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灿

把号称“四大天王”的香港歌星和伟人毛泽东相提并论，难免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甚至荒诞可笑。但不论我们怎样地感到亵渎和不情愿，都无法拒绝而且必须解释这样的事实：歌星与伟人之间承续着一个同样的社会角色—两个不同时代的青春偶像。

一个当年的红卫兵，对着“四大天王”的名字，轻蔑地撇撇嘴说：“这算什么偶像？！”那神情仿佛在诉说一个你永远体验不到的传奇经历。

如果询问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中年人，谁是你青年时代的偶像？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回答你：“当然是毛泽东！”

他们会带着自嘲中加着自豪的复杂语调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你，他们会唱的第一只歌是《东方红》，会写的第一行字是“毛主席万岁”，立下的第一个誓言是“做毛主席的好孩子”……；他们曾将365页的《毛主席语录》，乃至数百万字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一字不落地倒背如流，曾把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奉为最高指示，并以此武装自己的头脑，化为声讨“帝修反”的“革命行动”。当年他们敲锣打鼓地把自己送到农村，也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曾挤在火车的厕所里、座椅下、行李架上，曾徒步跋涉数千公里，曾一次次地度过在长安街上的彻夜守候，当终于有幸在天安门广场上百万攒动的人海中，远远望见毛泽东那模糊的身影时，他们是怎样地一任泪水满面，激动和幸福之情又是怎样地无以言表，又有人是怎样地捧着被毛泽东握过的手，数月不愿洗澡。

他们会告诉你，为了捍卫毛主席，他们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甚至能义无返顾地将昨天的朋友送进监牢，只因为朋友用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包了旧鞋。

他们还会告诉你，当他们终于发现，毛泽东竟然也有错误时，又是怎样地感受到信念在自己心里如天崩地裂般地坍塌……

当我打开记忆的词典，试图告诉今天的青年，毛泽东对那一代青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时，无数最神圣、最美好、最动情的词句，伴随着一幕幕回忆顿时蜂拥而至，以至于我久久地迷失于其中。

在那代青年心中，毛泽东是党，是祖国和人民的化身，是完美无缺、超凡脱俗的圣人，是普度众生的大救星。是至尊至上的社会意志和精神的主宰，是人生的榜样……那一代青年几乎把自己全部的崇拜，全部的热爱，全部的忠诚，乃至全部的憧憬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这尊高高耸立在他们心中的偶像。

如今，虽已时过境迁，虽然偶像已被那代人自己亲手从神坛上请下来，但每当《东方红》的乐曲奏响时，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会感到一种液状的东西止不住在胸中，在周身涌动，他们还会陶醉在当年对毛泽东那种刻骨铭心、空前绝后的情感体验中，当恍若梦醒之后，他们还要感叹一声：激情不再！神圣不再！

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对着“四大天王”的名字，轻蔑地撇撇嘴说：“这算是什么偶像？！”的确，对于那代人来说，偶像的寓意如同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可望不可即，神圣而庄重。他们无法理解，这样的词汇怎么可能安在轻歌曼舞的港台歌星头上；他们当然认为，把自己当年的感情，与今天少男少女们对黎明的迷恋之情联系在一起，是一种何等的亵渎。

一位女中学生满不在乎地朝红卫兵瞟了一眼：“你有你的偶像，我有我的，何必非说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多缺少想像力呀！”

当你把红卫兵的那些经历告诉今天的青年人时，他们会睁大不解的眼睛问：真的吗？还有这种事，不是在编故事吧？而一位女中学生，则满不在乎地朝那位轻蔑她们的红卫兵瞟了一眼：“你有你的偶像，我有我的，何必非说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多缺乏想像力呀！”

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我们的确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在他们心中稳定、持久专一的偶像。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方式去理解、选择和崇拜偶像，并且一如上一代青年那样，把种种不可思议的热情和迷恋，疯狂地倾洒在偶像的身上。只是他们已没有了上一代人的神圣感和庄严感。

