这一原则下的共识。

关于另一个“创记录”的隆重追悼活动,笔者不再赘述其详。

还应提及一件有意思的事。由季鸾先生主持笔政(继为王芸生)的《大公报》,都受到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就先生一生而言,是一报人也。就其终生之志,为文章报国。先生著作甚丰,尤其以新闻评论著称,其为文如昌黎(梁启超),如新会,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尤其一九二六年主持《大公报》笔政,驰骋报坛,远播中外,其影响之大,在报人中实不多见。而先生又是那么谦虚,先生常说,报纸文章生命极短,所以先生作文从不留底或剪存,生前没有出过文集。先生还常开玩笑说,他的文章明天就可以拿去包花生米。

先生的一生还可用清贫二字概括。于右任曾以“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来形容。尽管如此,先生却豪爽仗义,常为朋友慷慨解囊,毫不吝惜。为国捐金,肝胆可照。先生的好友邵飘萍遇害后,先生刚由上海流落天津,经济上也相当拮据。但先生对祝文秀(邵之妻)和她的母亲慨然相助,将他们母女俩由北京接往天津。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祝氏母女在天津居住三年之久,先生每月馈赠生活费一百元。一九三四年先生为纪念父亲楚林公冥诞一百年,母亲王氏忌辰三十周年,携家眷赴陕西榆林谒墓、立碑。其间先生还特别关心榆林教育事业。临行前,先生与商界友人筹募五千余元作为奖学基金,并首先解囊赞助五百元。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抗战周年之际,武汉三镇举行献金运动,支援抗战。先生慷慨解囊,把亲友在儿子过生日馈赠的金银首饰全部献出。当其夫人求先生留两件以作纪念,也被先生劝阻。正如于右任在先生五十大寿献诗所说:“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先生是在抗战至艰时期去世的,在其临终遗嘱有段话,至今感人肺腑。“……愿我社同人,痛感时会的艰难,责任之重大,本此方针,一致奋勉,务尽全功;尤宜随时注重健康,以积极精神,为国奋斗。至于余子的教养,及家人之生计,相信余之契友必能为余谋之,余殊无所萦怀,不赘言。”可见先生临终前,所感念的只有国家、抗战大业和大公报社。至于妻儿,先生已无财产所留。呜呼,一代报人“千载事功,曰诚曰敬;一生心血,为国为民。”(李侠文语)

先生曾两度入狱。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大总统,成立了中华民国。先生由于右任推荐,任孙先生秘书。曾为中山先生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此件事为先生引以自豪的三件事之一,另两件事是,《大公报》荣获米苏里奖章和五十得子。如果说先生曾经做过官的话,也就仅此两个月为孙大总统的秘书。袁世凯篡权后,先生在北京《民立报》任编辑,由于袁世凯杀害了宋教仁,先生秉笔直言,遭到无理逮捕,囚禁三个月之久。

袁世凯死后,先生任《中华新报》总编辑,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满蒙五路大借款合同消息,先生再陷缧绁,后经营救获释。两次落难,两次获救。可谓先生一生之坎坷也!

先生胸怀坦荡,尽管有时与别人有政治歧见,但仍能广布仁爱之心,与某些“落井下石”的小人,决然不同。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是否立即抗战上,先生是主张“明恥教战,救亡图存”。与上海救国会沈钧儒不同;但在七君子被捕后,先生却陷于沉思忧郁之中,尽力搭救七君子;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先生严厉指责张学良不是“爱国主义”,而是“亡国主义”。但是在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后,先生胸怀坦荡,屡次向蒋建议,让张、杨带军抗战。先生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先生苦谏虽未获准,可先生的高风亮节让人敬佩。

尤其令笔者感佩先生处,是先生常说,作为一个报人,天天在评国内外大事,不会无误,有错就改。在抗战之初,台儿庄大捷,大大的鼓舞了全国军民。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汉口《大公报》社评《这一战》中,先生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准决战。因为在日军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的挣扎。”“这一战,我们胜了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证明,从此以后日阀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待末日的审判。”先生这种估计不仅过于乐观,也缺少冷静的思考。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一文,将此观点称为“速胜论”,大致不错。不过笔者并不喜欢动辄来个什么“论”。然先生很快领悟到自己的失误,在后续几篇社评中大力宣扬持久战的思想。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也就是季鸾先生逝世三载多,《大公报》馆正式出版了先生第一部也是先生惟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由于抗战时期的艰难,书是由土纸印刷。字体也小得后来人都难以辨认。于右任题写书名,《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作序。序中一段如是说:“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读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历史。季鸾已逝,其文尚存;国族永生,亟待进步。我编《季鸾文存》既竟,既伤老友之逝,尤感国事之待我侪努力者尚多,国人读季鸾之文,倘能识念其一贯的忧时谋国之深情,进而体会其爱人济世的用心,则其文不传而传,季鸾虽死不死!”

在先生百年冥诞之际,台湾方面将其再版。惜之,在大陆没有再版过。在那政治运动迭起的年代,《大公报》遭到全盘否定的厄运,先生也横遭“批判”。

先生的接班人王芸生,在他临终前已大彻大悟。悔恨自己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都不该写那篇“自我讨伐”式的长文,即《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该文不仅对他自己也对先生,使用了极为苛薄甚至污秽的语言;悔恨他自己也参与了的那场对《大公报》可耻的“围剿”。至于写先生的“传记”,他再次辜负了先生之委托,但他是这么说的:“我多少次动念头,多少次又都放弃了,季鸾兄潇洒、儒雅、大度、宽厚、才思机敏。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恰当的还一个张季鸾告之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事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笔如何下?对季鸾兄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在他弥留之际,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嘴里喃喃地说:“寄给他(指先生),寄给他,我的白卷……”双眼已是黯然泪下……

不过,改革开放之后,对先生也有了些介绍。尤其是陕西省榆林市政协编著《张季鸾先生纪念文集》,由屈武先生题写书名顺利地出版,打开了完全沉死的局面。牛济先生还写了多篇先生记实性的文章。据知,人民日报出版社,在其“中外名记者”丛书中,原计划有一本《张季鸾》,不知何故,最后还是“泡了汤”。

海峡彼岸,原《大公报》“票友记者”陈纪滢先生,于一九五七年写了本《报人张季鸾》一书,正式出版。此书总体还好,但他那抹不去另一党的痕迹,令笔者为之嗟叹。在此书中,爱国老人于右任先生的诗,令笔者怦然心动:

为报榆林张季子,飘零遗稿竟编成。于髯今日还诗债,怅望中原有哭声。痛心莫论大公报,民立余馨更可思。发愿终身为记者,春风吹动岁寒枝。

表达了于老先生对故乡、对季鸾先生深切的怀念。也表达了对《大公报》的厄运,深深地遗憾!痛心莫论大公报!

先生逝世于重庆,全国新闻界共议葬于陪都,因先生原籍为陕西榆林,所以陕西各界以归葬为请,遂公议改在西安公葬。在文革中,先生碑铭横遭厄运,完全失去理智的人将它砸成碎块,从此完碑已不复存在。据牛济先生说,他在榆林市政协帮助下,找到一个名叫刘少英的,现收藏有完好无损的《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碑铭》拓片。呜呼,不幸中之有幸也!笔者吁请全国新闻界的朋友们、先生们(包括港台新闻界人士),可否将张季鸾先生之墓修复,还其原貌也?

拙文虽浅,但却有一个深深的祈愿,但愿有更多的人士,关注张季鸾先生,因为这不仅是为先生个人,而是关注我国新闻史上一位重要的、而不可多得的巨匠。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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