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德

费孝通教授从事社会学研究五十年，踏遍青山，立足实际，从实地接触中来研究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的主体是农业社会，农村是中国社会学的实验室，所以，费先生几乎毕生致力于农村社会的研究；而其研究的主要方法，在于进行社区分析，亦称社区研究。如果说吴文藻教授是社区研究的倡导者，那么，费先生就不仅在口头上鼓吹，而且在行动上付诸实践。他写下的许多蜚声中外的论著，其中除了一部分时评、译著之外，大部分著作源自社会生活，得益于社会调查，是社区研究的产物。这些著作犹如一座座航标，记载着这位年事已逾七旬的老学者在学术上的劳绩。

他的代表作中，《江村经济》(中文名)系微型的社区调查，是社区研究的肇端；《乡土中国》则“属于社区分析的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是社区研究的成熟之作。从《江村经济》到《乡土中国》是费先生学术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即从“实地的社区研究”转变为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见《乡土中国》后记，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该书)。这是他学术思想的基本脉络，也是他为社会学中国化所做的两步实际工作。

《江村经济》虽然是费先生获得博士学位的成名作，但毕竟只是他对农村问题认识的一个起点；从学术上说，也只是处在从社会调查(侧重于事实的叙述)向社区研究(侧重于事实的解释)的过渡阶段。因为，“社区研究较之社会调查要进一步，它不但要叙述事实，记录事实，还要说明事实内涵的意义，解释事变发生的原因”(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研究》第六十六期)。尽管社会调查和社会研究之间的着眼点不同，但是，一部学术上有贡献的著作却往往是叙述与解释兼而有之。《乡土中国》就是这样的一本著作。

《乡土中国》(与同时成书的《乡土重建》均属上海观察社组织出版的《观察丛书》)出版于一九四八年，但写这本书的最初动因却可追溯到费先生在英国留学期间。当《江村经济》交付出版时，费孝通即将离英回国，临行前，马凌诺斯基鼓励他再去调查，再去写书，并提议下一本书的书名为《乡土中国》。

一九四四年，费先生访美回国，一面继续做实地社区研究，同时着手他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旨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并且把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与乡村社会学课程的教学密切结合，既避免了纯用美国教本的毛病，也克服了单凭调查中国乡村经济经验材料的偏颇。这个讲稿便是后来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的雏形。

上面说过，《乡土中国》一书是社区研究的成熟之作，这不仅由于作者在书中所叙述的都是中国的事实，更主要的还在于这本书是在社区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比较社会学的宏观研究，也就是从一个具体的社区——村落归纳出中国社会结构的全貌。欧美资本主义社会交通便利，人口流动；分工精细，行政管理体制完善；有一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社会接触重金钱讲利害；文化普及，科技发达，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中国呢，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近百年来，“在东西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即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悠长的岁月里，以农为本，自给自足，具有浓重的乡土社会本色。

《乡土中国》一书汇集了《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十四篇论文，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分析、解剖了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至于后记，简直就是一篇学术自传，它真实地记录了费先生学术生涯中的甘苦，无论对理解这本著作还是研究他的学术思想，都很有帮助。

近年来，我们从社会调查着手开展社会学研究，这种途径无疑是对头的，因为只有通过社会调查才能了解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状况。一个对实际社会闭目塞听、毫无所知的人，在社会学研究上肯定不会有所建树；而如果仅仅停留于此，不作社区研究，那也会降低社会学研究的水平。费先生的学术生涯正好给了我们这种既生动又深刻的启示。目前，我们见到的一些调查报告，或失之零散破碎，或囿于单纯描述，很少从宏观上进行比较研究，更缺乏象《乡土中国》那样有气魄、有识见的论著。

