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拙》之死
1993-07-15凯蒂
凯 蒂
报馆云集的弗利特街旁的一条岔路上，《笨拙》的旧址是一片凄凉和萧索。不再有繁忙的运送纸张和新杂志的大卡车，不再有来来往往前来聚餐的文人画士，只有寒风吹着地上的纸屑，红砖墙上是一片冷峭。半年以前，《笨拙》停刊了，四月八日那最后一期封面上便是这样一街零落秋景，夕阳西下，暮色苍茫，老态龙钟的笨拙先生鼻更弯、背更驼，带着他的朱迪他的狗，一步三回头而去。手提箱上印着的是“太阳下山，我归去也”，万般无奈与惨淡。没有人为他送行，没有人为他流泪，只有他自己为自己在那期的漫画栏中圈了块墓地，树了块墓碑，写了几句悼辞，也只有在那期的读者来信中才见几只残花饰成的花圈，听到几声不成调的挽歌。英国新闻界的热情都集中在次日的大选上，《笨拙》生前众多的撰稿人则是一片沉默，该洒的泪早已洒尽，该说的话也早已说尽，当手上没沾过一滴墨水星的斯蒂文爵士成为《笨拙》的新老板时，当任职十年的主编阿兰·库伦(AlanCoren)递交辞呈时，当西装族们带着电脑带着财经预算进驻《笨拙》虎视眈眈地注视它的发行量和财政结果时，当大卫·托马斯
屈指算来，《笨拙》临终之时，正是一百五十一岁。一八四一年，杨柳吐绿，莺啭鸟啼，大卫·列文斯通探险非洲，怀特福斯发明街道清扫机，托马斯·库克创立假日，大不列颠占领香港，维多利亚女王芳龄二十二，一切都风华正茂，生机勃勃。七月十七日，第一期《笨拙》问世了。创立人是作家亨利·麦休(HenryMathew)和雕版师E·兰德尔斯(E·Landells)，第一任主编是弗利特街上破产的酒店老板马克·莱蒙(MarkLemon)。《笨拙》本是模仿法国由昂利·陀米埃(HenriDaumier)主画的幽默日报《喧闹》(Charivari)而成，但又有所不同，正如莱蒙在创刊号上所宣称的那样，新杂志须得比《喧闹》少一些挖苦，多一点亲善，而且要寻求比一般插科打诨的出版物更高的文学水准。同时，任职二十九年的莱蒙还创立了著名的《笨拙》俱乐部，开始了每周一次的著名的《笨拙》午餐。他觅到一张可供二十人围坐的橡木大桌子(萨克雷曾有诗《红木树》吟咏此桌，带头在上面刻下自己姓名的缩写)，每次午餐，虽无佳肴，却有美酒，不仅酒多，而且话多，点子多，幽默更多。伦敦的市民们常常会在午餐那日聚在《笨拙》门口，看他们出入，与他们同醉同笑。如今，这桌上的名字已是无数，除了历任编辑外，更有每个时代最出色的漫画家，如约翰·李奇(JohnLeech)，费兹(“Phiz”)，理查德·道尔(RichardDoyle)，德·穆尔(duMaurier)，查尔斯·金恩(CharlesKeene)，林利·桑伯恩(LinleySambourne)，菲尔·曼(PhilMay)和最优秀的幽默作家，如萨克雷，玻西弗·李(PercivalLeigh)，道格拉斯·杰拉德(DouglasJerrald)，贺拉斯·麦休(HoraceMathew)，F·C·伯纳德(F.C.Burnald)，高尔斯密斯(Gordsmiths)，A.A.米恩(A.A.Milne)等等。
