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　进

岁月不居，重庆朝天门码头下长江嘉陵江汇合处，四十多年来浩浩荡荡地流逝了多少水！对于当年教育和引导我们年轻人的《新华日报》的记忆，依然很鲜明地萦绕在心头。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覆盖在重庆上空的白色惨雾更浓重了。我那时曾在一篇短文里这样写道：“浓雾充塞了山国，锁着江流，压着山峦，塞着人们的嘴，好象连呼吸也感到不自由。”这是一个沉闷和压抑的低潮时期，也是一个寻觅和追求的理智时期。当时重庆有九家大报，《新华日报》是插在敌人心脏地带的一把尖刀，在广大进步群众的心目中，她是照临国统区的一张“北斗报”。夜沉沉，雾茫茫，她象一座放射巨光的灯塔，为人们指示着前进的方向。在反共狂潮下，报纸的出版发行受到严厉的压制、封锁和检扣，而广大读者每天都殷切地盼望着报童到来。一九四二年秋季，报纸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整风改版，贯彻大众化通俗化的方针，新闻报道和副刊都有特色，新辟的专栏多姿多采，更密切地联系了群众。乔冠华以“于怀”笔名写的“国际述评”栏，就是这次改版后的新措施之一。

在《新华日报》上写国际述评的作家中，前有卓芸(章汉夫)，后有余伯约(夏衍)，而以于怀执笔的时间最长。他从一九四三年一月到一九四六年三月，每两周一篇(只在一九四四年四月至八月因病中辍)，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重大战役、重要国际会议和世界战争全局的关键性问题，还评论了战后一年间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起初作者曾署“洛木”笔名，不久便以“于怀”的名字吸引着读者，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专栏。

于怀的“国际述评”写得既有深度，又活泼生动，向大后方人民传播了党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鼓舞了争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信念。关心时局的读者，用来作为时事学习的材料，在许多小组和读书会中被人们传诵着。部分述评在一九四三年出版过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形势比人还强》，一本是《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一九四五年的国际述评，曾以《从战争到和平》的书名出版过单行本。现在这些文章全部搜集起来，题名为《国际述评集》，作为《新华日报文选》丛书出版。这本述评集的意义还不止此，从学术质量看，是我国学者关于国际问题研究的硕果之一，对于如何普及国际知识，剖析国际形势，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今天重读这些述评，不仅引起很多回忆，而且仍然是一次有益的学习。

循名责实，国际述评既需要叙述，又需要评剖。这些两周一次的述评，都是紧跟着发展中的时事匆促写出的，但在材料的搜集和对材料的分析两个方面，都可见到作者的学力和识见。当时重庆与外界联系困难，国际资料的获得有很大的限制。作者力求做到能够占有比较全面的材料，而不单单是几家外国通讯社日常电讯的排比。正面的材料固然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作者在研究中也不轻轻放过反面材料，剥开假象，从中找出有关国际形势演变的焦点。对于问题的分析，经常从战争的全局去考察战争中发生的任何一个新的问题。纵笔分析和判断问题时，则又力求做到应有比较充分的根据，不说过头话，有多少根据说多少话，避免根据不足或是缺乏根据的论断。这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谨严的治学态度。

打开述评集来，我们在热情生动的叙述中看到作者严肃的评剖。例如：一九四三年二月日军从瓜达康纳尔群岛撤退后，三月间又对盟军发动大轰炸，日军在南太平洋的动向即入于扑朔迷离的状态，守乎攻乎，议论纷纭。作者在《法西斯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一篇中作了透彻的说明，两方面都估计到。一九四三年夏季苏军展开大反攻，以巨人的步武从一条河流跨到一条河流。由于德军败退的速度，有些人天真的问起德军是在败、还是在退？作者具体地分析了那绝不是“自动性多”的“退”。对于一九四四年日军在大陆中原、湘北和珠江河谷的大规模攻势，作者指出敌人的企图不止于夺取交通线，而且要在它那“基本海面”的大陆部分生根。所有各种分析，早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所证明，无需重复引述和申论。这里我想试从另一角度来看于怀的国际问题论著。