当前开展社区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从地域上看，社区可大可小，小者如邻里、村寨、集镇，大者如城市、国家、世界；从文化水准上看，有少数民族社区、农村社区、城市社区。以上面提到的几本著作为例，《江村经济》是以村寨为单位的农村社区研究，《花篮瑶社会组织》是以村寨为单位的民族学研究(实际也是社会学研究，因为在英美民族学的意义上与文化人类学可通用，而文化人类学又别称为社会人类学。从这种意义上看，这几本著作既属社会学又属民族学)，《乡土中国》则把中国作为一个大社区的农村社区研究，或称之为农村社会学研究。虽则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与往昔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大小不同的地域依然存在，文化水准上的差异也未消失，人民中的旧传统还没有完全绝迹，因此，开展各种社区研究，对各种社会状况作出规律性的说明，并升华到理论高度，不仅是社会学学科建设本身的需要，也是社会学研究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必然归宿。

西方社会自产业革命爆发后开始步入工业社会，而东方社会直至资本主义列强用兵舰大炮强行推行殖民化之际仍处在农业社会。近百年来，随着西方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更映衬出乡土社会的落伍。在中国共产党问世以前，许多仁人志士为了改变这种落伍的状况而探索，奋斗，牺牲，但都未获成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依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乡土社会，即西方现代化理论中所说的传统社会。传统社会的总特征是，具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与此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从封建意识形态中派生出来的上层建筑。《乡土中国》侧重于后者，即从文化模式上，“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根据笔者对于《乡土中国》一书的理解，乡土社会应具有如下五大特征：

一，社区狭小。传统社会中，村落是社区的基本单位。由于生产规模狭小，交通不便，安土重迁，人们只得生活在世代定居的社区中终老是乡。这些狭小的社区分割成许许多多“面对面的社群”，孤立，隔膜，人口流动率小；社会生活比较定型，大家凭借社会共同经验(文化)以应付社会生活，承续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就是这种狭小社区的真实写照。

二，传统道德。传统道德就是传统社会中的社会规则。如果从整个社会结构来看，那末这种规则就是调节个人与社会(“群己”)、人与人(“人我”)的关系的。亲属关系也好，地缘关系也好，都是以“己”为中心，推及到家，到国，到天下，而发生和别人所联系的社会关系的。“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是也。因而，孔孟之道及其孝、悌、忠、信一直维系着封建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传统道德的道德要素。

三，家族统治。“人类社会是从家庭构成的”(孔德语)。而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社群却是“小家族”，家的结构既是生育社群又是事业社群，具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功能，形成“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家族统治也即家长制统治，它以封建身份关系与宗亲意识禁锢家庭成员，维护封建秩序。

四，以礼代法。传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所谓礼治，就是用礼——以风尚与道德(或为民风，礼俗与德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在乡土社会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法律。人们注重修身和克己，“富而好礼”，对传统(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主动服膺，把外在的规则化为内在的习惯。由此可见，礼的作用大大超过了法的作用，或者干脆说，乡土社会是一个“无法”的社会。以礼代法的恶果只能维护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延长了封建社会的寿命。

五，封建教化。教化是一种手段，它要为社会培养适应“在一定文化方式中经营群体生活的分子”。乡土社会实行封建教化强制社会的新分子完成社会化的过程。这种社会化过程十分简单而固定，因为乡土社会是血缘社会，职业、身份和财富，也就是人与人的权利和义务，完全是根据血缘关系来确定的。即便产生区位上的分裂，人们另辟村落，或移居异地，却还保持着血缘的联系，孩子继承着父亲的籍贯便是“血缘的空间投影”，“地缘还没有成为一种团结力”。这就不仅使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得以稳固，也使竞争和商品经济受到很大限制。

《乡土中国》问世的年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变迁过程中，费孝通教授已经预见到，数千年乡土社会正在蜕变，崭新的社会即将临盆。“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才能迎接新的社会生活。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适应新的社会生活呢？

费先生和许多进步人士一样，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他虽然没有正面歌颂社会主义制度，却认为，苏联实行的是一种“时势权力”，它不是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也不是由社会授权，或根据传统决定的，而是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力。如果用“功能”概念即“从客观地位去看一项行为对于个人生存和完整上所发生的作用”来看这种权力，那么，“社会工程”、“社会计划”对现代社会生活就有大得无可比拟的作用。这种进步的学术观点固然得自社会实践，而另一方面，费先生作为一位爱国的民主人士，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一九四六年连续发生李公朴、闻一多事件后，他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腐败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期望着“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来改变“中国小农经济的瘫痪”的残局，使之走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他满怀信心地指出：“如果知识能用来服务人民，中国现代化是绝对有办法的。”(均见《乡土重建》)这就是他写作《乡土中国》的动机之所在，也真切地反映着作者的憧憬和追求。