最初几期的《笨拙》并不很畅销，发行量只在六千份左右，在出版一周年纪念集时，亨利·麦休想出妙招，请一位俏皮幽默的因无钱还债而入狱的人写稿，销量竟到九万份，一年之后，马克·莱蒙刊登了托马斯·霍德(ThomasHood)的诗作《制衣妇之歌》，使《笨拙》的销量又翻了一倍。此诗叹惋了制衣妇工作之辛苦，报酬之低，看似与《笨拙》的幽默取乐精神相悖，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笨拙》最初十年的主要撰稿人及漫画家萨克雷所说的关于幽默的一段话：“如果幽默只意味着好笑的话，那么你会对能引你发笑的小丑们更感兴趣，而不是幽默作家。除了好玩之外，幽默作家还必须能唤醒人们的爱心、同情心以及良知，去批评那些不真和虚伪，去抚慰那些弱小、沮丧和不幸的人们，他是竭尽全力在评价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行动和情感。”
确实，《笨拙》一直是关注英国生活各方面的，而且，它总是代表着大多数英国人的想法。从一百多年的《笨拙》漫画中，人们可见英国政治兴衰史，服饰演变史，机械发明史，戏剧电影史，儿童生活史，妇女地位史，如同百科全书。《笨拙》还一向以政治漫画而著称，英国的首相，女王的夫君，外国的政治强人，所有的头头脑脑都在《笨拙》的伶牙俐齿之下，最著名的要数约翰·泰尼尔(JohnTenniel)的一幅描写俾斯麦下台的《不听忠告》。《笨拙》曾多次被法国和德国政府禁为非法，德皇魏玛二世还悬赏过《笨拙》主编的人头，而英国政界人物则整日提心吊胆地不知它下期会有何新招。《笨拙》的成员们更是视为英国百姓解除痛苦为己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伦敦大轰炸时，主编埃冯·诺克斯(EvoeKnox)每日怀揣一瓶威士忌，沿街行走，寻找那些需要安慰的人们。
时光荏苒，《笨拙》悠然度过了一百岁，风风雨雨，战火纷繁，《笨拙》在英国文化中一直占着一席重要之位，作为第一本幽默杂志，在英国人心中，它如同一本赞美诗集，一册祈祷书，如同葡萄酒，下午茶，冬日客厅中的那盘炉火，亲切自然，必不可少。二战以后，它的文风更为儒雅，脱俗，它以轻松的调侃让人发出会心的笑，不以刻薄的挖苦让人面红耳赤无所适从，它不是硬梆梆热辣辣刺人的仙人掌，只如周日午后阳光下花园中刈草机轻轻辗过绿草地，在知识分子的心中，它更是休闲的处所。它沉醉于英国中产阶级温暖舒适的怀抱中，五十年代，销量达到最高峰，十二万五千份。
一晃到了六十年代，世道突然变了。学生运动蜂拥而起，摇滚乐所向披靡，电视传播更是吸引人们纷纷离开书本。神圣的下午茶不再神圣了，藏书票、初版书没人再谈起了，旧文人纷纷过时了，老笨拙似乎是大梦初醒，还没能回过味来，另一份名为《私眼》(PrivateEye)的幽默杂志便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畏，以砸碎一切旧世界的姿态，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潇洒，很快占了《笨拙》的上风。
《笨拙》第一次觉得自己老了，第一次觉得在以幽默著称的英国，逗英国人发笑实在是最辛苦最困难的一桩差事，它虽然也曾强打精神涂脂抹粉模仿了一次《花花公子》而使销量有所上升，然而这掉份的强心针也没有多大效果，哗啦啦大厦将倾，它终于被传播媒介的大爆炸炸成了碎片，被挤出了文化的主流，流落到牙科诊所的候诊室中。雪上加霜，一九六九年《笨拙》自创刊以来的主人邦德街上的那家古董商将它卖给了联合报集团，一个由伯特森爵士拥有的地方报纸网。
