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方毅

国外发展战略研究著作综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平息后，昔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相继获得了独立。自那时起，探讨涉及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尽快得到长足发展的发展战略研究，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发展经济学，便应运而兴。时至今日，它已成为学术界瞩目的一个重要领域。三十余年来，国外有关著作汗牛充栋，一股股发展思潮层出不穷，正是它们，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驾驭和影响了第三世界各国的发展。在世界面临新技术革命浪潮汹涌冲击的今天，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形势更趋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正确的发展战略，以求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便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当此之际，对战后三十余年来发展思潮的沿革变迁作一回顾，似是不为无益的。

传统增长独占整头

战后的五十至六十年代，战前流行的决定主义思潮，如“种族决定论”、“地理决定论”等已经由于声名狼藉而消声匿迹。但在当时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条件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关系自身利益的战略考虑，不能不以新的发展理论取而代之。于是，后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瑟·路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理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过程》、《经济成长的阶段》，多马的《经济增长理论》，赫希曼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诺克斯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等著作，便在这一时期先后问世。尽管这些著作对经济发展过程的解释各不相同，它们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就是突出强调以储蓄和投资为中心内容的经济增长。而刚刚赢得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渴望摆脱贫困迅速发展，却因缺乏经验而苦于无章可循。在这种背景下，主要来自西方的片面强调增长的传统发展战略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被瑞典皇家学院称为发展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开拓者”的美籍黑人经济学家阿瑟·路易斯在前述两部著作中，提出了解释发展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二元结构”模式。路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和传统农业两个部门，“我们发现诸如矿业或电力少数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工业与最原始的技术并存；少数高级商店周围环绕着的是老式商贩；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种植园被农民的汪洋大海所包围。少数接受西方教育，会讲西方语言，崇尚贝多芬、穆尔、马克思或爱因斯坦的人与属于极不相同社会的多数人共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增长》)。而在这种二元结构中，经济发展是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为前提的，即在传统农业部门中存在着“隐蔽性失业”的状况。劳动力的价格是维持生活的工资，工资的最低标准是由农民的平均产品决定的，一般来说要略高于这一最低限度(其差额被称作“心理成本”，即弥补离乡背井造成的心理上损失的费用)。资本家要千方百计压低农产品价格以维持两类部门的收入差距。路易斯提到，只要在不变的实际工资上就能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只要任何一部分利润都投资于生产能力，利润和资本的形成就会相对于国民收入而增加。

在当时，由于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的盛行，强化了这种突出增长、突出工业化、突出投资的发展思潮。多马系波兰出生的美籍经济学家，三十年代初曾就读于我国东北哈尔滨。根据投资的乘数原理和投资等于储蓄等观点，他将凯恩斯的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强调投资具有既能创造收入，也能扩大生产能力的双重作用。他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分别提出的增长公式，认为一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储蓄率(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与资本产出率之比。而资本产出率一般是较稳定的，因此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储蓄的提高即资本的增加。这个简单的公式意在说明，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办法是设法多从国内外获得投资。

在五、六十年代的国外发展研究中，W·罗斯托的实际影响并不亚于阿·路易斯。罗氏不同于一般学者，他直接参与了美国的国家最高决策，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中担任国务院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他的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尤为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变革的作用。他说：“归根结底，工业化和近代化经济成长可以看成是依赖于近代科学和技术在经济上的有系统和不断增进的运用”(《从起飞进入持续成长的经济学》)。他认为，传统社会“是以牛顿以前的科学和技术以及牛顿以前对物质世界的态度为基础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但是在传统发展战略的基本点上，罗氏与其他人并无二致。罗氏认为，资本同产量的比率太约达到3∶1，投资率达到国民收入的10％就将超过任何可能的人口增长，从而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起飞”。罗氏提出的“一刀切”的经济发展世界模式即广为人知的“六阶段”说，将各国经济发展恒定化地纳入他的“直线”中。按照罗氏理论，发展中国家不过在步发达国家后尘，处在发达国早年经历过的发展历程上，因而，照搬他们早年实施过的传统发展战略，便全然是合乎逻辑的事情。

有必要指出的是，苏联在五、六十年代鼓吹和实施“高积累、高投资”的粗放型发展战略，并在几十年中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成就，也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照搬传统发展战略。而战后马歇尔通过大规模投资重建欧洲的援助计划得到成功，也为这一战略增添了“有说服力”的现实依据，从而在五、六十年代里形成了这种以突出增长、突出工业化、突出投资作用的“三突出”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思潮独霸天下的局面。

