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穆

本刊去年第八期介绍了保加利亚哲学家瓦西列夫的著作：《爱》，得到一些读者的注意和关心，要求进一步了解本书的内容。

爱情问题是我国当前很多文艺作品的主题，如何写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爱情具有很大现实意义。这里摘要发表苏联哲学家π.沃罗比约夫为本书俄译本写的序言，其中既介绍了瓦西列夫此书的内容，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作者批评对爱情的单纯生物学观点，也不赞成很多人所持的生物—社会观点，认为“人依靠劳动而形成的社会本质‘取消了人的生物本质”，同时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爱情提出自己的看法。国外哲学家的看法当然不能完全适用于我们的情况，但是可供我们了解参考，因特摘要刊载。

爱情是一个范围很广、含义极多的概念。人们爱自己的事业，爱自己的同志，爱自己的朋友。他们爱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有实际的，见诸行动的爱。也有抽象的，并不承担任何义务的爱——对人类、对自然界等等一般的爱。保加利亚哲学家基里尔·瓦西列夫的这本书里谈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

瓦西列夫的首创精神是十分可贵的。这本书首先就是一本独具一格的文选，它汇集了著名的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爱情的见解，而且加以恰当的评论。书中分析了各种种类和形式的艺术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包括从荷马直到现代的世界文学、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和保加利亚文学。瓦西列夫的这本书介绍了世界精神文明最重要的表现，单是这项费力的工作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这位保加利亚哲学家勾划了爱情问题的广阔范围：爱情社会表现的多样性、各种矛盾的和谐、情感和认识的相互关系、爱情的美感问题、理想和标准、幸福和悲剧等等。

爱情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历史的产物。司丹达尔把爱情叫做文明的奇迹。爱情是同作为个性的人的形成过程紧密联系着的。但是，爱情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得以取代原始人对异性个体或群体的动物依恋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文明时代的开始是同第一次的阶级压迫，同女性受到男性奴役相吻合的。奴隶制和爱情！这两者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但却反常地结为一体，而且不仅在奴隶制时代，也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结为一体。在这种条件下，爱情为了保存自己，不得不逃避监督。不过，其成效微乎其微。在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或是巴尔扎克的《娼妓的奢华与穷困》中，青年人完美的扣人心弦的爱情都由于受到资产阶级舆论的谴责而变成了极大的悲剧。由于永远失去了所爱的人，维特和漂亮的艾丝特宁愿死去而不愿生活在空虚之中。但是，在他们做出的决定的背后是不决定于他们的、无法推翻的判决，他们的结局实际上是被迫的。

从哲学的观点来说，重要的是爱情的秘密不是产生于某种崇高的、天上的东西，而有其平凡的、尘世的根源。爱情被迫变成一种秘密的爱情，结果使爱情不能认识它自身，而给爱情的本质披上一层神秘的罩衣。

在对爱情的研究中也象其它研究工作中一样，根本的原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瓦西列夫遵循的是这条正确的途径，他依据的主要是观察和直观的结论。但是他没有提出那个最最困难的命题：在爱情的研究中，什么是抽象的，什么是具体的。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假设：作为科学哲学研究出发点的抽象就是在现实主义的艺术角度看来具有生动的、具体的规定性的东西，也就是相爱两方的个人感情。

我们从爱情的最抽象(哲学意义上的最抽象)的表现谈起。

没有性欲就不可能有爱情。但这是不是说，爱情可以归结为一种生理因素呢？从二十年代的“杯水主义”起直到今天，不少人认为满足仿佛是爱情全部内容的性本能就象饮水止渴一样。而精神上的共同性、一致的爱好等等不过是掩盖主要目的的手段而已。把爱情归结为动物本性的这种庸俗见解是很顽固而又流传很广的，其依据就是存在两种性别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还存在另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是缺乏高级阶段意识的动物并没有爱情。爱情不能仅仅归结为肉体的快乐，生活也往往毫不留情地驳斥那些认为爱情只有单纯生理本质的看法。