没有了古董商的资助，重返文化之主流更是无望，幸亏新老板还通文墨，也懂得《笨拙》历来的自由精神，对它并不过问，这样到了七十年代，阿兰·库伦成了《笨拙》的第十一任主编。库伦本人是位出色的杂文家，在他统治的十年中，《笨拙》虽仍在文化之边缘，但却恢复了那种悠悠然之书卷气，撰稿人大都是库伦的好友，当今英国一流的杂文家，如谢立丹·毛莱(Sheriden Mor-ley)，基斯·沃特豪斯(KeithWaterhouse)，亨特·戴维斯(HunterDavis)等，《笨拙》如同一个小俱乐部，虽读者不多，但其文其画都属上乘，而且墙内不香墙外香，《纽约人》曾想以一千八百万英镑收购《笨拙》，未成。然而好景不长，伯特森爵士仙逝，新爵爷斯蒂文是生意人出身，虽不懂编杂志得靠灵感靠才气靠学养，但却懂收支平衡，更懂得不做亏本生意。于是，那小巷中惯于沉醉的懒散文人们有一天突然发现他们杂乱的办公室中来了一群西装革履的财政家，没纸没笔，却有着储存着各式图表的计算机、高科技。自创刊以来，《笨拙》向来机构精简，都是主编当家，配以两位精通文字及漫画的编辑相助，从不用市场预测财政管理的商业人才，对西装族们库伦力拒不能，只得唱然长叹递上辞呈，斯蒂文爵士竟点头应允，库伦不懂经营之道，留他做甚？有识之士为之扼腕，库伦对《笨拙》，便如詹姆斯·瑟伯对《纽约人》一样，放走他，只怕《笨拙》再也演不出喜剧，只能演悲剧了。
库伦走后，老实巴交的大卫·泰勒(David Taylor)被选为主编，与西装族们周旋，上任伊始，一九八八年一月，他在一家牙科诊所的候诊室中召集会议，宣布将重整《笨拙》。这原本有些反讽的举动最终成了真正的自嘲，会上，一位年轻的杂志记者以滑稽杂志不再滑稽这一古老的话题为出发点向泰勒大发其难，他就是八个月后成为《笨拙》第十三任主编的年仅三十的大卫·托马斯。
这位《笨拙》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主编和他的前任们可不一样，他灵敏机智，咄咄逼人，他时髦应景，锐意革新，他知道当今读者的爱好，他要让《笨拙》返老还童，加入雅皮士的行列。他取消了库伦风格的消闲栏目和优雅文字，他开始刊登关于遥控电话和高级汽车的笑话，《笨拙》的老撰稿人纷纷挥泪告退，《笨拙》俱乐部惨然解体。不破不立，托马斯毫不在乎，《笨拙》有史以来的几次高峰都在于新生力量的加入，如初创十年间年轻的萨克雷与李奇、费兹共事；如世纪末时伯那德出任第四任主编，高尔斯密斯，费尔·曼初露头角；如二战前后H.F.艾利斯(H.F.Ellis)引进轻捷的新文体；托马斯颇有信心，现在，该是他的时代了。
然而天不助他，虽然托马斯已将《笨拙》改得面目全非，但西装族们并不满意，与《私眼》及另一份发行量逾百万的以黄色漫画著称的幽默杂志《Viz》相比，老笨拙虽着新装，仍然太落伍了。看着老笨拙倍受折腾，旧编辑的心中委实不忍，第十任主编维廉·戴维斯(WilliamDavis)曾想以一百万英镑购买《笨拙》，库伦则筹集了三百万去与西装族们谈判，但都被拒绝。库伦怒叹道：“他们的态度诚实恶劣，看来，他们宁愿让它死，也不愿给它一丝生的希望。”果然如他所言，斯蒂文爵士很快厌倦了负债累累奄奄一息的老笨拙，宣布回天无术，关门大吉了。
《笨拙》死了，这首辉煌过、曾代表过英国文化的一段传统就这样被抛弃了。虽然最后一期《笨拙》仍被抢购一空，但每每和英国人谈到《笨拙》，听到的回答都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早过时了”。读者们如此薄情，对于当年以二十五英镑创刊的鞠躬尽瘁的《笨拙》来说，也许关门比改装更好些吧。
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