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　实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这部学术巨著系统阐述了从修昔底德、苏格拉底直至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古今著名思想家和学者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性思考。但就笔者而言，读完此书掩卷而思，感触最深的是象施特劳斯这样的西方学者对西方当代社会所抱有的浓厚的忧患意识。

《政治哲学史》初版于本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世界正处于东西方冷战的顶峰，西方人普遍把俄国人的核弹和社会制度视为对西方的最大威胁。然而，在施特劳斯看来，当代西方所面临的真正危险不是来自核战争和东方的“暴政”，而是来自西方内部对西方特有的价值和目标的挑战。具体说，真正的危机是理论危机，这便是当代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的日渐盛行及对哲学理性的严重挑战。

实证主义的盛行何以是一场理论危机？

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把“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唯一标准，主张社会科学应将自己的范围严格限于事实领域。理由是，事实领域可以应用经验的或自然科学的方法，以从中求得确定无疑的规律。而价值领域不可能有真正严格的确定性，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端，莫衷一是，因而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按照这一标准，一切关于国家社会的根本目的和原则以及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的标准的理性思考，自然也就成了非科学的偏见。

然而，在施特劳斯看来，实证主义根本无法在社会领域中保持“价值中立”或“摆脱一切价值”。研究社会问题，尤其是重要的社会问题，不做价值判断是不可能的。一个统计学家可以不做任何价值判断地统计各种数字，但一个政治科学家不可能在诸如不同政治制度的优劣、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社会的公正与不公正之类的问题上保持“价值中立”。当代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所隐含的自我矛盾在于，它把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知识当作是唯一和最高形式的人类知识，并据此贬低其它一切非自然科学形式的知识，而这种信念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必然导致否定一切理性目的、意义和标准的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而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最终导致放弃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本身就包含着被它当作非科学而予以排斥的哲学理性对社会和历史的理解。这一切都说明，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所坚持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科学标准是虚伪的。

实证主义向哲学理性提出了挑战，但它本身却是自相矛盾的，是没有真正科学根据的。这便是施特劳斯所谓的当代西方的理论困境或危机。

理论危机何以是当代西方的真正危机？

在施特劳斯看来，西方当代理论危机已经或正在导致实践的危机。实证主义及实用主义对哲学理性的挑战，其实质是要放弃对人类目标的理性思考，否认关于善恶、公正与不公正的标准的真正知识的必要性，这也就意味着放弃理想、信念和使命感。其结果必然会导致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愚民主义，导致随波逐流、盲目信从以及庸俗市侩作风的日渐盛行。道德、思想境界的堕落也必然导致奢侈、腐败以及各种邪恶和痛苦的蔓延滋生。所有这一切都会使社会丧失生机活力，从而在外敌面前不攻自破，自行互解。这便是施特劳斯眼中西方当代自由民主制真正的内在危机。

西方当代危机既然实质上是理论危机，那么克服危机也就必须从理论入手，途径之一便是张扬哲学理性。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施特劳斯主持编撰了《政治哲学史》一书。纵观全书，可以看到贯彻始终的一条清晰的主线，这就是古今哲学家和思想家对最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完善的生活方式的追索。为了论证这一主题，哲学家和思想家们从各自不同的背景、角度和层面上对诸如人性、社会、国家、法制、道德等社会政治生活现象的实质及其价值作了广泛深入的理性思考。其中既可发现理性之光的昭示和真理的洞见，也可明显感受到古今哲人们强烈的使命感和对人类理想的执着追求，而这正是此书的编撰者所要达到的目的。

(《政治哲学史》(上下册)，施特劳斯著，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版，29.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