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

读丹皮尔的《科学史》

今天，在人类精神文化的各领域中，科学已获得了无可争辩的辉煌成功，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心灵。对于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无论人们欢呼雀跃也好，戚戚忧虑也好，科学仍然按照自身的逻辑在无情推进。

尽管如此，但倘若要问，科学缘何而起？真正的实验科学始于何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科学在自己的生命史上，有过什么歧路和大道？它在各历史时期表现为何种典型形态？它与哲学、宗教的关系如何？它的本性究竟是什么？……对这些问题：很多人恐怕还并不清楚。由于这些原因，世界往往陷入蔑视科学或科学迷信这两个极端。因此，以历史的眼光回溯科学，以哲学的深度分析科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这在科学浪潮奔腾澎湃的今天，已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了。

商务印书馆近年来出版的W·C·丹皮尔的《科学史》，是西方流行多年的一本科学史籍，与其他同类史书比较，它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作为一位科学史家，作者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和哲学素养，从而使此书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而不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科学史材料的堆砌。通观全书，看得出作者对以下观点是有明确意识的：科学本身所处理的，是可重复、有规律的普遍性事实；而科学史处理的，则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独特历程。有鉴于此，历史感是至关重要的。

从旧石器时代到古希腊、罗马，从中世纪经院哲学、炼金术到文艺复兴，从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顿力学，从十九世纪原子论、进化论的全面推进到本世纪相对论、量子力学、遗传学、宇宙学……的辉煌进展，这是一部交织着失败与成功、苦汗与热泪，甚至鲜血与生命的历史。在作者急促的叙述节奏之间，穿插着宁静的思索和力求客观的评价，令人隐隐感到在事件背后历史波涛的汹涌。

当然，作者的科学观并不是没有可商榷的余地的，例如书中的新实在论色彩就是其一。但作者的慎重之处在于，他把科学史上的每一种理论都放进历史的环境中去比较、评价，同时，又从现代的角度加以再考察。作者坦率地表明自己的科学史观和科学哲学倾向，并从这些观点去透视科学史上的大事。应当说，这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并不令人有矫饰和强制之感；同时，也便于读者针对这些看法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

一

作者在对科学的发展进行历史考察之际，并未把科学孤立起来，而是始终把它与其他的文化及社会因素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这是此书有别于其他科学史籍的一个主要特色。

在历史上，科学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是怎样从其他文化领域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以后，它又与这些领域发生了什么样的交互作用？它们之间经历了怎样一场“悲欢离合”的故事？这些恐怕是有志于科学与哲学研究的人不能不了解的。

现代物理学基石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薛定谔指出：“有一种错误倾向，认为科学是和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脉络毫无关系的。其实不然，从科学发展史知道，哪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深奥的难于掌握的，离开了整个人类的文化脉络也都是毫无意义的。”(转引自《普里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第217页)在西方精神文化的各领域中，与科学关系最深者当首推哲学。且不说古希腊自然哲学时代，这两者本是一体，谈不上存在近代意义上的独立的自然科学；即使在文艺复兴时代，科学也还没有完全从哲学母体中分化出来；甚至在近代实验科学业已诞生、独立门户后，双方也还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哲学一直在以各种方式对科学的进展作出敏锐的或明或暗的反应。

在明的一面，我们常常看到某一科学理论的创立在哲学界引起的巨大而深远的反响。事实上，历史上某些科学学说与某些哲学流派的对应关系是屡见不鲜的：牛顿力学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百科全书派)的对应关系，牛顿力学对康德哲学的影响；达尔文进化论与海克尔的一元进化论、斯宾塞的综合进化论、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杜威的实用主义等的对应关系都是明显的例证。这些，可以说是对科学的正方向反应。