还有把爱情归结为生理问题的种种比较完备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前提是肉体和精神的二元性，或者说是肉体和精神的分裂，两者各有自己的要求，而且是无法协调的要求。由此产生了声名狼藉的性问题。弗洛伊德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使人的精神服从性欲，按他的说法，性欲是人的其他能力的本原。弗洛伊德主义的强大而长期的影响表现在西方许多艺术家的作品中，也表现在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法学的各种流派之中，更不用说性欲学了。现代资产阶级思潮之所以夸大动物本性在人的生活中，特别是在爱情中的作用，而且把这种作用绝对化是有原因的。因为如果人的特性和品质完全来自遗传，那么阶级的划分，还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帝国主义的最后堡垒就被自然界本身证明是正确的了。为生产人类新的世代所必需的性行为(在种族不混杂和保持阶级之间的隔绝的条件下)就成了私有制关系稳定的象征和保证。

瓦西列夫是坚定地反对弗洛伊德主义的。但把人的本质解释为“生物一社会的”本质必然影响到他解决肉体和精神的相互联系问题，使他夸大性欲在爱情中的作用。

“生物—社会的”观点现在吸引了许多按马克思主义思维的研究者。这种观点首先就是对庸俗粗浅地解释人的社会本质的一种反应，那种解释把人的社会本质归结为一些贫乏的抽象，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无论在劳动中，还是在政治、科学和艺术中，活动着的是具有肌肉系统和神经系统、感觉器官以及能思维的大脑的活生生的人。不过，驳斥这些荒唐见解是一回事，哲学和社会学中利用弗洛伊德主义的所谓合理成分的暗流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唯物主义者和辩证论者既然承认生物的本质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取消”了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以及其他的本质，他们也就不能不承认人依靠劳动而形成的社会本质“取消”了人的生物本质。“生物—社会”的问题不是精神和肉体的二元性问题，不是笛卡儿和康德的问题，而是作为社会性的生物性问题。这才是这个问题真正的科学实质。

为了把这个问题解释得具体一些，我们还是回到对一个有思维的、活生生的人产生的爱情上来。马克思指出，由于男子和妇女的共同劳动和斗争，连性本能也人化了。问题的实质自然不在于引证权威的意见。问题的实质在于爱情中肉体和精神的相互关系是人类的问题，而不是生物学的问题。在一般意义上，爱情中占主要地位的是自然赋于人的东西，还是精神的东西？——如果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分解了爱情的完整性。这样一来，问题就保留了二律背反的形式，也就无法解决。与此相反，如果把爱情作为肉体和精神的统一体来研究，研究它的和谐和矛盾，那就可以使科学的思想日益接近真理。

瓦西列夫的书中援引了艺术家和思想家关于爱情怎样产生的许多观察和议论，推翻了生物—社会的观点。激情、生理的欲望并不是爱情。爱情就本质而言是一种精神状态，只有这种精神状态才使人有肉体上接近的权利。爱情的火焰可能燃烧得很缓慢，一点一点地燃烧起来，就象卡斯伍德夫人对忠于她的家庭教师的柔情(萨克雷的《亨利·埃斯蒙德》)。但是，一见倾心的爱情能够揭示爱情的深刻本质(我们是这样看的)，这种爱情的勃发特别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确，为什么素昧平生的一男一女彼此会突然产生如此炽烈的感情？钦佩赞美的目光第一次相遇就仿佛把罗米欧和朱丽叶联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还在塔吉雅娜认识奥涅金的精神品质之前，奥涅金就已经成了她理想的情人。这些文学主人公的爱情最后是一场悲剧。可是，如果没有外部的障碍，一见倾心的爱情也可能是幸福而长久的，就象神话人物菲利门和波息司①的忠贞不渝的感情那样。

这些情况该如何解释呢？通常提到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这种感情同在此以前暗自怀抱的理想是否真的一致；被爱情迷住了眼睛，因而往往把情人的缺点也看成是他特有的诱人之处。人们于是得出结论，似乎爱情的产生和发展是违背理智和逻辑的，似乎爱情从原则上说是非理性的。

