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天府

（兰州大学，兰州 730000 ）

浅论张季鸾的人生观在其办报实践中的体现

曹天府

（兰州大学，兰州 730000 ）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民国报人张季鸾的人生观进行概括总结，并追溯其办报实践，探讨张季鸾的人生观在其办报实践中的体现。文章经过论证确认张季鸾的人生观为“报恩主义”，并通过列举史实证实了张季鸾的人生观对其办报实践的影响。

张季鸾;人生观;办报实践;体现

有人说，张季鸾“生逢其时，死逢其时”。这是从张季鸾一生取得成就的角度对他所生、所死以及所生活的那个时间点及时间段的概括，这句话大概是说张在一个可以大展拳脚的时代出生，做出了一番杰出的成就，又赶在一个萎靡时代到来前带着辉煌离开了人间。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张季鸾生活在乱世之中，所以就多占有了成为“英雄”的可能。然而，与张季鸾同时代生活者芸芸，张季鸾却只有一个，他的成就不可复制。

张季鸾的成就不仅与时代有关，还与其个人努力及所坚守的人生观、价值观相关。

张季鸾，原名张炽章，季鸾为其字，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出生于山东邹平。其父张楚林，少年时蒙总兵刘原基、知府蔡北槐赏识，弃武从文，考中进士，在山东任知县。为报知遇之恩，张楚林在家中为刘、蔡设立牌位，令子孙后代不绝祭祀。这种知恩图报的思想深刻的影响了张季鸾。

张楚林1901年去世，张季鸾与其母扶柩归乡。回归故里后，张季鸾得以师从关中大儒刘古愚学习古文经史。1904年，张季鸾的母亲去世。不久后，张蒙陕西学台沈卫赏识，官费渡日留学。从1906东渡日本到1911年初归国，张在留日五年间与同盟会成员多有往来（有学者甚至认为张曾加入过同盟会①）民国成立后也曾两度短暂从政，但张最终决定放弃政途、文章报国。于右任在张季鸾身后赋诗怀念曰“发愿终身做记者，春风吹动耐寒枝。”是对张季鸾一生的真实写照。

张季鸾早在留日期间就曾为陕西进步青年期刊《夏声》做过编辑，但其真正的报人生涯当从1911年参与《民立报》的编辑工作开始。辛亥革命后，张季鸾曾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袁世凯掌权后，张季鸾在上海先后担任《大共和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1916至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在袁世凯和段祺瑞执政期间，张季鸾曾因著文揭露袁、段的阴谋两度系狱。

1926 年春，长期为安福系亲日商人王郅隆控制的天津《大公报》停刊。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这三位都曾留学日本的老友经过商议，决定接办《大公报》。确定由吴鼎昌出资5万元，改组为“新记”《大公报》，于是年9月1日复刊。吴鼎昌任社长，只负责采购白纸，不问具体社务。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总揽经营及人事大权。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持编辑言论工作。报社大政方针，由三人共同商议决定；有分歧时，少数服从多数；三人意见均不同时，以张季鸾的意见为准。为保持独立性，报馆拒绝接受外股投资，并提出了著名的“四不”方针。入驻《大公报》馆后，张季鸾的事业稳定下来，并在其生命的最后15年中取得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鲜有的辉煌成就。

张季鸾的一生有30年主要作为“报人”而被社会认同，而其大部分的办报思想是在加盟《大公报》后提出的。张季鸾主持报馆的言论工作，因此，《大公报》的诸多观点反映了张季鸾的个人意见。新闻史的论述对新记《大公报》的功过都有涉及。在负面评价中“小骂大帮忙”几乎与《大公报》的名字同在，至于这种评价是否合理，则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唯一一份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新闻奖的报纸，这份殊荣的获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公报》的分量之重。

《大公报》虽一再宣扬“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客观独立精神，但报纸既由人办，便难免染上主观的色彩，这也是后来《大公报》被贴上“小骂大帮忙”标签的部分原因。主导一个人行动的是其价值观、人生观。所以有理由相信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期间，其办报活动也受到其价值观、人生观的影响。

张季鸾在其文《归乡记》中自述其人生观为“报恩主义”②。在所见到的已发表的研究张季鸾的文章中，有学者将张季鸾的人生观总结为“报恩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从文章的内容看，这种分法大概是从公与私这两个层面去考虑的，即报恩主义指报私恩，国家中心主义指报国恩。这样一来，这些新闻史研究者所概括的张季鸾人生观的两个方面本质上与张氏本人表述的内涵一致。因此，可以认为张季鸾的人生观为：报国恩，报亲恩，报一切恩——报恩主义。

当然，疑惑肯定是有的，比如：张季鸾自己所述的人生观是不是他本人实际遵循的人生观？关于张季鸾的研究文章会不会沿用了张本人对自己人生观的概括，只是在表面做了处理？这种怀疑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有必要的。若想证明张季鸾的人生观是否为己所述，就要从其行为中去发现。因此，对张季鸾在办报活动中所体现的人生观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张人生观是否为“报恩主义”的验证。当然，要探讨张季鸾的人生观在其办报实践中的体现须要列举一些史实具体分析。