在暗的一面，作为负方向的反应，每当科学的浪潮似乎要淹没一切的时候，也常常会在哲学界涌出一脉对抗科学的或非理性主义的狂潮。远的且不说，近现代的黑格尔主义、唯意志主义、人格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本书较为详尽地阐述了历史上科学与哲学最大的一次对立——黑格尔哲学时期。作者抨击了黑格尔派用纯思辨的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否定和取代实验科学的企图，指出这实质上是历史的倒退，叙述了科学家对它的正当抵制，论证了它不可避免的惨败命运。然后，作者又扭转笔锋，论述了科学与哲学的这次大分裂对科学家心理上的有害影响。作为对黑格尔独断论的反动，整个哲学领域遭到非难，科学陷入经验论的、非哲学的(实质上是非辩证法的)精神状况。恶果之一，就是几乎整个科学界对上世纪末叶正在酝酿的科学革命几乎毫无心理准备和理论准备。只是到了后来，经过爱因斯坦、玻尔及其他科学家的非凡努力，科学与哲学在实际上才重新携起手。从而，此书就这样全过程地展示了科学与哲学合——分——合的曲折历程。

实质上，无论正的或负的反应，都清楚地表明，近代以来，哲学与科学已不能单独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上了，它们各自的形态，与对方的成就息息相关。

作者在谈到柏拉图主义对科学精神的阻遏作用时指出：“不管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柏拉图的理念说包含多少真理，促成这种理论的心理态度却是不适合于促进实验科学的事业的。”(第74页)因为柏拉图“严厉地非难实验是渎神的，是下流的机械技术。”(第67页)在理论上、在心理态度上，柏拉图都是蔑视现象、推崇理念的。在方法上，他片面而极端地推崇数学式的演绎法。他把理性悬于崇高的天国里，对凡世间的经验丝毫不肯俯就。作者认为希腊精神最终由柏拉图主义(而不是早期自然哲学)作代表，这是科学的不幸。

诚然，如果就近代科学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经验主义方面，即用实验和观察向自然提问，强迫自然回答，让经验成为判决科学的最高权威——而言，应当说，作者对柏拉图的看法是极有见地的。但是，为作者所忽略了的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为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现象寻找一个稳固的理想的本原，与科学家寻求某种对现象普遍适用的、统一的、根本的理论模型(或不变量)，是如出一辙的。事实上，柏拉图主义，作为西方思想传统的重要来源，仍然长久地塑造了近代科学的根本模式，影响了科学寻求统一理论的心理态度和信念。同时，柏拉图对数学的极度推崇，也确立了科学的标准模式。到了现代，这种数学化的倾向甚至被进一步强化了，爱因斯坦、狄拉克、海森堡等就是典型的例子。

笔者以为，指出为作者忽略了的这些点是有必要的。

作者在论及各文化领域与科学的孕育、诞生、发展的关系时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三个学术发展最惊人的时期：即希腊的极盛期、文艺复兴时期与我们这个世纪。这三个时期都是地理上经济上发展的时期，因而也是财富增多及过闲暇生活的机会增多的时期。”(第160页)

考察这三个时期与科学的关系，我们不难看出：

一、古希腊时代是科学孕育期。这时数学的逻辑体系业已确立，同时，还奠立了以后为科学所十分熟悉的一整套思维方式、推理模型和基本的数学方法。即是说，在这一文明中，科学的种子已经播下了。

二、文艺复兴以后，近代实验科学正式诞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文艺复兴的狂飚中，古希腊学术的唯理论因素添加进了经验论的因素，同时，教会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第一次遭到怀疑。在仍然着重演绎推理的同时也强调了观察与实验的极端必要性，这就是说，理性与经验这两翼使近代科学得以起飞。

三、本世纪，科学已臻成熟。它的触角广泛伸展，以至竟无禁区。它已成了压倒一切的文化现象，成了当代的象征。

显然，这三个学术繁荣时期与科学的关系都是密切的。除经济、地理、财富、闲暇这些共同条件以外，我们还可看出一个极为显著的共同的精神特征，即在西方文化的希腊因素、犹太因素和基督教因素这三者之中，以上三个繁荣时期是希腊式的文化和心理传统占据相对重要地位的时期。在这种精神气氛中，强调在科学问题上兼收并蓄、学术自由、扫除禁忌、宽容争鸣的学术风气，从而创造了繁荣学术的基本条件，而这是在基督教文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如中世纪)所不能比拟的。