但是这样说是不对的，问题不在于心灵的乖张任性。对情人的直觉评价有时是惊人的透彻和准确，它使心灵和理智都预感到幸福，这种透彻和准确并不违背理智。直觉就是一种潜在的、十分“敏捷”的逻辑。对于人们究竟为什么彼此相爱的问题，不应当简单地斥之为不适当、不含蓄的问题。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种种答案都是极其含混不清的。把爱情说成是对彼此的精神品质和体格品质的倾慕，或者说人们相爱是因为在彼此身上发现了人性的崇高表现，这些说法或者只是泛泛的议论，或者是显而易见的假话。世界文学描写、研究了爱情的几千种表现形式，却只能确定爱情的唯一共同特点——严格的选择性。但是，从哲学观点加以整理的前景还是存在的。当一方的品质可以补充、中和或者改正另一方的品质时，双方即使志趣不同、相异甚至截然相反，也可能产生爱情。然而，人们也因为性格、兴趣等等相似、相同而相爱，这就使双方在严峻的生活环境里能更加坚定。这是一种二律背反的现象，它大致描绘了深刻的矛盾的轮廓，同时又指明了爱情的某种规律，这种规律还有待于从其无数的表现中加以揭示。

我们接近了爱情的自由和必然性的问题。文学和艺术告诉我们，爱情容不得任何强制、任何外部的从属性和专横。强制成婚或者购买婚姻是完全可能的。但爱情是买不到的。马克思说，爱情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是截然对立的两种事物，这个说法已经被人类许多世纪的经验无可辩驳地证实了。爱情可以找到摆脱奴隶状态的上千条途径，爱情是自由的特殊领域，这正是它的深刻本质的标志之一。爱情的自由和必然存在于爱情本身之中。因为除了物质方面的考虑之外，构成爱情最崇高的精神美德的不是清醒的选择，而是产生于理性了解之上的真挚感情。

爱情的自由自然而然地表现为爱情丰富多彩的形式，这一点在瓦西列夫的书中谈得很多，也很有意思。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即使倾心、怜悯、仰慕、甚至是虚荣这些使爱情带上各种个人色彩的成分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也是爱情选择性的一些形式，这些形式实际上是不会犯错误和被迷住眼睛的。可能导致错误的恰好是对对方的精神及其他品质的理智的评价，还应该指出，如果说激情、肉体的欲望本身并不排除理智，那么真正的爱情是摒弃理智的。直接的、本能的感觉首先注意到的是情人潜在的精神条件，尽管这些条件可能永远得不到体现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些极端的例子。“堕落”而又迷人的曼侬·莱斯戈的乖戾任性和喜怒无常对于热恋着她的格里欧骑士来说，是极其危险的。但是他感到被这一切掩盖着的是她无可比拟的精神上的完美，是她对真正的爱情、对母性的憧憬，因此不顾一切地始终忠实于她(普雷沃《曼侬·莱斯戈》)。一些美貌而有道德的妇女对遭人非议的唐璜的热恋初看起来是无法解释的。实际上这种爱情与其说是由他“勾人魂魄”的漂亮外貌所决定的，不如说是由他本性的开朗和坚定而唤起的，他无论是在习俗和舆论面前，还是在法律和宗教的绝对统治面前，在灵魂将万劫不复的威胁面前，都从来没有低头屈服……曼侬·莱斯戈和唐璜是在寻求幸福，而且看来也会给别人以幸福。但是他们不能给别人带来幸福。他们徒劳无功地追求被分割成一些片段分散在不同的男子和妇女身上的肉体的、智力的和道德的完美无缺，因此他们自己也是不幸的。人的能力在他们身上是畸形的，而爱情被扭曲成玩弄诡计、作践别人的命运，对此应该负主要责任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社会环境——欧洲封建主义腐朽没落时代的环境。

我们还见到爱情的另一种二律背反的现象——人的无限可能性及其在生活中实现的局限性之间的对立。这使我们又从另一个角度回到爱情的稳定性、唯一性和“永恒性”的问题上来。

在爱情上升到顶点时，它总感到自己是永恒的。这听起来很离奇，但事情只能是这样。难道在倾心相爱的时候，在一个人抛却了私心，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的时候，会想到这种幸福有朝一日会完结吗？但是，迟早会有清醒的一天，那时往往是双方都感到失望。杰克·伦敦对这种场合的心理状态作了全面的揭示。那么，又该怎样解释爱情(虽然性的感情已经自然冷却)持续到老年，持续到死，直可说是持续到永久这种情形呢？难道这仅仅是由于选择得合适吗？

