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杰

彩票进入中国大约是1850年以后的事,当时称之为白鸽票。言下之意是,当你手持彩票时,好比怀抱一只白鸽,人见人爱,浮想联翩;开彩之后,大多数人中不了彩,犹如两手一撒,

白鸽一去不复返,因此,清政府视之为赌博,严禁发行。1899年,为了筹集救灾款项,清政府解禁。此后对彩票的争议从未停止过。历届政府此时而严厉禁止,时而弛禁放纵。严禁之时,彩标的有害性被突现出来,因为其主要受害者是社会的低收入阶层;此时私自发行彩票者,轻则罚款,重则监禁,处罚的极致是死刑;到弛禁之际,彩票被当成一种扶贫济困的救世良方,发行部门热衷此道,为之宣传鼓吹不遗余力。百年来,一纸彩票,是是非非,言人人殊,。本篇讲的是中国初创彩票的一些情形。

一、吕宋票初入中国 一枝独秀

吕宋票是传入中国的第一种彩票,清代称菲律宾为吕宋,吕宋票即菲律宾彩票,是欧洲的嗜赌之国西班牙在它的殖民地菲律宾发行的一种大型彩票,主要销售对象是中国。从19世纪50年代传入,到19世纪末中国自己发行彩票之前,没有其他彩票与之竞争,吕宋票独领风骚50年。

吕宋票刚刚传进来时,人们对它还没有什么认识,不过是抱着好奇心理,小打小闹地玩玩而已。流行的地区也仅限于上海等几个主要通商口岸城市,每年销售额在60万元左右徘徊。

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买彩票会上瘾,吕宋票奖额高的惊人,头彩奖金10万元。当时10元钱可以买一亩良田,1万元可以买别墅一幢。彩票诱惑力之大,使得人人都急欲于一试,个想一夜暴富,一次不中,再接再厉,小民百姓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于是惹恼了清政府。清朝法律本来对赌博的处罚就极其严厉,大清律例规定:凡参与赌博,不论军人还是百姓,一律枷号两个月,杖责一百;官员犯有赌博行为 ,革职枷责,并且不准将功抵罪。处罚之重,近于苛刻,法律之剑高悬,吕宋票似乎难以畅销。不过,中国的事情不看条文要看实际。晚清政务弛废,州县视法令如具文,而彩票又是一种舶来品,赌博的性质隐匿于几十万购买者对中大彩万分之几概率的企盼中,空疏迂阔的中国法律不容易对它定性。所以,一面有人批评彩票“虽无赌博之名,而有赌博之实”,一面票屡禁屡起。久而久之,地方官也懒得认真去管。这样,几十年间,吕宋票虽然不能有大的发展,到1898年发行时销售量仍然增加了一倍,达到年销售额130多万元。这并不是个小数额,当时清政府一年的国库收入才1.1亿元,国人对彩票的热衷不难想见。不过,这还仅仅是彩票在中国的牛刀初试。

二、高举救灾旗号 江南彩票问世

1898年4月美国与西班牙为争夺菲律宾爆发战争。8月西班牙战败求和,割让菲律宾,吕宋票随即被新占领者美国所取缔。吕宋票在上海的经销额每年约50万元,市场规模虽然有限,对经销商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他们不能没有营业。实际上,美西战争一爆发,吕宋票就断了档。经销商不得不引入中国周边地区的一些洋彩票,例如泰国彩票、长崎彩票,还有远渡重洋而的檀香山彩票,但它们的名气都远远不如吕宋票。此外,早年伴随着吕宋票的传入,各地的不法奸商仿照吕宋票搞过不少土彩票,象发财会、状元会之类,采取原始的抽签方式开彩,骗了钱就跑,难以取信于民,规模也有限,销售范围只在一城或数县。无论如何,新涌进来的洋彩票和旧有的土彩票者不足以取代吕宋票地位。彩票商知道,要想挣大钱,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自己办彩票公司,况且他们在经营吕宋票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

办个彩票公司来嫌钱,愿望人人都有,如果没有官场援手则一事无成,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经商也是一样。发行彩票与过去的经销吕宋票大不一样,票类似于零售一种外国商品。而发行彩票则是公然对抗大清律例,对于根子不硬的商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另外,同样重要的是,还得找出个恰当的创办理由,用以平息各种非议。一个失败的例子是,1898年秋季,吕宋票刚刚停办,大胆的广东商人就急不可耐地创办了一家名为大益的彩票公司,在广东、上海的重要报刊上刊登广告,宣布发行彩票8000张,气势不小。大益公司成立之前得到两广总督的默许,但两广总督怕遭清议弹劾,不给它正式批文,更不敢上奏朝廷。结果没有一家彩票零售店承销,一张都没有卖出。