众所周知，宗教与科学进展常不相容，后者在历史上被视为异端而遭扼杀的事例也所在多是。但这里要指出的是，在欧洲，即使是在基督教文化的氛围中培养起来的心理态度也并非完全不利于科学，作者的别具慧眼处正在于此。事实上，希腊精神的精髓——唯理主义，通过新柏拉图主义者输入到基督教，进而影响了经院哲学。于是，历史的逻辑就遵循如下途径展开：经院哲学为自己造就了一个强有力的掘墓者——理性。因为，理性一旦彻底觉醒，转而同经验结婚，经院哲学的末日也就来临了。这就如作者对早期的科学启蒙者评论的：“经院哲学训练了他们，结果反叫这些人把它摧毁。”(第154页)事实的确如此；任何神学信仰，倘若它企图把自己的教义认真地诉诸理性论证，那末，它很快就会失望地发现，对神学信仰而言，这理性并非补药而是一副毒剂。

科学史的研究并非发思古之幽情，它是为了将来科学的进展对过去科学的重建和反思。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不难看出，整个西方文化的背景具备近代实验科学诞生和成长的土壤和气候。最近，我国学术界展开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的讨论，这是很有意义的。实质上，这也就是探索实验科学体系那样的文化现象何以没有在近代中国自发产生。在这个问题上，也许，丹皮尔的《科学史》能为讨论提供某种启示。

重要的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相比)呈现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它与科学精神有什么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果用能否产生近代科学体系作为标准来衡量，那末作为东方文明的中华文化的传统是否有某些不足之处？具体地说，在文化的特质上，是自然主义还是伦理中心？是不计利害、纯粹求知还是以利益、技巧为中心？是逻辑体系式的推理还是纷然杂陈的知识？是主客体分离还是主客体混一？是重视定量还是偏好定性？如此等等。还有，两种(或多种)古老的文明在当代条件下能否相互交融、取长补短？当代科学趋向系统、综合的潮流是否标志着科学精神之摆逐渐移向了东方文明？……所有这些问题肯定都是值得进行某种比较文化研究的，这种探索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一个曾经极为灿烂的古老文化对自己的传统特质和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对照其他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无疑，对自己的复兴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在近代中国，虽然，类似的问题自康有为、梁启超开始就有不少仁人志士在探索了，也获得了不少有意义的成果，但是距离普遍公认的、深刻独到的答案应当说还比较远。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我们民族的这代人肩上。

二

书中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作者对科学本性的看法。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思想中新实在论的烙印。

作为基本点，作者是承认“外在实在”的客观存在的。但是在他看来，科学不过是人类心智构造的一个前后一致的模型而已，它并不就是实在。科学的各个要素之间处于一定的逻辑关系之中；实在的各个部分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两种关系是同构的。虽然，关于实在本身，我们不能说什么；但实在各部分间的关系，可以借科学而推知。

顺理成章地，作者论述了机械论、决定论等哲学观念在科学方面的心理来源。他认为，这完全是由于观察和研究自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所致。他说：“科学从现象世界形成抽象，并制定出本身含有逻辑含义的概念。因此，在概念和一切可能而正确的推论之间，有一条不可打破的链锁。从力学的立足点看来，自然界不可避免的是机械的；而从任何抽象的与逻辑的科学的立足点看来，它是决定论的。但还有一些其他立足点，精确科学无法达到。”(第623页)

当然，没有一门科学能够展示全部实在，各门科学都从自己的侧面去揣摸实在。但实在具有无穷多侧面，因而，穷尽是不可能的。

只要深入考察科学及其在历史上的演化，我们就不得不拒绝来自两个方面的极端立场：一方面是蔑视科学，认为科学不过是对现象的一种组织，它的本性是功利主义和现象主义的，与实在毫不相关。同时，科学对人生更为深刻的内在经验也无法触及，因而，它在人类精神的领域中并不占据高贵的地位；另一方面，极端推崇科学，视科学所反映的为终极实在，除科学以外，其他一切文化现象均毫无意义，把科学在实践上的成功视为科学即自然之镜的充分证据。这也就是前面谈到过的科学迷信。事实上，倘以科学的眼光审视科学，则科学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科学迷信与蔑视科学，本质上都是非科学的。