谢切诺夫成功的心理推测使我们能够弄清楚菲利门和波息司的情形：爱情并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是双方必然发生变化的状态，而正是“亲爱的形象的变化”本身防止了厌烦。如果双方的变化是相互适应的(在情趣上、目的上、事业的共同性上或者任务虽然不同，但却可以互相补充)，那么爱情作为个人身上的人性不断完善的总和，是能够保持并获得胜利的。

这种情形极为罕见并不是由于爱情内在的“必亡”，而是由于一些社会性的原因。从原则上说，一个人的潜能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无穷无尽的，但是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和完全专业化了的活动，这种无限性转到了反面，成了片面性和局限性。

爱情的熄灭是一个古老的、世界性的问题。它几乎从来就不会同时发生在相爱的双方身上。一方想“摆脱”爱情，另一方则保留着依恋之情而生出忌妒之心，这样就产生了爱情的痛苦，就是恩格斯称之为最高尚、最崇高、最因人而异的那种痛苦。“爱情破裂”的悲剧虽然在心理上有某些共同之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却具有不同的形式，解决的办法也不一样。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阶段上，爱情破裂的典型情况是因为物质利益或者与物质利益有关的其他利害关系。华西列夫从世界文学中举出了许多例证，表明在这种场合受害的一方首先是妇女。不过，妇女也可能抛弃社会地位比她低的情人(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由于这种决裂并不是爱情的消失所引起的，所以尽管有种种借口，其真实原因却是背叛了爱情。这种背叛造成许多恶果(从爱情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即仇恨，直到自杀和杀人)，引起对人性的信任危机，而这种危机又并不总是能象托尔斯泰的《复活》中那样，以恢复信任而结束。

社会主义给爱情带来了新的希望。社会主义排除了经济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强制，为相爱双方的平等，为他们之间关系的明确性开辟了道路。但是，由于在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中经济平等还是不完全的，而在社会主义原则遭到歪曲的时候，这种不完全又可能达到极点，所以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自私的选择，也会有爱情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毫无道理的破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典型的则是兴趣不合、失去了精神的一致性，这些我们稍后再专门讨论。

从哲学的观点说，把生活和艺术中爱情熄灭的种种事实加以系统整理，把爱情的冲突和决裂中陈腐的因素和新的因素截然分开是研究爱情和义务之间某种程度的二律背反的必要前提。这对爱情关系的道德方面进行伦理分析具有特殊意义。

具有抽象一个人形式的爱情和义务的二律背反典型地表现在如何划分(通常是不等的划分)相爱双方对没有实现的感情、对丧失了的可能性应负的责任问题上。而具体—历史形式的爱情和义务的二律背反则首先表现在爱情作为用法律肯定婚姻关系的家庭的推动力的社会作用中。实际上，这不是二律背反，而是一种明确而公开地表现出来的、被认识了的矛盾，这种矛盾也以不同的方式在对抗性社会形态中和社会主义制度下起作用。

从奴隶制社会中对偶家庭成为制度以来，这种家庭就一直在制造或者是私有财产的继承人，或者是使私有财产增值的劳动力。而私有制范围内的婚姻，即使是自由选择对象的婚姻，也始终是强制夫妇在家庭中同居的法律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肉体的幸福和精神的幸福很难达到和谐。压制一方(特别是妇女)的爱好、兴趣和习惯的自由发展，整个生活程序日复—日的强制和种种繁琐的细则——这就是资产阶级私有者家庭生活的准则(狄更斯的《唐贝父子》，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等)。这就造成了一种无法忍受的精神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最忠实的爱情也会窒息而死。情夫或情妇是资产阶级家庭的“正常的”补充，但自私的动机也起着不小的作用(莫泊桑的《俊友》)。私有制也使劳动者的家庭关系变了形。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格里戈里·梅列霍夫那一声愤怒而又毫不掩饰的叫喊：“给你找了个女人，你就和她厮守一辈子吧！”正是这样，别人给找的，而且是强加的。可是娜塔利娅却是一个忠实的、懂得爱情的妻子。然而虚伪从一开始就在夫妻关系中扎下了根：婚姻是不自由的，是出于某种盘算，因此就把另一方作为自己的家私、财产来“占有”。于是格里戈里的一生都受到阿克西尼娅、她的形象、她的榜样的约束(无论是在她身边还是离得很远)，直到在昏黑的阳光下被葬进坟墓。

