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冬 协光

引子

一九八0年夏，浙江黄岩。

这桔乡小镇的一角有一座山丘。山丘上安葬着在解放一江山岛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们。

每到傍晚，浓重的暮色便笼罩了这里的一切：瑟瑟的松柏，冰冷的墓碑，长眠的灵魂。

这里很寂静，不常有人来。可能是因为那个时代太久远了，也可能因为革命传统教育“已不时兴”。如今的人们按着自己的方式生活着，思维着，喜怒哀乐着，淡忘了这沉寂的角落。

然而有一个大学生，却在这年暑假探望亲友的时候，两次来到这里，从每一座碑前走过，细心读着每一篇碑文。没有人来打扰他，只有地上的心和地下的心的呼应。

他不寻找谁，这里没有他的一个亲人，只是一种内心的感情驱使他到这里。对于他，这地方仍然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这力量召唤着他，召唤着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在他看来，“责任感”这三个字不是随便其它什么特征可以代替的。发牢骚、看不惯，甚至凭良心做人，都还不是责任感。责任感，它要求你面对祖国——富饶而又贫穷，强大而又软弱的祖国，自问：中国是属于谁的？人民的。我们的。我的。那么，你就要象在这里长眠的先烈们那样，为了……去行动，去献身，去牺牲！

这三个字，也许就是我们对本文主人翁精神世界的一个概括。

痛苦，无法表白，但决不动摇

曹杰是在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二年，考入杭州大学政治系的。这一年他二十四岁。

都说他们是“命运的宠儿”，这点不假。富有现代感，独立不羁，神气十足，这是他们通常被勾勒出的形象。但曹杰似乎不大具有这种气质。

他并不强干，相当温和；他大度，但过于内向。对待同学，曹杰是属于那种恨不得把全部热忱都贡献出来的人。刚入校时，他一次一次地给初来杭州的同学当向导，带他们上街。唯恐说不清楚，还画了路线，图。他当学习委员，遇到发学习资料时，谁要轮上本边角破损的，得嚷嚷老半天。曹杰让别人挑，他留最差的一本，如果谁的缺页少页，他就和人家的换。他赢得了同学。入学不久，也就是大家才刚刚熟悉，曹杰就被选为班里的团支部书记。

七十年代末，按一些大学生的话来说，是“新思潮迭起”的时代。大学生们的思想异常敏感、活跃，充满了否定精神。

上课，一位老教师讲宗教哲学，深有感慨地说：“根据我的体会，马克思对宗教本质的论述是千真万确的。”底下哄的一声笑了。哈，老头子真背时，什么时候了，还说“千真万确”。

有人在校园贴出大海报：人就是自由，他人就是地狱！请了解一下萨特的存在主义吧。明天下午三时在大操场，主讲人×××，风度翩翩，才华横溢……

宿舍里经常争论“爆炸性”的问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中国政权的建立符合巴黎公社的原则吗？

曹杰虽然被有的同学划归为“正统派”，又是班干部，但同宿舍的人并不回避他，因为知道他不会去打小报告。是的，他决不去打小报告，但也决不会保持沉默。他很少这样激动过，脸争得通红。他说，不正之风、社会弊病是很严重，但从整体上看，党是为人民大众办事情的。我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不能动摇！

一连串更尖锐，连理论家都难以回答的问题向曹杰攻来。有人起哄：“哈，输了！输了!”“没输！”曹杰

大吼：“我们的党要是不行，就不会有今天的转变!”

曹杰走了，他感到了背后注视的目光。那目光的含义是清楚的：哼，正统派，老一套，唱高调。使他痛苦的还不在于“正统派”成了没有自己的思想，跟着上面的调子转的代名词，还另有一层更深的含义：心里并不一定真这么想，嘴上可要这么说。也许是为了某种目的吧，或者为了得到领导的好感，或者为了入党，或者，为了尚还遥远、却决定命运的毕业分配……

