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泽英

从巴西到斯里兰卡，世界到处都有人在做贩卖婴儿的肮脏交易。街头的流浪儿也不断增多，他们沿街乞讨，偷窃，甚至参与贩毒。而在波歌大，在法纳孤儿院里，孩子们却逃避了流浪儿的命运。

孤儿院成立17年，已为6300名婴幼儿找到了新的家庭，在哥伦比亚，在美国，在法国……这里有个幸福的故事:克洛德和达妮尔夫妇，一个48岁，一个40岁，他们曾那么热切地盼望有个孩子。在法纳孤儿院的接待室里，他们领养了阿尔诺——一个哥伦比亚弃婴。享受到了作母亲的快乐的达妮尔紧紧搂着同她玩熟的儿子，讲述了她的好机缘。

阿尔诺，我的儿子，我是在波哥大得到他的。波哥大，我想象中的哥伦比亚首都似乎是在地球的那一头。

我和丈夫克洛德7点40分走下飞机，整个旅途我只睡了一个小时，吃了安定药也难以入眠。我是那样兴奋，握着一张婴儿的小照片，不肯放手。他皮肤过黑了些，但这有什么关系。第一眼见到这张寄来的小照片，我就喜欢上了，认定那小小的头脸就是我的儿子。我的孩子，你是属于我的。

对这孩子的情况，克洛德和我又知道多少呢?他的出生日期:6月28日。他母亲的姓名年龄:桑德拉，21岁；他被抛弃的日期，恰好是24小时后，褐色头发，咖啡色的眸子。瞧，我们的儿子诞生了。他的生母似乎是个职员，没有结婚。她抛弃儿子不是为了钱，而是实在无力养活他，她为儿子取了个名字:鲁宾，但自己只唤了他24小时。

我是法国人，丈夫是瑞士人。我们结婚10年没有孩子，人工受精也未能奏效。时间越长，想孩子之心就越切。我们要有孩子，男孩，女孩都无所谓。孩子的房间5年前就准备好了，然而它一直令人失望地空着、空着。

10点30分，我们心急火燎地从机场奔向旅馆。我兴奋异常，已不能自持，我要马上见孩子，马上!把他抱在怀里，听他的心跳，闻他的呼吸。冲了个澡，稍事停留，我便和丈夫跳上一辆出租汽车，驶向孤儿院。路上，我仍不停地想:他会喜欢我吗?见到我会哭吗?对他来说，我是否是一副陌生的面孔，一股新鲜的味道?说来一切都简单，但却将决定我的命运。

终于到了，我们走进接待室:喷刷得雪白的墙壁，饰有花卉图案的长沙发，几把椅子。护士向我们介绍了我们儿子的情况:“他得过黄疸病、支气管炎、肺炎、胃肠炎和败血病”。克洛德和我颇为惊异地对视着，天哪，这些词对我是那么陌生。刺耳。我守在门口，只想早点见到孩子。时间过得真慢，我焦急地一次次探身门外。终于，孤儿院院长，一位身着红羊毛衫，灰皮裙的慈祥的妇人进来了，抱来了我的儿子。

孩子被放在我的臂肘里，他是那么小，那么柔软。泪水立时模糊了双眼，我只是哽哽咽咽，不停地说:“他多漂亮，多漂亮!”泪流了下来。克洛德扶着我的双肩，看着孩子，也不禁泪流满面。

孩子和我，我们对视着，彼此似乎马上喜欢了对方，我们相互接受了，我难以相信这幸福会突然地降临。我凝视着他——我的儿子，他紧紧地抓着我，用他那还没有多大力气的手臂抓住我的衣领，抓得那样紧，使我感到这世界此刻只有我们母子俩存在。人们在我的周围谈论着，但我什么也听不见。他真乖，真乖。我把他装在带来的小篮子里提着，走出接待室，他的眼睛一直在寻找我。

我们顺便参观了婴儿室，孩子用目光呼唤着我们。有一个18个月的小女孩趴在床上，向我伸了小手。我忍不住掉过身，哭了。我想要她，把她也抱在怀里。待哺的小鹿那么多，可惜没有供他们栖息的树林。

克洛德、我和阿尔诺(我给儿子取的名字)回到了旅馆。我给儿子换尿布，热奶瓶，就象所有的母亲那样。入夜，我和丈夫在熟睡的儿子身边坐了很久。第二天早上我醒来一睁眼，就感觉到了儿子的存在。真是不可思议，就象是我的亲生。

我和儿子留在旅馆，克洛德去为儿子办理去法国的签证。法纳的孤儿院的触角可达巴黎，因此没费什么事，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回程没什么可说的了，阿尔诺也不再哭闹，他的房间已等了他那样长的时间，现在终于迎来了小主人。这次奔波搞得我精疲力尽，可幸福感是那样强，心中装满了又流溢出来。与此相比，平日因添人而带来的忙碌又算得了什么。

待他长大后，我会告诉他来自哪里，他是谁，但肯定，他是我的儿子，如果他愿意，我会带他去他的国家。他的生母，那只知其名的女人或许不能找到了，但我心底里感激她。

“这孩子真幸运，你们也真幸福。”一位年届不惑的哥伦比亚翻译对我们说。不是吗?来时，我们只是自私地想为自己找一个孩子，而回去时，我们似乎感到是使一个迷了路的孩子搭乘了车。当我们从波哥大乘飞机到法国时，不觉又记起了孤儿院院长的话，“我们会等你们，一年两年，相信你们会有个小女儿的”。

(黄先照摘自《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