完全以法律准则，而不是以德道准则为依据的强制性义务是私有制的产物，它排斥而且抹煞了爱情。

家庭应该成为对儿童进行身体和道德培养的健康的细胞，成为夫妻双方用劳动道德、诚实、爱情、对祖国忠诚、国际主义进行自我教育的健康细胞，这对社会主义是休戚相关的。这方面的成绩无疑是巨大的：家庭关系中实现了伟大的转折。但是新事物诞生的过程也是历尽艰难的。列宁在给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一封信里指出，首先就应该使爱情摆脱物质方面的操心。是首先！由于这一点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婚姻的选择就往往不能摆脱同爱情无关的其他一些考虑：未来的丈夫在经济上宽裕这一点本身对某些人就很有吸引力。但是，典型的是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接受这种结合，而认为爱情的幸福是不能被取代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爱情在家庭关系中占据首位。但是物质因素的作用仍旧存在，而且不仅表现为卑鄙的自私形式。孩子的利益(这是主要的)要求保全家庭，甚至不惜牺牲夫妻个人的爱好和感情。容忍、“磨掉”相互关系中的棱角就可能用相互的依恋、尊重和困难时刻的互相帮助来代替爱情。但是，如果矛盾达到了对抗的程度，家庭中已经不可能恢复和睦，那么，孩子和夫妻本身的利益就要求解除婚姻关系。这时物质的和法律的理由就转化为道德的理由，以道德的形式出现。在这方面妇女比男子具有更坚定的道德感情。斯丹达尔指出，一个同自己的爱情搏斗的妇女所表现的坚定性，是世间最灿烂的事物。心灵同理智的分歧、爱情同义务的分歧是受历史制约的、实际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每次都因人而异，但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个矛盾总的说来也并没有“消除”。如果真正的爱情起了破坏家庭的作用，成了别人不幸的根源，那么，对这种爱情来说，不可能有其他出路，而只能牺牲自己，服从道德的义务。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尖锐地提出了放弃爱情和保留爱情的道德动机互相矛盾的问题，提出了取代爱情的问题。这在华西列夫的书中只是一笔带过。

苏联文学从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起到七十年代尤里·特里丰诺夫的中篇小说止，揭示了由于“爱情破裂”而产生的形形色色的冲突。我们来看看这些冲突的最“纯粹”的形式，因为它们并不涉及孩子和其他需要经常获得物质援助的家庭成员。当一方的爱情确实已经熄灭了的时候，另一方的道德义务就是不再拖住他。事情也往往就是这样，不过这是理想的情况。即使爱情的破裂是由于被抛弃一方的过失，他由于因循守旧、对精神价值冷漠无情而受到公正的处罚，离去一方的感激之情和对相爱岁月的回忆也会产生精神上的义务感和责任感，以及良心的折磨，这些东西有时会无法遏制地妨碍个人幸福。而这也还不是最复杂的情形。

我们再看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的长篇小说《活动地点》(一九八○)和《永恒的城市》(一九八一)。从这两部小说的主题和性格的错综的心理活动中，可以把主人公的爱情关系这条线索分离出来。

《活动地点》中的玛莎·戈尔舍宁娜和普什卡列夫都是超群出众的人物。她是一个天赋极高的女演员，而他是西伯利亚一处大工程的经理。玛莎温柔而富有同情心，忠实于爱情，对流言蜚语处之泰然；普什卡列夫勇敢、聪明、声势逼人，但不是为了抖威风，而是为了工作.他们的爱情是真挚的，精神上也如水乳交融。但是，他们还是经历了破裂的悲剧：玛莎回到丈夫身边去了。

玛莎向自己和普什卡列夫提出的许多(而且不是轻率的)破裂理由(有才干的人们很难彼此相处得亲密无间)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她对丈夫的怜悯，看来她丈夫离开了她简直就不会生活。不过，用什么样的天平才能衡量出被她抛弃的普什卡列夫遭到的打击呢？……大家都知道良心的准则：现实的事物必须同应有的状态一致。而要在爱情关系和家庭关系中确定应有的状态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部小说主人公的爱情没有如愿以偿，不过这场悲剧却得到了良心的补偿：使自己的感情服从于他人的感情和幸福(如果还可能有幸福的话)的人是高尚的。这是使人难以忘怀的爱情所建立的功绩。