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把偶像桂冠今天戴在这个歌星头上，明天又摘下来戴给另一位歌星，抑或是影星、球星之类的头上；他们不断地追逐新的偶像，一路挥洒热情。打开林林总总的青年刊物，街头小报，在青春偶像的栏目里，我们总是可以读到许许多多的名字：谭咏麟、童安格、麦克尔·杰克逊、刘晓庆、巩俐、成龙、阿兰·德龙、拳王阿里、超级球星马拉多纳……，“四大天王”不过是这一大批偶像的代表。

他们崇拜偶像，并不想让偶像成为自己的主宰，他们要求与偶像有平等的尊严，甚至于偶像还要唯他们的脸色或荣或衰。他们不指望偶像是伟人、圣人，甚至于他们所关心的是偶像凡俗的生活、琐屑的隐私。偶像对上一代人那种无所不能的作用，正在今天的青年人中一层层地剥离、脱落。他们开始把榜样和偶像的涵意截然分开，在他们眼里，榜样是生活的真实，偶像是真实的梦幻。一个高中生这样说：“我的榜样是科学家，我的偶像是郭富城。我敬佩我的榜样，我崇拜我的偶像，他们在我心里和平共处。”

在这代青年中，偶像究竟意味着什么？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许多年轻人几乎说不出任何理由。有人更干脆：“什么也不为，只要听到那个偶像的名字，我就会抑制不住自己。”我花了好大力气，才问到以下如是说：

“我崇拜黎明，他英俊、潇洒，那种气质叫我着迷。”

“我崇拜小虎队，有一天也要像帅歌们一样过好日子……那是一种诱人的生活。”

“（偶像）它总是在我需要什么的时候，告诉我什么。那些歌词，尽管没有大道理，十分浅，许多人都懂，但没有机会对你说。听那些歌时，你就觉得那是为你唱的，说的都是我们的心里话。”

“有偶像，会使自己的生活更有追求，追求的目标更一目了然，虽然知道那是梦，但人没有梦就没法活，梦太虚了又叫人心里空荡荡的。”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在毛泽东的偶像中，寄托的是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寻找的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愫，是对公共事业的忠诚、献身和服从的依据的话；那么今天的青年人在“四大天王”及其众多的偶像中，则寄托了更多的情人理想、友人理想、外在形象的理想和生活理想，他们更侧重于寻求个人心灵的慰藉，情感的共鸣、倾慕和宣泄。

偶像，在今天已具有了平等和世俗的涵意。

偶像不再神秘，他们更像是从文化工业流水线上走下来的制成品。

偶像为什么会在被一代人否定了之后，又被另一代人以完全不同的态度和方式，重新供奉起来呢？青春期心理和生理的骚动固然十分重要，但事实上，它更是整个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组成部分。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进程中，通常会首先遇到一个难于回避的社会现实—社会的世俗化。在这个阶段，人们现实平凡的利益得到了更多的强调，个人的选择更加自由多样，人们对金钱、物质、性爱、享乐以至政治理想、人生价值等看法，都在发生着变化。于是我们才会看到，当一代人屏弃了偶像神圣、权威和庄严的概念后，另一代人才有可能把容貌、妆扮、魅力等引入偶像的评价系统。其实当代青年的偶像崇拜，不过是与社会愈益世俗化同步的过程。

和成年人不同的是，青年人更容易被大众传播媒介所影响，更容易受到各种外界刺激的鼓动。商品经济的发展，把文化从过去的精英文化“生产者导向”的意志中脱离出来，而趋向于“消费者导向”和市场原则。为适应市场和消费者心理，我们看到，娱乐节目占据了电视绝大部分黄金时间；流行音乐包办了几乎整个音乐舞台；武侠、言情乃至色情小说大行其道；各路明星纷纷跃试报纸副刊和青年刊物的头版头条，而这些报刊又挟这些大小明星之威，以横扫千钧之势，直指发行量的“龙虎榜”。

这种文化的商业化倾向，是使偶像告别“至圣至尊”，“沦入”凡尘的直接原因。几年前，我曾在列车的车厢里，听过一位音乐制作人的讲述，童安格的成功，1／3是个人素质，1／3是从词曲到录音录像等各种专门人才的刻意塑造，1／3是广告和宣传效应。当时我恍然悟出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那句时常叫我困惑的话：他们是“现代文化工业所制造出来的工业文化”。偶像不过是从文化工业流水线上走下来的制成品。