大益公司销声匿迹了。几个月后,广济公司在上海成立。它由两江总督批准,并经朝廷允准许给6年专利。广济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彩票公司,所发行的彩票称为江南义赈票,于1899年4月23日开彩,共设彩票10000张,每张售价5元,每开彩一次,年销售额60万元。因销路很好,发售量逐渐增加,至1901年8月,每期发售30000张,年销售额达到180万元,为吸引购买者,头彩奖额增加到40000元。以后广济公司更是蒸蒸日上,中国的彩票业也由此火爆起来。

广济公司能够获得两江总督批准的奥妙在于,它的经理人深谙官场秘诀:只要巧立名目,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干的。他借口江苏北部地区遭灾,助赈官款仅仅20万元,杯水车薪,饥民嗷嗷待哺,于是乘机提出发行彩票,提取一部分利润救济灾民。因此,故公司定名广济(广施博济之意),彩票称义赈。中国传统讲仁义,善堂遍布各地,救灾作为一项最重要的善举早已被社会所认同。打救灾旗号发行彩票,是中国彩票商的机智。从这广济公司开始,就一边掏你的腰包,一边请你为灾民一掬泪。江南义赈彩票一炮打响,跟风者如云而起,莫不打善举旗帜,冲禁赌法令。对此,地方官当然是心知肚明的:救灾不过数月,而广济公司张口便要专利6年(即6年内在上海不许设立其他彩票公司),公司何时取消更未明说。救灾之后,彩票收入大部落入彩票商之手,余利归地方财政,地方官的个人好处也尽在其中。

三、见到眼红 外国彩票公司群雄并起

发行彩票是一种最稳当的营业,一本万利,有赚无赔。为垄断市场防止他人竞争,广济公司从一开张起便依据两江总督的奏折登报声明:凡江南票行销之处,皆属其势力范围,只许一家独占,不准他人涉足。然而这道禁令,禁得住华人,却管不了洋人。中国不办彩票则已,中国人既然可以办彩票,洋人岂能袖手旁观?大清朝的事天子说了算,地方的事督抚说了算,租界是“国中之国”,洋人掌权的工部局说了算。江南义赈票公司——和济公司。各国商人受利益驱使,急起直追。到1901年3月,外商已在上海创办了10家彩票公司。它们是:和济、广益、华洋合众、瑞成、太德山、普益、同利、大成、通利、广利。洋商实力雄厚,广益公司注册资本15万两(相当于21万元),太德山公司来头更大,号称“天下最大彩票公司”,总部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拥有资本几百万元,专程来上海设立分公司,准备大干一场,第一期彩票就发行30000张,头彩30000元,出手不凡,气魄宏大。其他各家公司的规模也与广济公司不相上下。10家公司之外,还有一些未经注册偷偷干起来的洋商公司和浑水摸鱼乘机捞上把的华人公司,当然,这都是一些非法的小公司。一时间,上海成了个彩票世界。

过去,吕宋票的主要市场是上海。90年代,上海的年销售额为50万元,数量不算少,但与1900年西方商人在上海大规模发行彩票相比,未免小巫见大巫。上述10家公司每年销售额约为800万元。洋商在上海发行彩票的行为很快受到西方舆论的讥评。各国驻沪领事要求租界当局进行干预,规范外国商人在中国的经济行为,只许从事商业、工业等正当行业,不许用诱导中国人赌博的方式来赚钱。1901年4月,工部局发出取缔彩票公司的公告,已经销售的彩票限期一个月内兑彩。5月,外商在上海的所有彩票公司全部解散,来得突然,去元踪影,如同夏日的一场雷雨。

尽管如此,尽管只有短短的一年,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彩票市场已经形成。外国商人凭借他们雄厚的经济实力,良好的商业信誉和丰富的经验,利用各地的洋行网络,吸引原来作吕宋票和江南票生意的票行为他们服务,很快把上海发行的彩票推销到各个通商口岸城市,并以这城市为中心点,再向周围市镇扩展。到这些洋商公司被取缔时,北起天津南至广州的沿海城市,自东而西由长江上溯到武汉等地的沿江城市,凡属中外通商之地,都不难见到彩票的身影,中国的彩票市场就这样被打开了。