在《永恒的城市》中，很有才干的建筑师扎维亚洛夫被妻子抛弃了。她投向了他的敌手，一个精神上十分渺小、毫无原则、但却官运亨通的野心家。出人意料的是，扎维亚洛夫创作上的成功及物质生活的优越并没有使妻子回到他身边。为什么呢？扎维亚洛夫在怀念心爱的妻子而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时，认识到了自己有负于妻子的地方。因为正是他，热衷于设计未来城市的宏伟方案而疏忽了同妻子的精神交流，而失去精神交流，爱情就凋萎了；正是他沉醉于自己高尚的创作，而听任妻子无所事事。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扎维亚洛夫如果为了挣一点外快，为了满足妻子无穷无尽的奢欲而埋葬了自己的天赋，那他又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普罗哈诺夫的这两部小说从多方面描绘了我们的同时代男女充满尖锐矛盾的精神世界，回答了我们的生活提出的新问题。从社会主义出现的时候起，道德和义务在爱情中无疑占有首要地位。无论是玛莎·戈尔舍宁娜，还是普什卡列夫和扎维亚洛夫，都因为自己尽到了生活的主要义务，享受了呕心沥血的创造性劳动的幸福而感到轻松，感到问心无愧。这就是特别为我们的时代所具有的、爱情的主要替身，也就是劳动、创造、卓有成效的活动。

对爱情的合乎科学的哲学评价只有一个：真正的爱情本身总是一种善。社会主义推崇爱情，而资本主义的本性却是与爱情为敌的。

拿破仑和叔本华的名言典型地表现了资产阶级否定爱情的两个极端。拿破仑认为爱情是一股魔鬼的力量，它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科学方面都妨碍作为征服者的男子的意志品质的发展。所以爱情是有害的，必需把爱情局限在生理范围之内。叔本华则认为人的最高潜力是属于艺术和哲学的，在他看来，生理恰恰是最令人讨厌的。爱情是每个人和全人类的敌人，因为它迫使人们象傀儡一样去生产类似自己的人……乍看起来，这两种意见似乎是不能并存的。但是，这位军事统帅粗鄙的唯物主义和这位哲学家悲观的唯心主义不过是认为爱情不配称为人的感情这种看法的正反两面。

现代资产阶级的西方对爱情的否定更进了一步，提出了爱情不可能存在的理论根据和消灭爱情的实际形式。

我们以萨特的“几种爱情方案”为例。第一个方案是“暴虐狂方案”，它的前提是“我”征服“对方”，使对方丧失自由。第二个方案是“受虐狂方案”，它表现了相反的意向，用放弃“我”的办法来取悦于“对方”。但是，由于萨特认为自由是不能剥夺的(人“注定要拥有自由”)，因此这两个方案都是站不住脚的……存在主义根据人生来就是自由的这个前提，宣称爱情是不可能有的。然而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在社会不平等的条件下，正是爱情作为对另一个人的“占有”导致了爱情自身在实际上完全被消灭了。

把资产阶级社会中失掉信心的年轻人和不太年轻的人卷入旋涡的现代“性革命”，也就是退回到群婚时代，不过是试图在埋葬爱情的时候为它唱一曲挽歌而已。但是，埋葬爱情就意味着埋葬人类。西欧和美洲的现实主义文学塑造了许多崇高的、真挚的男女之爱的形象，他们不顾一切地、虽然只是短时间地为摧毁设置在爱情之路上的陷阱和障碍而挣扎(弗里什、海塞、马奎斯、怀尔德等人)。

社会主义并不是费尔巴哈式或者托尔斯泰式的博爱的天国，也不把男女之爱奉为至尊，推崇膜拜。能不能把那种狭隘的、满足于自身的爱情看做是真正的爱情呢？这只是爱情刚产生时的一个短暂而必要的时刻。如果爱情排挤了最高的利益，它就可能变成一种丧失了爱情的尊严的轻佻的感情。