从传统基本型到传统改进型

五、六十年代里，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为模式，以它们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样板，照搬未经改造的传统发展战略，力求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赶超发达国家。尽管这样做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结果总的来讲是令人失望不已的：一九五二——一九七二的二十年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的差距不但未能缩小，反而从1∶12扩大为1∶13；片面发展工业而使农业生产偏废，发展中国家由粮食净出口地区变为净进口地区；发展中国家国内的通货膨胀、苦乐不均、失业、早天、人口剧增、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造成的城市化等等问题日趋严重；许多国家国内政局动荡，社会人心游移；效法发达国家大规模推行石油重化工业，结果造成能源和资源紧张，并严重破坏了生物圈。这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促使发展中国家开始反省：实施传统的发展战略，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得以实现？对此，权威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给予了明确回答：如果工业化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均按一九六○——一九七六年间各自的年均增长速度增长，中等收入国赶上工业化国家还需要一百五十年，而低收入国家能赶上的日子则遥遥无期；即令工业化国家被假设为原地不动，停止增长，中等收入国家按同期速度赶上亦需要六十五年，而低收入国家以同期速度赶上则需要七百四十六年。

面对这样的结果，当初名噪一时的传统发展理论变得声名颇为不佳，传统战略的鼓吹者们处于极为窘迫的地位。人们痛切地感到，有必要对战后开始的发展实践及经验教训作认真的总结。在这种背景下，各国的发展战略研究日益蓬勃兴起。当时这类研究充满了对传统发展理论和战略的批判。这在七十年代之后的许多发展著述中都可以看到反映。

对传统发展理论的发难，锋芒首先指向初期发展理论对发展的认识问题。什么是发展？人们鲜明地回答：发展不等于增长，也不仅是增长。这就击中了传统发展理论的要害。如前所述，传统理论是突出增长，以至用增长取代发展。增长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门分支学科。增长经济学是适应战后西方国家谋求稳定的高速增长的需要，研究的是早已解决了启动经济发展问题的发达国家经济长期平衡增长的途径。它的产生完全是出自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需要。对此，多马也供认不讳：“现在对增长的关心并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由于过迟地认识到，我们的经济要是没有增长就不可能达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由于当前的国际冲突，使增长变成生存的条件。”(《经济增长与理论》)然而这种以发达国家经济为对象的增长经济学包括它的主要公式之一哈罗德一多马公式本身，却被搬到发展中国家，构成最初发展理论即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赫希曼在他的《经济发展战略》中企图对此予以辩解：“在原则上，任何凭借发达国家增长经济学的进步来使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学蒙受利益的企图，不应遭受谴责。”这无异于明确宣布要以增长理论取代发展理论，以传统战略挟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难怪一位发展经济学家罗·克劳瓦要以讽刺的语言批判传统战略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在对传统战略的一片讨伐声中，人们开始从单纯强调增长的狭隘认识中解脱出来。美国经济学家金德伯格对发展的定义就包括了物质福利，消灭贫穷、文盲、疾病、早天，投入产出的构成变化，群众参与等多方面的内容。而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杰·马耶在《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文中，则提出经济发展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工业化，经济发展起码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向上运动，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和经济的平等、现代知识、改进了的制度与观念以及使各种政策合理协调的体制。他认为作为一种“进程”的经济发展，不仅是指一个国家在一段较长时期内的人均收入有所增加，而且要实现“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数没有增加及收入分配没有更加悬殊”。

发展思潮主流的这种转变是与同一时期内发展战略本身的转向密切相关的。如果说七十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传统基本型发展战略的话，那么七十年代甚至更早些开始，它们实行的却已是经过调整和修正的传统改进型发展战略。与前者比较，这种改进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注重农业而非只强调工业的发展；注重国民收入分配而非片面突出经济增长；注重人力的开发而非单方面强调物质的开发等。这种传统改进型战略的理论代表，是一九七四年世界银行的报告《随增长再分配》。这篇由世界银行同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会共同起草的调研报告虽坚持强调经济增长，但却表示“对存在穷人这一现实作了特别的考虑”。那么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过去的传统基本型战略主张的是“先增长，后分红”，这个报告开出的药方却可归结为“边增长，边分红”，即通过在节约和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上持续不断地增长，同时通过投资转移、收入再分配等形式来实现财富有利于穷人的“转移”。但是仅仅承认贫穷的存在是远远不够的，这种改进型战略没有揭露造成贫困的原因和实质，它提出的措施也如后来的变通战略提出者所抨击的那样“漏洞百出”，它没有丝毫去触动造成贫困的社会经济体制本身。除这一报告外，一九七七年出版的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里昂惕夫的《世界经济的未来》一书，也代表了传统改进型战略对未来发展的总体估价与蓝图设计，它坚持认为“……在二十世纪内对发展中地区的加速发展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物质障碍。”