在我国，用科学的观点方法进行国际问题的研究，除开二十年代的一些政治文献应予另论外，大致可以认为是从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前后开始的。这中间胡愈之是前驱先路，他从外国文学的译介转向政治外交的研究。他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发表的《国民外交与国际时事研究》一文提出了问题。与此同时，他发表了国际问题研究的十篇论文，从叙利亚问题、比萨拉比亚问题、棒喝运动、裁军问题、国际联盟到石油战争、坦及尔问题与苏丹问题等。他以本名和“伏生”笔名发表的国际问题论文，在上海引起了中外报刊的注意。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更刺激了对于国际问题的探讨。自觉地以呼号救亡为己任的韬奋，这年十月十日在他主编的《生活》周刊第六卷第四十二期的刊头上，用黑体字印上了“国庆与国哀”五个大字。在这一期上，胡愈之发表了《一年来的国际》一文。一开始就说：“过去的一年，才真是一个昏黑的年头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短促的和平时期，现在已渐成过去了！人类的第二次大悲剧的序幕，已在逐渐展开了。”文章列举了一年来发生的多少灾难事变后指出：“可以归结到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普遍全世界的经济大恐慌。”“因各国经济的极度恐慌，帝国主义对立的形势，亦愈益尖锐化。”“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与帝国主义相互的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了。最近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的非常举动，实亦出于同一的原因。”这个时期国内报刊对于国际问题研究的注意，当推胡愈之主持的《东方杂志》，经常发表有关的论述和资料。在这家杂志上，我们看到了张明养(常署名为“良辅”)、金仲华(笔名为“余孟如”)等的论文，后者开初主要是写妇女问题；接着便读到冯仲足(笔名“宾符”)等的文章了。

在风云变幻的一九三四年，胡愈之为生活书店创建和主编了《世界知识》，从此在国内形成一个园地，为普及世界知识、提高国际问题研究水平而努力，吸引和组织了不少进步作家撰稿。这中间有金仲华、毕云程、钱亦石、张明养(此时笔名为“张弼”)、沈志远、冯宾符、吴景崧、郑森禹……等，夏衍也以“韦”笔名写过文章，还以“黄馥”的笔名为杂志的“望台”撰稿。抗日战争发生后，《世界知识》一度迁到香港出版。从一九三九年四月到一九四○年十一月，乔冠华用“乔木”的笔名为《世界知识》写稿，一系列论文的主题是第二次欧洲战争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错综复杂情况。这些论文在一九八三年编成《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一书出版。虽然近期方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书，却是我国学术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最早的研究性著作。作者这时在香港参与《时事晚报》工作，同期他写的国际问题另一作品，书名为《争民主的浪潮》，曾在上海出版，最近也将重印。

解放前，在我国出版的报纸中，对于国际新闻版着意经营、确具特色者，首推重庆《新华日报》。那时候延安还被封锁，正是在重庆，《新华日报》和外国党报党刊以及华侨进步报纸建立了联系，取得了不少英、美、印度等地的剪报材料，以及俄文的英文的报刊，从中摘出适当的内容，加以翻译或改编，使读者了解世界各地的反法西斯斗争和民主斗争的情况，形成《新华日报》国际新闻版所具的独特的格调。报纸有关国际问题的专论，经常传达党的看法和主张，文笔简练，大都说理透彻。版面还有时评、短评、各种国际资料，乃至拾零花絮，读者很表赞赏。所有这些，担任总编辑并负责国际新闻版的章汉夫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编译和资料室同志也主动提供稿件。如果说，这好比是一支才能卓越、配合谐和的乐队的话，那么，乔冠华则是其中的“第一小提琴手”。这样的看法并非溢美吧？