妇女比男子更多地遭受爱情不自由的痛苦。在对抗性的社会中，按赫尔岑的说法，妇女实际上是被驱赶进爱情中去的。但是，仅仅指出这个事实不够。马克思说过，把妇女看成是猎获物，是供社会淫乐的仆役，这表明人类自身处于不断的退化之中。所以，必需强调指出：过去谈论得很多，而且在华西列夫的这本书里也谈得相当多的妇女解放问题，其解决办法不能只限于规定男女在家庭、劳动、政治、科学、艺术及所有其它活动中享有法律的和实际的平等权利。从最高的含义上说，这是所有的人，也包括男子在内的社会解放问题，是在人身上培养人性的问题。

社会主义并没有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文学、戏剧、电影、电视、新闻经常指出那些亟待解决的尖锐冲突。因为即使是实际上的平等，如果被理解得简单而庸俗，也会变成对妇女的不平等，因为妇女在体力上弱于男子。列宁曾经指出过，要求男女平等并不是说在劳动生产率、劳动强度、劳动时间长度、劳动条件等等方面向妇女提出同样的要求。但是，在这些方面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在个人生活中，在千百年来的心理偏见和残余的范围中要容易一些。

爱情是容不得不平等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出现种种妥协。许多男子“看不起”妇女，“慷慨地”把家务中大部分繁重劳动和教育子女推给妇女，这种习惯应该遭到谴责。但是，真心相爱又能够忍让的妇女往往甘愿受剥削，而且从中感到一种特殊的乐趣，——这表明心理上的残余在妇女的意识中也是存在的。在法律上平等的条件下，实际的平等有时也会变成女权至上的奇怪现象——不劳动的、任性的、娇滴滴的妇女在家中主宰一切，剥削着丈夫……一般说来，妇女应该在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在劳动的职业分工的各个部门中占据同她的才干和天性相适应的位置，使得女性的温柔和体贴能够创造那种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准则的精神气氛。

华西列夫的这本书中没有专门探讨政治因素和世界观因素在爱情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不过，从前的文学，特别是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对于被争取社会自由的斗争所激励的爱情做了艺术上的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卡拉维洛夫的《是命运的过错吗？》、伏尼契的《牛虻》等)。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苏联文学中，马雅可夫斯基和巴格里茨基的诗，肖洛霍夫、列昂诺夫、尼古拉·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散文作品都深刻地揭示了爱情和政治的联系。第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描写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小说和影片更充实了这个题目。

如果社会目标不同，政治观点、世界观、审美观和道德观不一致(往往反映为习惯和情趣上的差别)，男女之间的爱情就会受到损害，不够完整，甚至根本无法存在。

爱情的本质要求男女之间有自由的同志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痛苦的过程。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只有在它高度发展时，才有可能被正确地认识，而爱情的历史发展过程距这一点还很遥远。但是在考察爱情地位提高的现代趋势时，我们不妨假设性地探索它的深刻本质。

虽然爱情不能和肉体的欲望分开，虽然爱情要求结婚和建立家庭，而且产生感激之情，虽然随着爱情必然产生义务感，但是无论是肉欲还是婚姻，无论是感激之情还是义务感，其本身还都不是爱情。在上述所有的场合中，爱情都有屈从于清醒的、谨慎的打算的危险。作为肉体和精神欲望的和谐的爱情，按乌赫托姆斯基的说法，其本身是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转到关怀另一个人，目的是使相爱双方的内心世界变得高尚，变得纯洁。这对社会是至关重要的。无所顾忌的互爱不仅能克服自私心理、误入歧途和残忍凶暴，甚至能挽救犯罪分子。爱情本身的完美可以反衬出环境的不完美，从而激起改变环境的愿望。爱情不单单是一种情感，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活动。

对爱情的审美观不应局限于一个人的外在美，限于容貌美丽。把爱情狭隘地归结为对人的自然主义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外貌的完美无缺只有和精神的完美溶为一体时，才是真正的美。如果外在的美和灵魂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外在美本身对爱情就有致命的危险。因为它是虚假的，它不能给予人它应该给予的东西，它导致爱情中的疯狂、奴役和丧失人性。在世界文学中，最有说服力的艺术抉择大约要算《战争与和平》中在上流社会的美女艾伦和并不漂亮的公爵小姐玛丽亚之间的抉择了。艾伦的冷酷和堕落令人痛恶，而玛丽亚的真挚激情却使她并不吸引人的外貌透出了真正的人的完美。