一 从“乱世三骂”到视若知己

提到张季鸾，人们很快会想到其著名的“乱世三骂”。 生逢乱世的张季鸾在1926年12月4日发表社评《跌霸》，一骂军阀吴佩孚。1927年11月4日，他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二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 接着在12月2日，他又以蒋介石在与宋美龄结婚时的发言观点为由头，发表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指控“不学无术”的蒋介石“自误而复误青年”，冷嘲热讽，痛快淋漓，被奉为一时之经典。

“四·一二”政变之后，他不断发表有见地、有胆色的评论，批评蒋介石政府，反对屠杀青年，受到知识界及广大读者的赞赏。1927年4月29日，他在社评《党祸》中写道：“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他认为“青年血气方刚，不论其思想为左倾为右倾，凡能如其主张敢于冒险力行者，概属民族之精英，非投机取巧者可比，轻加杀戮，无异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之罪人！”

然而，这个多次“辱骂”蒋介石的人，非但没有遭到蒋氏的刁难，反而受到蒋介石的垂青，奉其为座上宾。1928年夏，经邵力子、陈布雷等引见，张季鸾与蒋介石“悦然面悟”，乘专列一同进京，在北上的列车上一路交谈甚欢。蒋为张的文采所折服，从此以“国士”之礼待之，极大地满足了张季鸾的虚荣心③，张也以实际行动给以报答：从1928年直至1941年去世，张季鸾再没有发表过责难蒋介石本人的文章。

据张季鸾的接班人王芸生回忆，张季鸾曾关照他：“我和蒋介石先生有交情, 你写社评, 只要不碰蒋先生, 任何人都可以骂!”

不论蒋介石是出于收买人心的目的，或仅仅只为士为知己一念，蒋对张季鸾的礼遇是隆裕的。张季鸾在私下对蒋虽有微词④，但在公开场合却给足了蒋介石面子，这也算是张季鸾对蒋介石知遇之恩的回馈。

二 “西安事变”后积极救蒋

1936年12 月12 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囚禁蒋介石并上书逼谏蒋放弃内战，团结抗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部抱不同目的的派系对是否救蒋、如何救蒋产生了很大分歧。张季鸾及其主导的《大公报》对事件的和平解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变发生当晚，张季鸾匆忙赶回报馆，经过审慎考虑后撰写了题为《西安事变之善后》的社评，发表在14日的《大公报》上，文章认为应当迅速恢复蒋的自由。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张学良令》，前方各军即将发动进攻。见此情形，张季鸾接着写了第二篇社评《再论西安事变》，刊于16日出版的《大公报》，提出应避免战祸，望全国人士俱竭尽能力。紧接着，张季鸾写了第三篇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见诸12月18日《大公报》，这篇他在事变发生后的代表作，对改变西安事变的走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南京政府把12月18日的《大公报》加印了40万份，用专机空投到西安市区。 这篇社评首先对东北军的境遇给予了深切的同情，提到蒋介石时这样写道：“蒋先生不是全知全能，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早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各国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绝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文章后面还写道，如果兵变将士立即将蒋释放并乞求饶恕，一定会得到蒋的宽恕，然而后来的事实并非如此。

此后连续八天，张季鸾在《大公报》继续发表社评，论述“西安事变”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强调“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呼吁国人吸取西班牙内站的教训。“西安事变”后，张季鸾共写下11篇社评。他的言论对促使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关系发展到了亲密无间的顶峰，张在抗战期间作为蒋的布衣宰相为其出谋划策，蒋对张季鸾也更加器重，每天首读的报纸不是《中央日报》，而是《大公报》。蒋在张季鸾弥留之际还亲去探望。张去世后，蒋介石放下手头事务亲去吊唁，并悼以挽联“天下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客观的讲，张季鸾在对待“西安事变”时是从大处着眼的，他并不仅仅只为救蒋一命，他行动的依据更多的是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现实。“西安事变”发生时，日军的铁蹄已踏上我国华北地区，全面侵华行动眼看就要展开。是时，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掌握着国家大部分武装，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首脑，掌军政大权于一手。此时蒋若遭不测，必然全国大乱，那时局面，岂不正中侵略者下怀。张季鸾在事变一发生就敏锐的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在《西安事变之善后》中才会开宗明义地写道：“解决时局，避免分崩，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赖于多种因素，张季鸾的评论文章掀起的舆论倒向对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张季鸾从全局出发，撰文要求释蒋，是践行其文章报国的夙愿，同时他也救了对他有“恩”的蒋介石。无独有偶，在“七君子”案中，张季鸾也做到了公私兼顾。

