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滨

对“电视剧野班子”这一称谓，越来越难做一个准确的界定了。由编、导、演自己组成临时草台班，由一个愿意提高知名度的企业、公司或单位提供经费，这似乎是名副其实的“野班子”。但如今，即便是由正规电视台“组阁”的剧组，也大多是实质上的“野班子”，因为这类班子的演职员也是临时搭配的，且有自己独立的财政账号，是一个自己说了算的班子。

有人认为这种班子是影视界的“走穴”，有人认为这种班子是改革开放涌现出的新生事物，是一种新的生产影视文化的机制；有人认为最有效益、最能出奇制胜的是“野班子”;有人认为管理混乱，混水摸鱼，借机捞一把的也是野班子;甚至有人认为“野班子”打破了铁饭碗，为大批闲得无聊而又怀才不遇的演职人员提供了广阔的施展身手的天地；也有的人认为“野班子”搅乱了文化市场，败坏了文化人的声誉，让一些不伦不类的人生产粗制滥造的东西，贻害社会。

究竟谁是谁非，就像近些年来层出不穷的许多现象、事物一样，你很难拿一个简单的好或坏给予评价。

应运而生的“野班子”

无论是收视观众的数量还是生产的电视剧集数，中国在世界上都是数得着的。当代人是幸运的，可以足不出户地欣赏荧屏内一个又一个人间悲欢动人的故事。有人说：一日不看电视，便会若有所失。说实话，面对十几亿百姓茶余饭后的兴奋点，没有一批制作电视剧的剧组，是很难达到每年千部这个需求量的。正规班子确有很大的优势，可以集中资金和人力，拍出精品和力作，《西游记》、《红楼梦》、《渴望》、《围城》、《编辑部的故事》便属于此列，目前还没有一个“野班子”有能力拍这样的巨作，就像乡镇企业再多，也不能有首钢和二汽的规模气候。

不过，大有大的难处。就像大中型企业，由于所有者是“全民”或“国家”，企业经营的好坏，不能与个人和团体利益直接挂钩，尤其是文化企业单位，一些电影制片厂连年亏损，电视台的电视剧部无剧可上，致使制片厂的一多半演职人员处于无事可干的状态。有时即便上一部剧，导演和演员蜂拥而上，争得面红耳赤，头破血流。领导有时不得不躲起来，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用了一个，得罪一片。”偶尔用了一个外借的导演，本单位的导演便会群起而攻之“吃里扒外”。

在这种令人尴尬而又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带有个人承包性质的电视剧组不可遏止地产生了。这些电视剧组显示了相当的活力，从而四处出击，追求效率，犹如一个个特别能战斗的小分队，以简捷的“短平快”战术，生产出一部又一部电视剧。导演、演员们不再发愁无事可干，电视台也惊喜地发现可供挑选的剧目在成倍地增长，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近于免费提供的各类电视片，何乐而不为？看来“电视剧野班子”也并非像这个贬意词所表达的那样占尽“野”味儿。

自生自灭的“野班子”

随着经济的搞活放开，文化生产部门也算开了窍，将过去统得过死的文化产品的制作权，逐步下放到属于“个体户”的导演手中，谁拉来赞助谁拍片。数万元、数十万元的赞助拉到，电视台账号接收并开发票，除象征性地收纳很少一部分管理费外，余下的大额均由导演和制片主任掌握。自剧组拿走大批现金到拍摄完毕，剧组均以“野班子”的方式操作。由导演、制作全权做主，这样在一般情况下，导演和制片都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还有一种纯“野班子”。演员来自四面八方，职员则来自五行八作，有时谁也不认识谁。片子拍完，大队人马散伙，导演只与几位亲信留下后期制作、送交电视台并组织舆论颂扬一番，只要电视片播出，对赞助单位有个交待，“野班子”便大功告成。也有些时候，“野班子”因种种原因，主要是费用不足，片子没拍完，便做鸟兽散。数万元钱款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句“捞钱足，到剧组”的口头禅，这在“野班子”刚兴起时确实不假。那时企业把拍电视看得挺神秘，对费用也不了解，“野班子”宰一刀也比较容易。但后来，越来越多的“野班子”不断踏进企业家的大门，便使得企业家们生出疑窦，对那些所谓“名导”、所谓高层次的文化广告——电视片产生了怀疑，把自己的口袋看得越来越紧了。