按马克思的说法，审美观的出发点是劳动。人在劳动过程中，也按照美的规律改变着世界，这就是说，不单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程度，而且按其他的尺度改变着世界；人用自己的行动使环境更趋完善、更为协调，同时也就使自身更为完美。爱情的实质也是一种美感的创造性活动，而且每一次表现都具有个人的创造性活动，是不会重复的独特的创造性活动。相爱双方的互相补充和互相完善使他们更能互相体谅，使他们能够自由自在地翱翔于日常琐事之上。无怪乎艺术和爱情被认为是一种两位一体。契诃夫说过，爱情告诉每个人，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爱情的直觉—文艺透视揭示出爱情的本质——按某个异性的尺度来完善自己。所以，这就是爱情最深刻的规律，这些规律掩藏在相爱双方在劳动的目的性、智力、道德准则和习惯、健康和体力的协调一致等方面艰难的，甚至是矛盾的相互完善过程之中。

爱情的理想整个说来都是审美方面的。这里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和它自己的辩证法。要想在某一个人身上找到绝对的完美无缺自然是徒劳的，因为取代心灵激情的清醒理智同爱情的本质是互相对立的。具有一切优点的全面发展的人至少在目前是并不存在的。但是真正的爱情是一种榜样，一种社会珍品，因为在相爱双方实际体现的相对不完全之中掩藏着某种绝对的东西，高于一般水准的东西。爱情既是目的又不是目的这种微妙的辩证法构成了爱情富有成果的矛盾：对某一个人的爱越是深刻，越是积极，越是丰满，那么经过这个人而对其余的人的爱也就越富有活力，越加可靠。不论爱情会受到什么样的考验，不论理想的爱情在今天看来还是多么抽象，爱情发展的主要历史趋势就是这样的。

摆脱了一切不平等和压迫的爱情，可以充分表露的无拘无束的爱情，这是只有未来的人才能享受到的。正如马克思精确地指出的那样，受制于粗糙的实际需要的感情只有极其有限的意义。因此，爱情的自由也是处于物质生产的彼岸。这自然不是说人的物质需求将会消失，而是说这些需求将成为高级的精神需求及其实现的基础。使当代人获得哪怕是短暂的最高幸福和博爱的爱情，是将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原型。

在关于爱情和友谊的陈词滥调里，常常提出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会有什么，又不会有什么。要替未来的人们规定生活形式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从现代趋势来看，认为爱情的自由就是无休无止的更换恋人，这种观点是大成问题的。叶甫图申科的长篇小说《产浆果的地方》(一九八一)中的主人公、地质学家科洛梅采夫认为自己有权同许多女人亲近又“跨过”她们，而毫不考虑其后果。但是，读者一旦认识到科洛梅采夫的两重性，他在事业上勇于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就完全不足以为他的唐璜作风辩解。我们的时代有广阔而又丰富的社会联系，其中包括同其他民族的联系，这就使现代人比从前更容易找到一个意中人。在一个人身上反映出整个人类的海洋，而爱情中的精细算计又被高度的理性所取代，这就使我们可以指望，永恒的爱情——不是对另一方的控制和占有，而是真正的爱情——不是文学和艺术的虚构，而是可以实现的人类理想。在我们看来，这条道路上的最大困难是丢掉和获得男女之间的精神上的平等。

爱情中的二律背反，这不单单是意识上的范畴，而且是表现在其中的爱情的实际“割裂”。克服了生理方面和社会方面、感情方面和义务方面的对抗性对立，就可以使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这种二律背反变成一种推动进步的矛盾。但是，有矛盾的地方，就存在着本质，存在着规律。哲学归根到底应该研究爱情，不过应该把爱情看作一种最难于分析综合的对象。

爱情和人性是同义语，所以爱情的秘密也就是人的一般秘密。我们和《爱》一书的作者瓦西列夫一样，只是指出某些常见的普遍特征，而不企求发现爱情规律层次繁多的体系。我们只是想指出，这些规律确实存在。

①罗马诗人奥维德所编的古弗里吉亚故事中的人物，其特点是模范的夫妻生活，亲切善良。——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