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

1949年10月，世界东方发生了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诞生了!到这个月，这个伟大的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的半个世纪——当年的孩子，如今已在“天命之年”——但是，风雨沧桑，那段历史，却值得我们永远回忆。

本刊本期发表了三篇回忆解放的文章。由于三位作者在50年前有着不同的身份，所以他们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向读者展现了那段不寻常的历史……编者

黑暗前夜

1949年5月上旬，上海远郊传来了隆隆的炮声，虽然电台还在不断地播出“国军大捷”的消息，但一切迹象表明，国民党支撑不了几天了。我那时是个高中生，因病住在中山医院里，仍能感到“黎明前的黑暗”。

上海交大教务处注册组组长朱庆连是我同病室的病友，他告诉我，这些天，蒙面的特务学生带着军警到学校四处抓“共党嫌疑分子”和他们觉得“不顺眼”的人。很多抓去的人捆绑着装入麻袋后竟被丧心病狂的特务投入了黄浦江!朱庆连说，他也受到了某特务学生的忌恨，原因是那坏蛋考试不及格要他加分，他生性耿直而不允。前不久，那特务带人来抓他，幸好当日他不在学校。闻讯后他立即躲入棚户区，接着又到医院来避难……

这天，医院里吵吵嚷嚷地来了百余号要求“住院”的国民党伤兵。受到院方的婉拒后，一个带枪的小官带来了工兵，说要把医院五层的主楼炸毁，因为它“阻挡了国军的炮击目标”。面对讹诈，医院不得不委曲求全。

我那时年轻好奇，便悄悄地问一个“住院”的连长：你们是堂堂的“国军”，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的“土八路”?连长把肩一耸，说：“他们人多，不怕死。”连长又承认“国军士气低落”，他本人上战场前就准备了一套老百姓的衣服，一轧苗头不对，即可开溜。

解放之日

炮声渐渐地稀疏。5月24日晚，我睡得很好，一觉醒来，护士兴奋地告诉我：外面都是解放军!据说，他们是从七宝方向进城的。昨晚，他们就睡在马路边。凭窗外望，正见一支队伍扛着枪雄纠纠地走过——他们腿上打着绑带，个个都是黝黑发亮的脸膛。

给住在四川北路的姐姐姐夫打电话。他们说，市北枪声不断，解放军还没有打过来。昨天，斯为美理发厅的一个师傅从七层楼的一个窗户里把头探出来“看打仗”，结果，被一颗流弹打死。

沪西。工厂大部分开工。学生照旧上学。商店照常营业。卖糖粥、卖芝麻糊的小贩照样在弄堂里吆喝。但是，天已经变了!

打开收音机，女播音员的声音变得庄重而悦耳。我注意到，在电台的称呼前加上了很有自豪感的“人民”二字。

除了播放公告，人民电台仍保留了旧电台的许多节目，其中“每周一歌”教唱《牧羊姑娘》的声音依然如故：“对面山上的姑娘，你为谁放着羊……”听着歌，同病房一个煤球厂的老板感慨道：“共产党很有人情味啊!”

做了主人

一个衣服有补丁、鞋子有裂口的小战士，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在我所住的武康大楼下的林森路(今淮海中路)上站岗。他不干涉任何中国人的行动，却不让洋人过林森路(也许是为了他们的安全)。望着一脸无奈、垂头丧气的“高鼻子蓝眼睛”，路过的市民扬眉吐气。因为，大家见到太多的是“洋大人”在中国土地上的恣意妄行。而今天，解放了，一个乡下来的小战士就镇住了洋人的骄横，替大家行使了中国的“主权”。

康平路荣毅仁家斜对面有一个外国人的住宅。住宅前有一个大院子用竹篱笆围着，几个洋人在院子里踢球。突然，足球飞出了篱笆，落到了路边一个八九岁男孩的脚下。男孩好奇地拍了几下足球后就从篱笆缝里钻进了院子，把球还给了一个身高马大的洋人。谁知，那洋人嫌“小瘪三”还球太慢，撩起一拳，把孩子打翻在地，鼻血也流了出来。

这样的事，在解放前，根本就算不上“一件事”。可如今，解放了，路人与邻居们就觉得“不能让洋人再欺负阿拉中国人”。于是，大家挺起腰板上门去评理，可那洋人却诬赖孩子是“私入民宅的小偷”。人们愤怒了，有人立即向解放军驻扎在吴兴路上的派出所报案。很快地，来了一个威风凛凛的军官，他二话没说，就把打人者带到了派出所。经过调查，军官勒令打人者立即向小孩及其父母赔礼道歉，并写出“悔过书”。

第二天，当人们看到洋人乖乖地在竹篱笆上贴出“悔过书”时，都感到了格外的自豪与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