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出版了D·兰兹(DavidLands)的新著《时间的革命》(RevolutioninTime：Clocksand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兰兹指出钟表是时间的象征，钟表的历史是社会文明史的代表。精确的时间促使现代化的关系网的形成，其间钟表正是控制、管理工业的关键工具之一。那么，是什么使瑞士替代了英国，又使日本在七十年代在钟表业占了上风呢？作者认为，这不仅是石英技术革命的问题，而且是如何在没有现成理论指导下，靠灵活的技巧适应市场变化。在新技术革命中，钟表业的发展受各行业的影响，不再仅仅由自己单独掌握。这一新情况当时还没有一种理论上的解释，但是日本人却应付得较自如些。可见钟表不仅提供了文明史上的度量，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化工业中发展技术灵活利用市场的道路。

(瑟)

L·戴尔白是史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女毕业生，为完成论文，她对日本的艺伎做了细致和全面的研究，甚至一度加入这一行业，成了第一名非日本血统的艺伎。她的新著《艺伎》详细地记载了她的研究过程、艺伎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据戴尔白研究，“艺伎”原是男人们的差使，一八○○年才由女人接过去。她们为社会特别是男人提供娱乐的机会。然而，戴尔日申辩道，艺伎远远不是男人们的玩物，她们是在充满家长作风的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一种畸形产物，与一般的女人不同，她们可以自由地走到社会中，与外人交往，有自己的爱情，不用终日保持缄默。而很多男子往往从职业艺伎的身上寻找在他们妻子那里得不到的朋友关系。

(尚)

曾任《纽约时报》副主编的H·索尔斯伯里(HarrisonSalisbury)准备沿当年红军长征路线旅行，然后写一部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他认为斯诺的《西行漫记》是一本好书，但是“在长征刚结束时是不可能写出一部全面的长征故事的。”斯诺也在书中提到，“希望有一天，有人能就这一激奋人心的长征写出一部完整的史诗来。”这些促使索氏形成写关于长征史书的意念。同时他知道，真正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不多，但是对中国感兴趣的美国人不少，“他们应该知道中国，也应该知道中国革命之根。”“长征中的英雄们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也是世界人民的榜样。”他的这部书准备在一九八五年长征五十周年纪念时出版。

(风)

黎烈文先生当年所译的P·洛蒂的《冰岛渔夫》，以朴实无华的细腻笔触描写了爱情的纯真和年轻人的刚毅，赢得了不少读者。但是如果有谁按“文如其人”的看法来看待洛蒂，则似乎不够全面。莱斯利·布兰奇(LesleyBlanch)新著《皮埃尔·洛蒂：罗曼蒂克式的传记》(PierreLoti：TheLegendaryRomantic)作者认为洛蒂是个逃跑有术的家伙，他善于采取各种不光彩的办法适应困难的环境。他幼时家境富裕，后来面临破产，娇生惯养的洛蒂为了谋生和受教育入了军校，参加了海军，又当了杂志的游记作家。他常年在亚洲寻欢作乐，接二连三地干出风流韵事，而他却认为这就是他所渴望的那种宏大、美丽又充满男子气的境界。洛蒂自己从不看书，布莱奇认为，正因如此，洛蒂也不把自己当成作家，把自我意识加入作品。

(云)

目前，各国交往的一大障碍就是语言，在交流科技情况时尤其如此。J·A·拉治(J.A.Large)在新著《外国语的障碍》(TheForiegn-LanguageBarrier：Problems in ScientificCommunications)中建议创立一种世界性辅助语言，它可以作为媒介沟通本国语与任何外国语的界线。他认为，英语虽然在当前科技情报资料中用得最广泛，但它不宜做辅助语。因为世界性辅助语不仅能够被印在纸上，显像在电脑萤光屏上，而且能交谈用。而运用这个比计算机语言更高明的辅助性语言首先应是掌握机器的科技人员。他对目前的翻译抱有两点设想：一是利用辅助语的机器翻译，二是浓缩全年的某项科技情报，翻译最有价值的一部分，这后一点对发展中国家好象更有实用意义些。

(皆)

美国的不少苦于令人繁乱和疲惫的文化生活，正在主张恢复带有古典风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诗歌。美国有人认为“一九八三年是美国这类诗歌大放光彩的一年。”文中推举了四本八三年出版的美国诗歌集。首先是S·普拉姆利(StenkeyPlumly)的《夏之神》(SummerCelestial)。诗篇大多描写作者童年时所见的郊外景致和家乡风貌，并且以孩子的口吻描写对母亲的爱。加里·斯奈德(GarySnyder)的《斧柄》(AxeHandles)是诗人七四年获普利策奖之后的一部新作，斯奈德在诗中极力谴责人类对生态平衡的破坏。还有瓦格纳(DavidWagner)的《第一支光》(FirstLight)和杜比(NormanDubie)的《新诗选》(SelectedandNewPoems)。杜比是位年轻的诗人，曾经写过一些有时代特色的佳作，然而这样的作品在新诗集中被删去了。

(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