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我们今天已经更多地知道了，明星的知名度，亦即他们成为偶像的可能性，越来越取决于一个商业用语—一包装。我们知道了，一个偶像从推出到被人们所接受，已经纳入了被精心算度过的商品生产轨道。当我们对着明星们在电视、报纸、杂志和大街小巷铺天盖地的笑容，赞叹商人们包装明星们的机巧时，谁能说得清，自己究竟是偶像的崇拜者，还是他们的义务推销员，抑或是某种商品的消费者？

从毛泽东到“四大天王”，偶像经历了一个从社会到个人，从神圣到凡俗，从一元到多元，从榜样到精神快餐的过程。

一些政治学、人类学学者们指出：在一个走向自由民主和开放的社会里，伴随着传统权威形象的下降，青年人会从同辈群体和大众文化中寻找替代性的人物，作为权威代理。

在告别了依照社会需要赋予人们偶像的权威神圣的时代后，中国的青年人是否也经历过这样一种权威的代理阶段呢？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中国青年经历了一个对偶像痛苦否定的时期。随着毛泽东头上的光环尽逝和毛泽东偶像地位的坍塌，青年们以此拒绝了任何凌驾于自己头上的新的偶像，甚至拒绝了偶像存在的意义。他们曾极其敏感地对毛泽东之后，具有造神可能性的任何苗头给予恣意嘲讽。在一个大学宿舍，几个大学生对着一张报纸嗤之以鼻，报上写道：“中国青年失去了偶像，是迷失的一代。”没有偶像就意味着迷失吗？他们说他们宁愿迷失也不再接受偶像的牵制和愚弄。他们还是顽强地踏上了曲折的寻找个性、自尊，寻找现实生活感觉的旅途。

潘晓们叹息：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在摆脱了偶像崇拜依附的同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竟不知该用什么在现实社会安身立命。他们争辩、呼吁、呐喊，一心要讨回以往被泯灭和扭曲的个人价值和尊严。

张海迪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充当了青年在同辈群体中第一个“权威代理”，表面上看她是由主导文化推出的青年楷模，而当她被那时的青年人由衷地接纳下来后，我们却发现她对青年人的影响已经远离了作为道德楷模的初衷。主导文化更赞赏她积极向上、顽强拼搏和理想主义的人生观，并给予她50年代式的最高褒奖—新时期的吴运铎。而青年们则更注重她除此之外的另一个侧面，有独立的个性，独到的见解，丰富的知识，聪慧而多才多艺，在既往的英雄人物中，她是第一个敢于说出：我不是中国的保尔、海伦·凯勒，我就是我。她那一袭在当时并不多见的披肩长发，与其说装扮了她的容貌，不如说表达了她桀骜不驯，热爱生活的性格。在张海迪身上，青年们发现了自己孜孜以求，无以体现的个性色彩；她那些多姿多彩的生活、跌宕坎坷的经历，也在为她平添了种种魅力之余，给予青年一种更实在的向往和激励。许多青年敬佩她，崇拜她，甚至于迷恋她。

在青年偶像变迁的历程中，张海迪的出现，尽管仍带有社会意志精心挑选的痕迹，但毕竟融入了青年的个性理想和愿望。偶像，由简单地被推翻，到重新扶起来，脱掉神秘的圣衣，一反高不可攀的面孔，剥离得只剩下榜样和偶像两样东西。

80年代末期，以三毛、琼瑶为代表的一批港台和大陆通俗文学作家连同他们的作品在青年中红极一时，作品所表达的对个人灵魂的关注，那些普通人情感的细腻的渲染，令少男少女们大为感动，由此青年偶像模式出现了一次大跃迁。榜样的作用从偶像中分离出来，它的作用越来越倾向于对个人灵魂的慰藉和对个人情感的宣泄。

从毛泽东到“四大天王”，偶像在两代中国青年的心目中，经历了一个从社会意志到个人意愿，从神圣到凡俗，从一元崇拜到多元崇拜，从道德榜样到精神快餐的演变过程。这是一个摆脱了政治牵制，又被经济所牵制的过程；是一个打破了对社会的盲目，又进入对个人的盲目过程。下一轮该是怎样的呢？

我想，答案依然属于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青年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