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清谈学风漫议

1986-07-15阎步克

读书 1986年5期
关键词:义理经学玄学

阎步克

“清谈”一词,今人往往用于讥刺空论;但在魏晋时代却为名士所习尚。清谈是玄学的主要研讨方式,其方法和学风均极富特色。倘若与两汉经学相比,其特色就更为明显。刘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一书,对魏晋时的清谈记载十分周详,从中可以窥见清谈学风之一斑。

清谈采用名士交会、自由论辩方式。一般是宾主会聚一堂,先由一人主谈,明其论旨,称为“通”;诸人遂作质疑驳诘,称为“难”。一问一答为一“交”或一“番”。经数番辩难,最后以义理精深、辞喻警达者为胜。这种论辩有时相当激烈。孙盛与殷浩相诘,“往返精苦,客主无闲。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暮忘食。”这真是一幅精彩激烈的清谈画面。

汉代经学的特点是重“家法”“师法”,各家经师对经典的权威阐释由师徒世世相传。经师间各有门户,壁垒森严;学生只能墨守师说,不准自创新解。玄学清谈却大相异趣,它以直接的思想交锋,在论辩中求得义理。这是一种自由开放、生动活泼的学术研讨方式。

经学本于经传,实是一种经典解说注释之学。今文经学后与谶纬合流,充斥着荒诞迷信;古文经学纠缠于文字训诂、典章考订,思想琐碎贫乏。玄学清谈虽也以《老》《庄》《周易》这“三玄”为材料,但它能提出诸多重大论题,如有无之辨、才性之辨、言意之辨等等。名士已不拘于经典,而是面向人生、社会直至宇宙本体,大胆地作出了新的探索。魏初兴起了“名理”之学,即是对抽象概念所作的思辨性的哲学探讨。这是玄学的基本方法。钟会、傅嘏等人,都号称“校练名理”。《世说新语》记清谈多以“精微”“精奇”“精妙”“精深”等语称之。这种探讨已有“纯”哲学的高度和深度,决非荒诞迷信或琐碎贫乏的今古文经学所能比拟。

因为清谈在于以论辩求得义理,所以它要求辞语精确、表述机智、思路灵活、逻辑无懈可击。殷浩善谈才性,支道林与谈,“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经学之“家法”“师法”靠记诵已足;玄学清谈,却需要高度的论辩能力和思辨水平。

经学以繁冗著称,一经章句有上百万言者。清谈却崇尚以最简约的言辞表达思想的能力。“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也。”言简义赅,神会其旨,正是清谈的特色。

清谈思辨丰富,方式活泼,对抗性强,能够启迪智慧,因而有诱人的思想魅力。从《世说新语》中可以看到名士陶醉于清谈,往往到了废寝忘餐的程度。支道林与许询等共谈,“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可见清谈给人以多大的快乐与满足!汉人苦诵章句,不过是为了功名利禄,并非出于对学问的热爱。当时已是“通人恶烦,羞为章句”,对于有识之士,它已全无吸引力了。

汉代经学是一种官方学术,国家遴选经师为博士。经师间常为争正统互相倾轧;学生对师说只能亦步亦趋。官方也组织学者讨论经义,但其意仍在定指归于一尊。玄学清谈则判然有别,既无正统又无门户,无师无生,完全是平等讨论。名士唯以义理才辩战胜对手、赢得名望。乐广家世寒素人无知者,后却以才华显于士林,遂名重一时。康僧渊以乞讨为生,后在清谈中崭露头角,遂为名士座上常客。

由于所崇唯在义理,名士们并不惮于修改己论,接受新说。“《庄子·逍遥游》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义理于郭(象)向(秀)之外”,支道林“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

至于以势位声望压人者,更不见于清谈中。如王导、王敦、谢安、桓温等权贵,在清谈中都以普通谈客出现,并不以位凌人。何晏位望煊赫一时,“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王弼仅一普通少年,却敢直驳何晏;何晏绝无羞恨,反加倾心推崇;众人亦以何理为屈王理为长,并不趋炎附势。

治经学者多是“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清谈名士却几乎都是少年显名。如王衍、乐广、卫等皆幼年即为时所重。谢仁祖八岁“语已神悟,自参上流”。尤可称道的是,年长的名士对秀异少年总是百般珍爱,力加奖拔,《世说新语》里颇多记载。而这些少年也非徒有虚名。玄学祖师何晏“七岁明惠若神”,而王弼十几岁即已创建体系,何王二人开创的“正始之音”,为人崇仰几百年之久。他们当然不是“生而知之”。青少年思想敏捷活跃,勇于探索创新;而玄学清谈学风民主,注重思辨与论战,恰恰合于他们的素质,有利其才智的发挥和发展。正是这种比较进步的学术研讨方式,造就了这一代天才。经学是老儒穷年累月的记诵之学,难免“可怜无补费功夫”之讥;玄学却是一群杰出的青少年的天才创造。

今人以“清谈”为贬义词,对历史上的清谈却不宜一概抹杀。“清谈误国”,这本是千年的成说。晋代范宁就曾指斥何晏王弼之罪“深于桀纣”,桓温亦称“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士人专务清谈不恤国事,这确不足取。但从另一方面似乎也可以说是“国误清谈”。大凡一个社会,总该是既有政治、军事、经济人材,又有诗人、学者、哲人。脆弱动荡的魏晋王朝不能保障安定的学术研究,却要一群哲学家负起安邦定国之责,也未免失之不公吧。在当时的生产力水乎和社会状况下,颇富生气的清谈未能直接推动政治、经济进步,这实在应该看成一个历史悲剧。

猜你喜欢

义理经学玄学
评《明初经学思想研究》
平衡
以象数扫落象数
经学与当代中国
魏晋玄学对正统法制思想的影响
魏晋风度下的文学异彩
魏晋南北朝经学的演变与更新
浅谈义理和人情
Parodies in Death and the Compass
《三字经》在蒙教中的地位与文化蕴含管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