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海外投资者蜂拥而至，除了市场巨大的因素之外，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和生活费用都相对低廉也是重要原因。但是在低成本的优势之下，投资亏钱的抱怨还是不绝于耳。有位商家在中国奋斗多年，总结出一条规律：投资一个项目若估算100万，最好准备200万，以免到时措手不及。外资项目在中国亏钱，其中实际成本偏高是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前期准备和后期经营中，外商对成本的理解、控制和计算存在着不少盲点和误区，更有许多等着他们的陷阱。

项目开发成本：一家从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公司，为了获得中国某地一座新建大桥的项目合同，用了3年时间反复考察，多次谈判，还在北京和当地开设办事处，所花费用高达上百万美元，结果还是落了空。该公司总经理过后承认，他们不熟悉中国的情况，走了太多弯路。

建设成本：新建项目需要征地、建厂房等。“跑”批文、报规划、划红线等需要花数月时间，盖上公章，往往使投资者跌破眼镜。还有“钉子户”搬迁、承包商偷工减料和拖延工期以及申请水、电、气、通讯等面对各路的成本都不是小数。

设备成本：外资企业所需机器设备，若从国外购买，其价格比中国设备高出很多。除了初期投入成本加大，运营时折旧费过高也成为企业很大的负担。

员工成本：很多商家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内地工资都不高，合资企业的员工工资应当更低。殊不知，随着经济的发展，外资企业的员工工资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许多投资者事到临头才知道，公司不仅要为单身员工提供住房和食堂等福利，还要支付意外事故、重病伤残的医药费和赔偿费以及培训费用等。

管理成本：外资公司派人员不仅薪金高，而且享受高额驻外津贴。加上大量的交通费和通讯费，使得企业管理费支出大为增加。

销售成本：中国庞大市场一直令商家垂涎三尺，但市场的分割性、不规范性和不平衡性也叫人难以捉摸。外资企业的新产品面对一个新市场，前期开拓和促销费用常常高于预算，有些甚至达到销售额的30％以上。同时，市场激烈竞争所带来的附加成本，也是入场之前所不曾预料到的。

资金成本：货款拖欠时间长，应收款增加，资金周转慢，资金占用利息增大，都使公司的资金成本加大。此外，企业为追讨欠款所花费的金钱和投入的精力也大大超出原来的估计。

原材料成本：有些项目所选之地，本来原材料丰富，价格便宜。项目建立后，原材料的价格却上涨。

产权保护成本：仿冒和侵权行为在中国时有发生，商家不得不安排大量人力和资金予以对付。反过来，又加大了企业研究开发的成本。

打官司成本：“办你的案，吃你的饭，坐车花钱都要管”是在中国打经济官司的常见现象。有时打官司收回的赔偿，不及办案所花费用；有时案子虽赢，但根本拿不回赔偿。

其他成本：名目繁多、形形色色的税外收费、乱摊派和乱收费以及各种各样的捐款等，叫人应接不暇，就连居委会的老太太，也有权力拿一张罚单来收钱。误区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投资者既缺乏经验，信息量不够，又不熟悉中国商业运行的环境，缺乏恰当的成本控制手段和降低成本的措施，因而决策错误，导致不该有的成本发生。而许多地方对外商“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做法不改变的话，外资的撤离只是迟早的事。

国债去向

去年下半年，中国政府增发国债1000亿元，这1000亿是怎么用的？

1000亿国债投资形成的工作量及引导的银行贷款和社会投资，拉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个百分点。从今年的情况看，已经在几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

其中用于水利建设的一块，使水毁工程得到修复，生态环境恶化的状态开始得到治理，增强了长江中下游等地区抗洪减灾的能力。今年6月，长江出现仅次于去年大洪水的高水位，但是长江中下游沿江堤防出现险情比去年减少82％，投入抗洪的人数仅为去年的1/ 3，动用的解放军、武警官兵是去年的1/ 10，消耗的抢险物资仅为去年的1/ 6～1/ 2。

农村电网改造这块，效果明显，如河南有个100多户的小村，电网改造以后的第一个月，就买了40台彩电。国债投资，使农村的电有了稳定的价格和质量，改善了农村消费环境，刺激了内需。