传统改进型战略对传统战略的改进远非彻底，称之为“改良”，或许更为确切。就在前述的里昂惕夫报告发表后不到两年，世界经济危机再度爆发，发展中国家非但不可能再“加速增长”，就是仅仅维持六七十年代的发展速度也已不大可能了。然而，与传统基本型战略相比，它毕竟显示了一种努力挣脱传统战略束缚的进步的趋向。

左右夹击，力取传统战略而代之

发展思潮并未停止在对传统战略的修正与改进上。一种理论在实践中失败，必将引起作为其对立面的新理论脱颖而出。在发展理论的研究中，从七十年代开始逐渐形成了以变通战略和脱钩战略为代表的两股发展思潮，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对传统战略提出了挑战。

变通战略对传统战略的挑战，集中在对发展目标的选择上。传统战略将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发展的目标及衡量手段。变通战略却主张一种“变通的”发展目标。它的理论代表是一九七八年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由R.戴维和丹尼斯·列维斯坦共同主持撰写的《变通战略与适用技术》。这份旨在为美国参加次年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会议提供政策思想的报告彻底否定了传统战略，认为它“远不是能够解决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而且，“退一步说，即便这种发展战略最终会给穷人带来好处，也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变通战略的提出者们认为，传统改进型战略只是修正了传统战略的某些政策，而变通战略则要在社会经济体制上做出重新安排，尤其要“变通”传统战略的中央集权与资源密集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如何“变通”呢？报告说：“变通战略并不存在着某种特定的模式，或者说不存在一套特定的呆板的实现步骤，它所采取的政策和途径，应是随时间而变化的，但其基本点却是一致的”，即变通的发展目标应是安排满足人民群众基本需求的物质生产。为此而采取的途径，报告认为是“采取分散的和劳动密集的生产方式”来“给人民以自主权”，因为“人民有了生产的自主权，他们就能根据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找到解决办法”。这种办法也就是变通战略所提倡的“适用技术”。何谓适用技术？报告认为即是取材于本地的可再循环的材料，使用的是可更新的能源，考虑到防止污染，并接近资源基地与消费基地，采取劳力密集、小规模的生产过程，适应本地的环境和文化态势等。报告主张以这类技术取代从发达国家引进的资本密集的“先进技术”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技术生产方式，显然是有针对性的。与此同时，一九七六年国际劳工局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就业大会上提出“以满足基本需求”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则是属于变通战略的姐妹型。诚然，变通战略的提出者们对满足基本需求战略有所保留，但在“满足基本需要”这一基本点上，两者确定的发展目标是相同的，因此变通战略也可称为满足基本需求战略。同属或接近这派观点的论著，还有舒马赫的《小为好》(一九七五年)以及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赖斯特·布朗的《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九八一年)。舒马赫是英籍德国人，一九六五年在英国筹建起第一所推销他所谓的“中间技术”的机构。舒马赫认为，发展是一种进化的过程，因为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奇迹之巅”有赖于教育、组织、纪律三个方面的“无形因素”。这些无形因素既不能购买，也不能“制订”，而只能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日积月累。他将发达国家的技术称之为“一千磅技术”，将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称之为“一英磅技术”，认为介于两者之间的所谓“一百磅技术”即中间技术，才是发展中国家应该运用的。布朗则对所谓“持续的发展”提出六个方面的步骤：稳定世界人口，保护农田，重新植树造林，与浪费的社会决裂，节约能源，开发可再生能源等。对以变通战略为代表的这类战略所提出的主张，国外人士反应不一，有人指责它是使穷国政治上更加软弱，同时又少找富国麻烦的战略，是一剂麻痹药。我们认为，变通战略在整体上并不能为发展中国家所全部接受，然而如果从寻求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战略，防止从发达国家照搬抄袭的意义上去看，变通战略仍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与变通战略的出现同时，还有一批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代表的激进派，希图从另一方面取传统战略而代之。和变通战略与传统战略间的分歧相比较，激进派提出的战略与传统战略之间的分歧要更为深刻得多。这派理论不仅一般地批判传统战略的某些政策主张，而且涉及到它的整个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不仅在发展因素与政策要素上与传统战略的解释大相径庭，而且在对不发达的性质、根源等更加基本的问题上与传统战略分庭抗礼。因此不妨说，它与传统战略的分歧远远超出了一般战略问题的范畴。这派代表人物是阿姆斯特丹大学发展中地区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冈纳·弗兰克、非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所所长萨米尔·阿明等。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不发达的发展》与《不平等发展》，以及法国学者阿吉里·埃马努埃尔的《不平等交换》等，从不同的角度抨击战后多数发展中国家实施的传统战略，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依附外国垄断资本的“跨国化战略”，这一战略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是依附性的增加，是“不发达的发展”；其本质是世界资本的需要和资本积累过程的一个方面，他们将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延伸到国际领域，认为不平等交换造成发展中国家价值外流，自身的积累受到严重的限制，却使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不断加速。他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当代世界的“中心(发达国家)一外围(发展中国家)”结构的一种必然机制。因此只要未从根本上触动当代的世界经济结构，这一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便会永远持续下去。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脱钩型发展战略，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切断联系而奉行自主发展，对内则改革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激进派对于当今世界不合理的经济秩序的抨击，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作为它提出的药方，脱钩型战略在本质上是一种倒退的主张。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战略的提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摈弃传统发展战略，注重自力更生，以及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加速实行“南南合作”等，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反增长到超增长，变通的变通