说实话，有相当一批“野班子”是很艰苦的。他们要四处叩头，用如簧之舌拉来赞助。不少纯搞艺术的人，被逼得走投无路，常常要投入远比创作更大的时间和精力去跑赞助。对他们来说，这是比艺术创作难度更大，更让人头疼的苦差事。某广告公司的艺术导演卢宏为了能拍电视剧也下了一次“海”。为拉到赞助，他跑了北京十几家企业，并不断许愿：拍了电视片之后，将给企业带来何等可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社会效益。可有的经理不客气地告诉他：“我们见过的电视剧组多了，都说片子没治了，准一炮打响，国内外扬名，兴许捧回奥斯卡金奖。弄得我们五迷三道，赞助了几万元，结果连个屁影子也没见到。”当然，也有的厂长婉转而客气地对他说：“前几年别说5万，15万我也花。那时产品供不应求，现在库存堆积如山，我爱莫能助。”弄得这位卢导灰头土脸。后来有位朋友总算帮他找到一位日商，表示愿意和他谈一谈。日商听完卢宏对片子的介绍，对翻译说了一通话，卢宏的眼内闪着期待的目光。翻译告诉卢宏：“他说可以在电视中说几段话，但电视片的投资单位应付给他一定的酬金。”卢宏的眼睛一下直了，仿佛得了中风，10秒钟后他才如梦方醒。他对翻译说：“妈的，你告诉他别像个经济动物，张嘴就是钱，他还没有这个谱，日本天皇差不多了。”虽然最后在广东拉到一笔赞助，但预算一下仍很紧张。“野班子”拍电视一般都要把剧组人员请来吃一顿“开机饭”，开销一般都是一两千元。而这位卢导在牛肉拉面馆里也履行了这一手续，花了不到20元。拍摄时，这个剧组从不租车，摄像机都靠人拉肩扛，制作时也在最便宜的地下机房，剪辑完片子个个都是青面獠牙。奋斗几个月，卢导终于体验到他的这个“野班子”纯粹是“电视乞丐、电视穷光蛋、电视流浪汉，电视吉普赛”。所幸的是这部片拍完，播放后反映不错，虽然演创人员没拿到什么酬金，但总算是图到了功名这一头。

不过像这样的“野班子”毕竟很少，很多“野班子”能名利双收，也有的根本不顾名，不要名，以捞到人民币为第一宗旨。

光怪陆离的“野班子”

这种承包性的电视剧组颇具“中国特色”。西方的影视公司拍片耗资巨大，但那都是私营企业，怎样挥金如土，怎样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是人家自己的事。拍差了砸牌子就面临倒闭。而中国这种“野班子”电视剧组却不必有这种担心。他们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能捞着钱的就干，捞不着钱的就散，根本不计较电视剧拍得质量如何，各种镜头怎么省事省钱就怎么拍，甚至连剧本也可以跟着钱的变化多少而随时变化改动。曾有一个“野班子”，主创人员拍到一半就知道要“臭”，便决定化名，只要捞到钱，挨骂可以由胡编的名字去承担。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野班子”还培养了一批根本不懂导演的导演、一批连一篇千字文写着都费劲的编剧。

由于钱可以主宰电视剧的一切，有的能拉来赞助的人提出“我要当这部片子的编剧”或“我要干这部片子的导演”。挂名编剧和导演成为“野班子”中的一大特色。随着拉赞助的越来越多，钱越来越难搞，这种挂名编剧和导演行情也见涨。谁拉来赞助谁就是大爷，其他那些专业人士也要哈着他，围着他，尽情满足这位大爷的任何要求。曾有个不会编剧的“编剧”，居然能组织一个专职编剧组成的班子，然后号称“总其成”，他当总编剧。这种纯粹的挂名还好办，有人偏偏要独自拍一部剧。有个文艺团体看大门的保卫人员，不知什么神通也拉来一大笔款。他执意要独立执导拍一部片子。从寻找演员开始，到开机拍摄笑话就没断过，要不断有专业的演职人员从电视ABC教起。可想而知拍出来的是一部什么片子。而这位“导演”竟破费数千元请来一批记者，但看完样片，谁也不愿昧着良心吹捧。

更加骇人听闻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这种“野班子”中，有兄弟仨、夫妻俩、父子俩搭的“野班子”。还有一位颇有知名度的老演员偕全家组成“野班子”，拍完片后买了辆小轿车，可片子的质量惨不忍睹。另外，“野班子”还可供班子内主要人员报销几年内的帐目，平日的出租车票，请客吃饭的发票乃至家具、电器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报销。“野班子”人员的素质也成问题，由于不受任何单位管束，打架斗殴，风流韵事层出不穷。有的旅馆一听电视剧组来住都婉言谢绝。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地震震过，蝗虫飞过，电视剧组来过。这些“野班子”住哪儿哪乌烟瘴气，走哪儿哪一片狼藉，谁见谁怕。

“野班子”确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存在的问题稍稍举例，都足以使人目瞪口呆。但看看他们拍出的成百上千的片子，又感到他们办了不少实事。如果有道行政命令取消“野班子”，其后果必将产生电视剧危机。因此，对这类“野班子”应如何管理，如何改造，确是今天深化改革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