在1000亿国债投资中，还有一项用于海关及缉私警察的装备。还不到10月，海关已经征收的关税就超过了1000亿，是去年的两倍。

今年新增的600亿国债将主要投向四个方面：一是保证去年已经开工的基础设施在建项目如期完工，发挥效益。为此，安排的343亿元国债投资中有93％用于在建项目，新开工项目仅安排了7％。二是把国有企业技术进步、技术改造作为重点，共安排国债资金153亿元。三是加强环保、生态建设，重点是“三河三湖”污染治理，共安排国债资金67亿元。四是配合高校扩大招生，加强教育文化设施建设，共安排国债资金25．7亿元。此外，还有11．3亿元的国债专项资金用于改善海关稽私警察的装备。

初步测算，这次增发的600亿元国债资金，会相应带动银行贷款和地方、企业配套资金的投入，大约可增加2000亿元投资需求。明年还要增加国债的发行力度，但发行数量多少，需视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而定。

细说国企3年脱困

现在大家说起国企3年扭亏，好像不大相信。但实际上，“3年扭亏”有其特殊含义。

据权威人士说，3年扭亏，不是指所有国企扭亏，而是指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的亏损业的大部分、大多数要扭亏。现在中国的大中型国企大致有1.5万个，亏损的6500个。如果说这些亏损企业的大部分要扭亏的话，实际上只要有近4000个亏损企业扭亏就完成任务了。

1999年上半年，已经扭亏1000个，下半年还要扭亏1500个，明年再完成1500个，3年脱困任务就完成了。根据现在的情况看，完全有可能。比如说纺织业，原来定的是3年压锭1000万，安排下岗工人120万，扭亏为盈。而现在已经压了700万锭，到年底可完成900多万。100多万工人也可以安置。纺织业作为国有工业脱困的一个突破口，3年任务两年就可完成。如果再出台债转股、多渠道融资、股票上市等措施，国企3年脱困就更有把握了。不过，要彻底搞好国企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比如说10年的时间。

政府财政的新出路

现在，许多地方政府财政都是“吃饭财政”，也就是只能管管公务员们的“吃饭”问题。至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往往只能退而求其次。正当各地政府为财政问题发愁时，安徽界首市出了件新鲜事，一家4000人的地方国有企业，竟然提出要承担有72万人口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

说这话的是位于界首市境内的安徽沙河王集团总裁张强，而且，他是当着20多位新闻记者的面对界首市市长说的。

沙河王集团所依据的是：集团固定资产近10亿，年创利税超过1亿。同时，集团所承担的政府财政仅指界首市全部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开支而言，也就是“吃饭钱”，一年大约8000万左右。沙河王每年上交利税即达1亿，完全有能力承担这笔开支。市长则向记者们介绍说，沙河王集团是界首市的工业支柱企业，1998年对界首市财政的贡献份额达到80%。

但是，他们没有透露的是，沙河王集团承担政府财政的回报是什么？政府与这个“衣食父母”的关系如何处理？企业又将如何监督和控制政府的开支？如果政府机构膨胀，“吃饭”的人多了怎么办？……

畸形的繁荣

近年来，图书出版市场陷入低迷，一般图书能发到三五万册已算是“畅销书”。但是，在揭开法轮功的盖子后，人们发现，以法轮功出版物为代表的一批宣扬愚昧迷信和伪科学的书籍曾大行其道，形成了一种畸形的繁荣。它们依附于“组织”，传之于“信徒”，就像法轮功一样悄悄地发展，为虎作伥又大发其财。据报载，近期挖出的几个法轮功书籍非法出版商盈利都在百万以上，李洪志的“著作”发行量之大，波及面之广，令人难以想象。他们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法律的严惩。

近日，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发文，强调不得出版宣扬愚昧迷信和伪科学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往往打着气功、练功的旗号，散布荒唐言论和歪理邪说；有的以研究民俗、传统文化为幌子，通过看相、算命、占卦、看风水等宣扬愚昧迷信和伪科学。鉴于此，两部门向全国各地有关部门发出通知，严厉禁止上述书籍的出版，其他出版单位一律不得出版。各出版单位并要对此类出版物进行一次全面清理。一个健康的社会和出版市场不需要这种畸形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