三 “七君子事件”中公私兼顾

沈钧儒在追述“七君子”事件时说：“他（指张季鸾：笔者注）主要为了营救我。当然，他对蒋介石这样对待爱国者，也是不赞成的。论私交，我们是三十多年的老交情，张季鸾这个人，非常念旧。即使政治见解有事不同，他对我总是很尊重，很关心。”这是徐铸成先生在《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中记录的沈老的原话。时隔久矣，以上所记可能并非真正的原述，但意思是可信的。张季鸾与沈钧儒相识相交是在1904年，当时沈钧儒是位新点的进士，留在其叔父沈卫（时任陕西学台，前文有述）身边佐理文牍，张季鸾在这一年参加陕西省士子会考。由于有事耽搁，张季鸾误了考试时辰，沈卫见其机智善辩，破例给了考试机会。后觉得张是可造之才，又将其列入官费渡日留学生之列。沈钧儒也在官费留学生之列，于是便与小自己12岁的张季鸾成了忘年交。

1936 年“七君子”事件发生后，张季鸾私忧心之极，急忙去南京奔走解救，然《大公报》初期却没有营救的动作，因为张季鸾了解此事的内幕⑤，为保持《大公报》的客观独立，不想参与叶楚伧等人设计的诱降计划。后来救国会派遣的胡子婴道明“七君子”拒降的决心后，张季鸾当即给蒋介石写了一份“请三思”的信，并决定将“七君子”的答辩状刊发在《大公报》上。事件就因这篇答辩状引起的舆论压力结束了：“七君子”获释，叶楚伧等人的计划失败。

张季鸾这次的“营救”行动，既报了朋友之恩，又报了国恩。因为“七君子”在全国各界影响巨大，他们是否获释对团结抗日的大局至关重要。

四 结论

用沈钧儒的话来说，张季鸾是个“念旧的人”。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 “报恩主义”的人生观。同时，当其人生观与他自己提出的“四不”方针发生矛盾时，他又谨慎的发挥其“优哉游哉”的风格进行处理。《大公报》在他的领导下所做的报道总体上是客观的、针砭时弊的，这份在动乱时期难得的客观和针砭时弊本身就报了国恩。他为母守丧延迟出国，功成名就时返乡祭祖省亲，归来后以一篇《归乡记》见诸报端，是其报亲恩的体现。他在《大公报》上发文对蒋介石、沈钧儒等人进行营救又是其报友恩的体现。因此可以说，张季鸾报恩主义的人生观在其办报活动中时有体现，这一人生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季鸾的办报实践。

注释：

①见刘耿《张季鸾先生入同盟会考》

②张季鸾1934年从陕西榆林老家省亲归来后著《归乡记》一文发表于《国闻周报》，文中说： “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以为如此立志，一切只有责任问题，无权利问题，心安理得，省多少烦恼。”

③袁尘影在《张季鸾与〈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一文中说：“张季鸾是一位重感情、特别喜欢被人恭维的名记者。”并且举出了一个实例：三十年代初，张季鸾回过一次榆林老家。当时，榆林正被“土皇帝”井岳秀统治着。这位“刀客”出身的井岳秀，荒淫残暴，作恶多端，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可是当张那次荣归故里后，井对张却是“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表现得极为殷勤恭敬。不知是张季鸾受了井的蒙蔽，没有注意到人们的怒火，还是别的原因，张回到天津后，在《大公报》上写了一篇《还乡记》，大谈故乡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对井的暴虐行为却只字未提。

④张季鸾曾叹息着对徐铸成说：“我的中心思想，是要抗战救国，必须要有一个国家中心。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尽如人意。但强敌当前，而且已侵入内地了，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另外建立一个中心。而没有中心，打仗是要失败的。所以，我近几年，千方百计，委曲求全，总要全力维护国家这个中心。”他进而说：“当然，我仍希望蒋先生从一党一派的小圈子里跳出来，真正成为全民的领袖。建国大业如果在他手里一手完成，可以顺理成章，省事得多。但那时我们要坚持一个口号，即国家至上，民主第一。以此号召全国合作。”他着重考虑的是国家利益。（见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

⑤当时国民党宣传部长叶楚伧等人，为解决“七君子”事件而精心策划了一个诱降计划，即让江苏高等法院审讯一下他们，然后押到南京反省院，再由杜月笙保释出来，送到庐山开抗日会议。

[1]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M].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梁由之.百年五牛图[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

[4]李彬，涂鸣华等.百年中国新闻人（上）[G].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431—437.

[5]王鹏.张季鸾与“七君子案”[N].中国国档案报，2005（5）.[6]高林.张季鸾与西安事变[N].东方早报,2010（9）.

The embodiment of Chang Chi-luan 's view of life in his Newspaper practice

CAO Tian-fu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udy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por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ang Chi-luan's life were summarized, and trace the newspaper practice of Chang Chi-luan's life in his newspaper the embodiment of the practice. Articles by Chang Chi-luan argument outlook on life is recognized as a "debt of gratitude doctrine" and cite facts confirmed by Chang Chi-luan's outlook on life of its newspaper practice.

Chang Chi-luan;View of life;Newspaper practice;Embodiment

G20

A

1008-9128（2011）03-0060-04

2011-04-07

曹天府（1987—），男，甘肃庆阳人，兰州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播。

[责任编辑 自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