四、一山二虎 李鸿章、刘坤一角力

外国人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地取缔自己彩票公司,给中国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是清政府禁止彩票的天赐良机,民间舆论对此呼吁强烈。然而,洋人走了,官商来了。彩票市场已经形成,空缺总会有人去补,就象一座楼房,旧主人搬走了,自然就会有新主人住进来。吕宋票停发引来一家广济公司;10家外商公司退出彩票市场,挤进了几乎同样数量的有官方支持的中国公司。这些公司不管有实力没实力,后台都一样硬,非总督,即巡抚,无非是官为庇荫好赚钱;口号都是一样的响:非“义赈”,即“筹款”,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首先来抢占这一市场的是声名赫赫原北洋李鸿章派系。庚子事件刚过,一个名叫黄秉璋的人便向李鸿章许诺,只要能在上海设立公司发行彩票,肯定有钱可赚。作为保证,他愿先缴银元50000,以后每月按彩票销售额的10%上缴给顺直善后筹赈局。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坐镇天津顺直善后筹赈局是他管辖下的直隶地区(今河北)处理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事件善后事宜的政府机构。明明是北方的实力派,为何要南下上海设立彩票公司?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天津虽然已经有了彩票市场,但要想在当地做大市面,所发行的彩票很难全部卖得出去;更往深一层说,上海是全国彩票业的中心市场,谁占领了上海滩,谁就可以称雄中国彩票业。在得到李鸿章允准后,黄秉璋在上海设立了普济公司(普济天下之意),发行顺直义赈彩票,1901年6月1日开彩。开始时小试其端,定额为10000张,每张仅售3元,头彩不过8000元,第二期彩票便发行15000张,头彩奖金增加至10000元,发展势头直逼江南票。

普济在上海创立公司的消息传出之后,北方兵灾各省立刻联翩而至。山西商人得到巡抚岑春煊支持,在上海设立了广益公司,理由是“山西赈需孔亟”。安徽商人八方运动,由巡抚王之春出面,联合山西、陕西两省巡抚,设立上海安济公司,以帮助西北两省恢复经济为名,发行“协助秦晋义赈彩票”。兵灾过后,人人都在动彩票的脑筋,理由都堂堂正正,只是惹恼了两江总督和广济公司。

在洋商彩票公司停办后,广济公司恢复了它在上海市场的一统天下,不料洋人刚走,各路诸侯会聚沪上,谁都想来分一杯羹。广济的6年专利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奏准的,无视广济的专 利,就是不给刘坤一面子。于是,广济公司发出通告,指责普济、广益、安济三家公司路不正,属于奸商牟利性质。接着,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上海道台三方出面,勒令三家公司退出上海。山西广益、安徽安济只有地方巡抚撑腰,无法与之抗争,知趣而退。普济背靠李鸿章,不买其帐,登报声明本公司成立事属合法,与广济笔战月余。也许是广济欺人太甚,6月10日,李鸿章亲自出面,以总督之威,发出气势逼人的示谕:“上海设立普济彩票公司,协济顺直善后赈需,出自本爵,阁督部堂奏明奉旨办理,并非私设,■得阻挠”一山二虎,相互厮杀。普济、广济争霸上海,很快演变成一场直隶、两江两总督实力的较量,互不相让,必较输赢。不久,李鸿章病重,无暇顾及普济,再说上海本来就是两江总督的地盘,普济不得已,退出上海,撤至烟台开办。普济、广济两公司及其后台的斗法,以普济的失败告终。普济的退出,无异宣告广济在上海地位的不可摇撼。以后,各省凡新设彩票公司,均设于省会或省内的大城市,避免与广济冲突。以李鸿章的权势,尚且无法插足上海,何况他省督抚。如此一来,中国彩票的发行点,就由上海扩展到了全国,形成以各省省会为中心的彩票发行和销售市场,为彩票在全国的泛滥作了铺垫。

五、得罪袁世凯 晋济公司关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普济公司撤退到烟台一年多以后,便又堂而皇之地搬回了上海,促成这件事的是一个名叫郑业臣的彩票商人。

普济公司因为在烟台经营不景气,公司经理易人,由郑业臣出资接盘。郑氏是1900年时上海最有名的洋商广益公司的经理人,与上海官场和彩票界渊源深,经过疏通运动,1902年在上海挂出了普济总公司的牌子,又在普济公司内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普济彩票的发行额一下子增加到20000张,每张售价6元,头彩高在50000元,并实行头彩、二彩、三彩、四彩均开双彩(即可同时有二人中彩)的办法,引起博彩人的极大兴趣。1902年6月,上海彩票界竟有125家票行公开声明愿意承销普济公司的彩票,与1901年普济靠李鸿章强行挤进上海市场时只有不到10家票行支持,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在市场经济时代,当彩票经营已经成为市场行为时,威震一方的直隶总督竟不如一个彩票经纪人。李鸿章在上海开办普济公司,凭借的是直隶总督的权威,对广济公司凡事来硬的;郑业臣靠的是中国官场和商场通行的人情关系学,软磨硬泡,轻而易举地将普济公司重新带回了上海。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商人毕竟只有商业眼光。普济公司在上海重新站位脚跟后,拼命向南洋势力靠拢,拒不向北洋交纳公司利润,得罪了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普济公司是由李鸿章奏准开办的,全称“奏办北洋顺义赈普济公司”,名义上仍归北洋管辖,现在靠着南洋势力的庇护,拖欠应属北洋的取效之款60000余元。直隶总督创办了普济公司,当然有能力取消它。1902年底,袁世凯“一封朝奏九重天”,当即取缔了普济公司。作为彩票商的郑业臣得意忘形之际,忽略了直隶总督的权威,忘记了晚清是官僚政治的体制。孙悟空纵有七十二变,终究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