《乡土中国》出版不到二年，费先生的美好愿望便得以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了胜利，新中国取得了在旧中国不敢想象的极其伟大的成就。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导致我们经历了不少失误，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左”的思想的统治宣告了结束，而传统观念却不是那么容易退出历史舞台的。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决定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夹杂有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但主体部分却是封建的意识形态。上举乡土社会的五个特征，除了社区规模由于交通和信息的改进而有了根本改观之外，其余四点还残留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之中，成为禁锢人民思想的桎梏。

比较法是社会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它的最大功能是，既可用社会静学的眼光把动物社会与人类社会加以比较以指出其同异，更能从社会动学的角度把相互独立的两种社会，或同一社会不同地区加以比较，以探测其文化上的差异。

“文化是一种传统的东西。……我们的语言，习惯，情绪，和意见都是不知不觉地在这里面养成的”(见燕京大学社会学会出版的《派克社会学论文集》中《论中国》一文)。从这种基本论点出发，仰仗作者对祖国乡土的熟悉，对西方社会的了解，在《乡土中国》中成功地进行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

《乡土中国》不囿于空泛的说教，也不做简单的类比，一切以时间和空间条件为转移，从社会结构、道德、法律、家庭、基层权力结构等方面来看中西文化的差异。首先，作者用许多形象化的社会实例说明，两种文化根本的差异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是生长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而西方文化则植根于工业社会的土壤之中。所以，过去有人把东方文化称之为乡土文化，而把西方文化称为现代文化。其次，作者没有正面对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做出价值判断，但作者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细读全书，不难品悟到，所谓乡土文化，乃是指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所谓西方文化，也就是指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较之封建文化，当然是属于进步的东西，比方作者说：“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争的是权利”诚然是资产阶级的社会观，却富有催人向上的活力，而后者却是封建遗毒，毫无进取性。第三，作者不仅对中西文化的现状进行比较，而且追根溯源，探寻发生中西文化的各自历史原因。资产阶级高喊平等、自由、博爱，提倡宪法、法律、国会，中国的封建阶级则叫嚷联即国家，倡导孝、悌、忠、信。因此说，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渊源于各自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不同的人。

《乡土中国》尽管进行了中西文化的比较，但主要却是通过比较论述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传统人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的社会结构和人的现代化需要从乡土社会中解放出来，从旧道德、旧传统中叛逆出来，从老死不相往来中摆脱出来，层出不穷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加以精心的研究。如果在我国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那么，《乡土中国》在方法上仍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在内容上则是我们进行比较社会学研究的一份重要的史料。

当然，我们也无须讳言，《乡土中国》中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剖析，受到功能学派的明显影响，更由于当时作者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缺乏阶级结构的分析，只是用文化的观点和功能阐明一个社会的文化模式，因而不可能揭示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社会的本质；在对中国社会和农民的认识上还没有达到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水平，即便在方法上，用今天的眼光看也存在不少的缺陷。

对于一本三十多年前出版的学术论著本不能求全责备，况且费先生估价自己的学术成果素以谦逊、求实著称。在《乡土重建》后记中有这么一段寓意深刻的话：“世界在变动，人类的经验，靠了语言的传递和文字的保留，在累积，在丰富。我不是个宗教家敢于承认自己在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启示中得到了真理；我不过是个摸象的瞎子，用自己有限的手掌去摸索我所要知道的对象，所不同的是并不敢自以为见了全象而排斥别的瞎子在同一对象上摸索所得的知识……”最近，三联书店决定重新出版这本旧著(与《乡土重建》合编为一册)，固然主要由于这本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能启迪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但发扬摸象精神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乡土中国》，费孝通著，上海观察社一九四八年出版，近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