七十年代以来兴起的对传统发展理论和战略的讨伐，是建立在一种反增长(非增长)的情绪之上的。变通战略等许多新的替代战略，其政策主张背后隐现着一个复古的幽灵，一种渴望归真返朴的情绪。而这不能不归结到罗马俱乐部那部题为《增长的极限》的颇具影响的著作的发表。

《增长的极限》系由美国学者唐奈拉·H·米多斯执笔的研究报告。它根据系统动力学原理，建立了包括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和非再生性资源五个要素的世界模型。这个报告坚决主张停止增长，认为人类“无法消除增长的最终极限”，即使“采取诸如核动力、资源再循环、尽力消除污染、提高粮食单产、控制生育等各种克服增长极限的技术政策之后，增长仍将在二一○○年之前结束”。虽然这一报告中充斥的那种悲观和绝望的情绪难于为人接受，但由于它发表于石油危机之前，各工业化国家还处在高速增长的繁盛年代，因此我们不妨说它起到了狂热增长的“预警”和“制动阀”的作用。在这部报告发表十余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读到“我们不是盲目地反对增长，而是反对盲目地增长”等词句时，仍不能不从它所揭露的狂热增长给人类带来危害这一点，对它所具有的进步意义给予一定的肯定。而且，这部著作首次将各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置于全球总体的范围内来看待，并建立起分析模型，这一方法对人们也是颇有启发的。

然而，为罗马俱乐部忧郁的学者们始料未及的是，它给工业社会开出的这剂大凉药，一经人们服用，却在“冷却”和“紧缩”之余，最终引导出一种更富于乐观、进取和扩张型的战略思潮。近年来，以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巴黎小组的《世界面临挑战》、松田米津的《信息化社会》、赫尔曼·卡恩的《今后二百年》和《后工业化文化》等著作为代表，直接或含蓄地提出了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超增长”的新发展观和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既抨击传统战略使各国处于“恶劣的处境”，又反对变通战略，称它“是急救的绷带，而非治病的良药”，是权宜之计而非长远之举，批判它是传统战略“倒过来的翻版”。这类著作大多认为，传统增长危机的结果，是引出一种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面临这一时代，托夫勒主张采用一种适用技术与高技术并举的方针，例如实行“生态系统耕作制”(即农、林、牧、渔相结合)与计算机结为一体等。这就是所谓“甘地加卫星”的战略。托夫勒等人提出的这套新战略，反映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战略研究中的一些新思想和新主张，无疑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颇有趣味的是，托夫勒等“超增长”派对变通战略的抨击，得到了某些初期传统发展理论鼓吹者的认同。例如罗斯托便毫不迟疑地站在“第四次产业革命论”一边。他认为，在这里他找到了继“牛顿之后的社会”的新“分水岭”。而来自激进派的萨米尔·阿明也毫不留情地鞭笞变通战略，将它的出现称作是“由于嬉皮士思想的大混乱、由于回到了黄金时代和崇尚野蛮文明的神话中去”云云。阿明对传统战略和变通战略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认为发展中国家“绝对有必要”从这二者造成的泥泞中摆脱出来。

上述动向使关于发展的大辩论更加热闹起来。从改进到取代，从否定到否定之否定，从变通到变通的变通，从传统增长到反增长又到超增长。独角戏演成三角戏，又终于导致群角会演的热烈场面。

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新技术革命的严峻挑战。要在这一形势下，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正确的发展战略，不仅需要回溯发展研究的历史，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而且要密切跟踪和研究当前及今后国外发展战略研究的动向和演变趋势，以之作为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借鉴。

一九八四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