应当承认，从实践的观点看来，在人类精神所探索的各个领域中，没有一门获得了如科学这样的成功，也没有任何一桩文化现象能同科学一样，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能够如此心心相印，深深契合。但是，正如科学的历史所表明的，科学并不就是实在。对此，只需深入思索一下科学理论在历史上发生的一次次根本性变革，就可明确无误地看出。同时，我们也应承认，其他文化领域也在以自己独特的、与科学不同的方式与自然进行着有成效的对话。这些侧面既是人类需要的，也是科学无法填补的。

《科学史》并没有受这两种极端观点的诱惑。作者以自己敏锐的判断力拒绝了非理性主义的浪潮和素朴实在论的常识观点，并预见了机械论、决定论的衰落。平心而论，就他认为科学并不表征终极实在这一点，就他反对把宗教与科学混杂起来，从而用教义限制科学探索这一点，就他认为在各精神文化领域中，科学是人类心灵最伟大的胜利这一点，我们同作者都是有共鸣的。但是，若论及感觉经验究竟是关于实在的通道还是鸿沟，我们就不能不同作者分道扬镳了。

诚然，如作者所说，没有一门科学能展示全部实在，但我们还要说，也没有一门科学是使我们同实在隔离的。事实上，即如作者，也承认实在的每一侧面是可以用科学来描绘的。这一过程，倘若无限累积递进，我们不难看出，科学是在导引我们一步步进入实在，虽然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它。

三

从体例、结构来看，此书也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它按纵横两条线双向展开，不象一般科学史，按编年史顺序单向递进，容易把重要的里程碑淹没在史料的汪洋里。此书的纵线，以科学史上几个大历史时代为纲：古代世界、中世纪、文艺复兴、牛顿时代、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当代、展望。作者把大部笔墨用在了近代以来的发展之中。在每一个大历史时代中，它按横向展开：数学、力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等，各个学科，均有述及，条分缕析，眉目清楚，而每一时代章节末尾则综述科学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这样，有主有从，有详有略，纵横交织，概貌清晰，为读者勾勒出了一幅人类精神向自然探险的瑰丽壮观的立体图景。

可惜的是，限于作者的写作年代，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学进展此书基本上未能涉及。而战后迄今这几十年在科学史上正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知识大爆炸时期，一个新的综合正在酝酿、成熟，各学科间的鸿沟正渐趋消失，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时代。因此，未能囊括这个大时代，不能不是一桩遗憾。此外，没有更多地涉及东方的科技成就，这也是憾事之一。当然，这与作者的科学观及眼界是不无关系的。

对于专业科学工作者，此书当然不能代替本专业的发展史，但是，除了专业史外，他们涉猎这种综合的科学史还是很有必要的。它使人越出本专业狭隘范围之外，时刻意识到本专业所由诞生的母体学科及本专业与其他学科的血肉联系，视野开阔，思维敏捷，从而激发创造力。

追踪科学的足迹，使我们不由想起马克思的一段名言：“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恩全集》，第八卷，第121页)确实，读完《科学史》，掩卷沉思，我们脑海中还留下了科学在其孕育、诞生和成长的过程中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以及科学同这些条件的交融、纠葛和纷争。这是一部惊心动魄的人类心智的探险史，一部可歌可泣的人类对命运的奋斗史，一部作为自然的奴隶的人逐渐成为它的主人的转化史。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从涓涓细流汇合成了汪洋大海；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体验到了它那难以言喻的巨大力量，体验到科学的历史运动的惯性所指的方向，从而，使我们得以沿袭这一方向，继续谱写科学历史的新篇章。

(《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英〕W·C·丹皮尔著，李珩译，张今校，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九年第二次印刷，〔精〕2.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