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高排

走出冷寂的边防火车站那一瞬间，我实实在在地体味到高原缺氧的真切滋味。

我径直在车站旁边的一排座椅上坐下，撂下皮箱便懒得再抬头。

“爸爸在那儿!”一声嫩嫩的童音从我身后清脆地响起。我抬起沉重的眼睑，才见出站口走出一位年轻的妇女，在她前面，有一个可爱的小孩儿在欢快地跑动。

少妇紧张地向前一步，一手去抓了小女孩的胳膊，口里不住地呢喃着。我好奇地转动身子，莫名其妙地看着她们。少妇高挑的个儿，细嫩的脸，衣着素朴，脖子上系着一条艳丽的红纱巾，像一团火一样随着少妇的走动而跳跃。小姑娘长得非常漂亮，长长的眼睫毛随着一阵接一阵的欢笑而上下闪动。同样，脖子上一条长长的红纱巾几乎盖住了整个上衣。

小女孩看清楚我的一身戎装，似乎证实了自己的某种判断。她奋不顾身地挣脱少妇的手，手舞足蹈地跑到我的座椅前，张开双手抱住我的大腿说:“爸爸我想你，爸爸抱。”我手足无措地望着眼前的小女孩，一时间被她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不知如何是好。

少妇紧跟着走上前，白皙的脸上泛起片片红晕。她一边去拉小女孩的胳膊，一边羞涩地向我解释:“真对不起，孩子的爸爸也是当兵的，就见过一次面，孩子总是认错人。”

我抚摸了小女孩的一会儿，我的脑海中再现出许多凝重的片断。不用说，这位年轻的妈妈是靠一些照片，电视里的军人镜头来教会小女孩认识自己陌生的军人爸爸的。

小女孩固执地抱着我的大腿，没有丝毫让步的可能。嘴里嘟嘟着:“爸爸不抱，我不起。”少妇显然被难堪得生气了。照着小女孩的屁股打了一巴掌。和许多爱撒娇的小女孩一样，小姑娘一边喊着“爸爸”，一边夸张地大哭起来，边抹泪边朝我怀里钻，我只好以爸爸的身份“负责”地一把抱起小女孩。

后来才知道，这位少妇竟来自我的故乡，是到边防部队探亲的。同乡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上相遇格外地亲切，我们很投机地攀谈起来。小女孩因为得到了“爸爸”的爱抚而破涕为笑，一边亲切地叫着“爸爸”，一边好奇地摆弄我的军装和帽徽。少妇只好不再制止，只脸红，红得像她胸前的纱巾。

少妇告诉我，她的那位在高原上任排长。因为工作忙，已经两年没有探亲了。小姑娘刚3岁，整日吵着要爸爸，于是请了几天假，娘儿俩便风尘仆仆赶来了。谁知汽车、火车没完没了地坐了19天，还没见到个人影。

说完，少妇的两眼湿漉漉的。

军人本身就苦，边防军人呢?边防军人的妻子呢?听着她的叙述，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安慰这位同乡才好。

真巧，我们要去的是同一个部队，我抱着欢快中的小女孩，和少妇默默地向更高更远的高原上走。

当晚，我们就休息在山腰中的一个驿站，按照规定，内陆来的人一般不能再到空气愈发稀薄的执勤一线去。这里的几间房屋就是专门为家属们临时来部队准备的，有几个兵负责接待工作。于是，小女孩面对一个个身着军服的解放军，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哪个都热情得像爸爸一样，索性管谁都叫爸。少妇的脸上便时常地红一阵白一阵。3天后，接到驿站电话的那位排长匆匆赶来。这时，小女孩才算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爸爸。可是见到了那么多的“军装爸爸”，小女孩面对排长时似乎并没有特殊的感觉。

在驿站小住几日，负责接待的同志告诉我正好一位排长要上高原，让我同他一起去。去了，才见正是那位同乡少妇的丈夫。我问，怎不多陪几天?排长说:“她一共请了三十多天假，来回的路途这么远，再不返回就迟到了。”

我眼里一热，颇为这对刚刚相聚又要分别的年轻夫妇遗憾。我想，我又要看到一场恩爱夫妻生死离别的动人场景了。奇怪，少妇和小女孩却没有出门送行。排长一声不吭地发动起旧式吉普车，车便吭哧吭哧地爬行在盘旋的公路上。

吉普车正在气喘吁吁地奔跑中，排长突然一个紧急制动，车子戛然而止在高原半途中。倒霉，我以为是吉普车出了毛病。可他飞快地跳下吉普车，并没有修理，而是选准一个位置手搭凉篷向山下眺望。

我也莫名其妙地走下吉普车，却看不见他在看什么，于是我操起部队为我装备的一架高倍望远镜，望远镜里出现大小两个人，伫立在驿站的一块高地上，用力地挥舞着红纱巾。我蓦然明白了，我心头一颤，茫然不知所措。

排长从我手中近乎粗鲁地抢过望远镜。冥冥中，我见到这位钢铁一般坚强的排长眼睛里滚下一滴大大的泪花。他喃喃地说:“用劲挥，再用点劲挥啊!”随即，风雪将他的声音淹没在千里高原上。

是一种心灵感应?我不明白，在相隔几万米的茫茫空间里，彼此谁也望不见谁，但双方却靠一点灵犀传递着特殊的情感。

或许少妇和小女孩并不奢求万米之外的亲人能够看见自己；或许，排长丈夫也未预料到妻子在遥远的地方用心灵中最真挚的方式向自己道别。这一切都像无线电波，在军人和家属之间连结一道无形无声的桥梁。

果真，两块红纱巾像两簇跳动中的火，更热烈地燃烧着空旷的高原……

(美琪、崔盛摘自《深圳青年》199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