“国际述评”的文字优美动人，热情洋溢。那些大标题，往往用抽象的或形象化的语言，明确指出或者暗示当时国际局势的焦点。例如：《胜利必须在地上争取》、《形势比人还强》、《人创造了形势》、《怒吼吧，莱茵河！》、《八月秋高风怒号》、《钟声为谁在响》、《站在命运的河边》，以及《雾伦敦》、《控诉赫尔利》等等，都使读者可以立即把握住问题的实质，同时予人以信心和鼓舞，激励着争取民主自由、团结进步的斗志。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激情和人们的喜怒忧乐。”那时，阅读《新华日报》是我们年轻人的“必修课”，不仅自己反复阅读，而且拿到同学朋友们中间传阅。在党的直接指示之外，我们就靠着阅读《新华日报》来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指导青年运动的专文，是我们进行工作的南针；社论、“国际述评”及“国内述评”，是我们认识时局的导师。我们正是从这些评论的字里行间，侧耳谛听党的声音，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喜悦和鼓舞啊！记得我们青年组织的同志说过，有一次，报纸在壁山全部被没收，有位同学却秘密带了一份到学校，星夜将登在那天报上的于怀的“国际述评”《原子弹》一篇抄录张贴，引动了学院里许多同学来围观。这就象在死水一潭中投下了原子弹，给反动当局带来多大的震惊和恐惧啊！

于怀的“国际述评”，剖析国际形势时，在重大问题上总是与国内争取民主团结进步的斗争密切呼应着。中国是世界的中国，研究世界局势正是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国。依我体会，我国进步文化界的国际问题研究，一向是和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的斗争密切相联的。回溯我国近代的国际问题研究，我以为应当从清朝道光年间林则徐编译《四洲志》、魏源编纂《海国图志》算起。林则徐是我国近代第一批面向世界的先进人物。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委托，在林译《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了《海国图志》五十卷，后又扩充为一百卷。那正是英国发动鸦片侵略战争时期，用魏源的话说：“海艘迭警，不胜漆室之忧。”(《与邓显鹤书》)我国的先进人士，无不关怀国家命运，注意世界大势。《海国图志叙》明白指出当时研究外国的目的性：“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书中提出要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主张，学习的方法和主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国际问题的研究，启发了此后国内不断出现的要求变法图强的思想家和活动家，而且此书传到日本，也受到东洋先进人士的重视，对于日本的维新有所影响。夏衍在纪念《世界知识》创刊五十周年的文章中也说：“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要了解中国现状，就得了解世界，要抗日救亡，就得了解正在形成中的德日意三国同盟，也还得了解美英法等国和日本的关系。”解放前，《世界知识》每期开篇的“望台”栏中，经常不忘观察祖国的处境和局势。胡绳的名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最初即以《近代中外关系的第一阶段》为题，分为三次发表在该刊第十六卷内。这不仅仅是什么书林逸闻，更重要的是表示国际外交问题的研究和国内政治形势的探讨的内在联系。这是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优良传统，可贵的学风。我们在于怀的“国际述评”中，常常听到他为中国的团结抗战、民主进步而呐喊，看到他对中国顽固势力的谬论驳斥和嘲讽。于怀的“国际述评”是充分把握了上述的传统和学风的。

于怀才情横溢，学有根底。这种国际时事文章，其生命常如花丛中的粉蝶，而他的作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当时起过良好的作用。作者曾埋头精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在南部德国土宾根大学求学时，用他自己的话说，还“啃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撰写“国际述评”的同时，又翻译了原籍德国的反法西斯军事评论家M.威尔纳关于要求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著作。据闻周恩来当时对这个德籍评论家的分析很重视。

当我还在研读国际政治的学生时代，在重庆临江路亦代同志的宿舍里认识了于怀，其后得知还有乡谊，家人且有往来。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王府井大街看到攻击他所在的单位的大字报，血口乱喷，那是对无产阶级、对文化、对大革命的肆无忌惮的亵渎，我不禁为他捏一把汗。忆我少时，读过梁启超《盾鼻集》中《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等文，说洪宪帝制运动时，其人一手执黄金，一手执白刃，闹得国中道德堕落，最为坏人心术。予生也晚，没有经历洪宪帝制运动的实感，还认为是任公神来之笔。经过“文革”的动乱，才体会到对国家的损害，对人才的扼杀，对世风的败坏，当远甚于洪宪的作乱。今天重读于怀的《国际述评集》，不能不痛惜他的早逝。“文革”毁坏人，长才未尽展，逝者长已矣，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国际述评集》(新华日报文选)，乔冠华著，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版，1.8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