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丽娟

一九四九年二、三月之际，上海地下党组织加紧了配合解放军进击的部署当时我被从学校抽调到沪东区担任杨浦分区区委委员。组织上认为我不能再住在校内，但又必须在区里找到住处。既不能进校门，又不能进家门的我，立刻被这个“住”的问题难住了。怎么办?新来接上关系的领导同志当即指示：“那你就去和另一位调入区委负责调研工作的同志住在一起吧，组织上已为他租了一个亭子间。”我知道那位同志是男的，“一男一女怎么住在一起呢?!”我提出了疑问。那位领导毫不迟疑地说：“那你们就认夫妻嘛!我们打算把这个地方作为区委会碰头的地点。”说罢他就离去了。“指示”出乎意料地简明、干脆!情况紧急，不容犹豫，我们只能奉命扮起了假夫妻。白色恐怖的阴云越来越密，不时传来有同志被捕、被害的消息。为准备敌人随时可能来的搜捕，我们晚上总是和衣而睡，白天外出回来总得看看窗上约好的安全暗号。一日几顿靠的是一只小煤油炉和组织上不定时发给的“大头”(货币银元)。就这样，既兴奋又紧张地度过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全面解放，我们又匆匆地走上各自新的工作岗位，住进了各自机关的集体宿舍。扮假告一段落，但在组织上看来，在同志们的眼中，我们就应该是“一对”!当然，我们也默认了。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卿卿我我；有的是黎明前的黑暗，白色恐怖下的乌云，紧张的日日夜夜：这就是我们全部的恋爱生活!

建国初期心情极度兴奋，工作十分忙碌，谁也没有想什么时候该去办“大事”。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快地他已过了而立之年，一些不大熟悉而又关心我的同志，也为我介绍起对象。确实我们已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之时。然而，政治生活中的挫折，不能不影响到“革命者”个人对生活问题的思考。由于“三反”中“打虎不力”，肃反中“界限不清”，他两次受到党纪处分。待“罪”之身，何以言婚?但我坚信“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主动坦诚地向他表明了态度，解除了他的顾虑。在扮假之后的第七个年头，我们终于成了真夫妻。

风风雨雨半世纪，真情伴我人生路。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濡以沫；战友情，夫妻爱，恩爱之情，使我老而弥坚。

(作者为上海市虹口区原区委书记、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