曹杰是这样的人吗？绝不是。因而他就更痛苦——这是任何表白都无济于事，只能埋在心底的痛苦。

曹杰忘不了自己是怎样花了代价，不顾一切地要上这所大学，读这个政治系的。

他在农村插队近三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推荐到杭州无线电工业学校，可以说从此结束了他不幸的遭遇和艰苦的生活。真是回首梦一场，迈步是天堂。在人们看来，他完全应该把往事忘掉，痛痛快快洗个澡，让精神松弛下来，永远守住西湖。

不，往事是忘不掉的。他没有让精神松弛，而是在更深沉地思考。他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用来读马列主义的书，他想弄清楚“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来，他被分配到杭州磁记录设备厂，这是一家条件、设备都堪称上等的工厂。而他一入厂便立下志愿，上文科大学，攻读马列。在一次全厂“批邓”大会上，他起身退场，震惊了四座。事后领导把他找去，他回答：“邓小平不是保留着党籍么？既然是党员，怎么能喊打倒？”真聪明，他获“无罪释放”。但他心里清楚，那些人提出的批“唯生产力论”，以及所谓“全面专政”的理论，他还没有能力驳倒。他不缺乏辨别是非的直觉，不缺乏正义感，但他缺乏厚实的理论底子。

他终于得到了学习机会。一九七七年，他高考成绩在录取分数线以上。他在报考志愿的表格上填了清一色的政治、国际共运史、哲学、国际政治等系和专业。招生办通知他：鉴于他学过理工，请他改报理工专业后再考虑录取。曹杰笑笑：“如果这样，我宁可不被录取。”他放弃了这次机会，第二年继续报考，终于如愿以偿。

真少见他这样痴心入迷想学政治理论的。多少人劝他：一加一永远等于二，这数学规律以铁的意志存在着，明明白白。而政治谁搞得清？就说曹杰你吧，你的父亲，你的一家，被“政治”害得还不够苦吗？你还要去学它，花四年的时间专门学！

就是从最实际的考虑出发，也该三思而后行。

上大学学知识、干四化固然不假，但它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改变自己的环境和社会地位。而你有这个需要吗？如要文凭，工厂大专班的门向你敞开着。能搞技术就是最好的天时，守住杭州就是最大的地利，你到底还要什么呢？上大学四年不拿工资，损失是三千元—一三百张“大团结”啊！这个暂且不计较，将来的分配就不考虑了吗？万一分到穷乡僻壤，永远离开了杭州，一个人在那里度过一辈子，到老到死吗？多少城里人因此望高等学府而踌躇、却步！

向曹杰解释生活清苦、远离他乡是怎么回事，是没有必要的。这些他全清楚，他都前前后后地考虑过了。他决不轻视理工，只是人各有志；他并不拒绝舒适，只是在他看来，实现对真理的追求高于其它一切。

曹杰就是这样进了大学。

宿舍里那几次激烈的争论之后，曹杰因那种难言的压力有些沉默。一次和班上的一个同学闲谈，双方诚心相见，话题渐渐严肃起来。当交谈进入到什么是自己生活和奋斗的精神支柱时，曹杰激动了：“也许我个人的才能很有限，但在主观上我是力求自己尽最大力气，为哺育我成长的人民踏实工作的。……我时常感到在自己身后那种注视的目光。如果不要我说话，我可以不讲，但是如果要我讲的话，我的回答还是赤裸裸的那句话，我就是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浙江日报》向他约稿，请他谈谈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不能推卸的责任，不应该怕讥讽而沉默，于是就写了，真当回事儿写，写了三四稿之多。先是写在无格白纸上，然后用红钢笔修改，红箭头、红圈圈、红道道，布满字里行间。

文章发表后，曹杰收到一些素不相识的青年的来信，向他提出一些问题，请他回答。当时正值酷夏，正是期末考试的关头。曹杰也在抓紧复习功课，但这几封信他怎么也放不下。他总感到有一种责任，别人在请求帮助，他是大学生，学马列主义的，他就不能这么安安稳稳地坐着。这大概已经融成了他性格的一部分。

他接信的当晚就复了一封长达六千多字的信。和写那篇文章一样，先打草稿，再用红笔修改，最后誊清。以后的近三十封信、近四万字全部是这样写出来的。暑假回到嘉兴，他带着信接着回复。他危坐桌前，汗流浃背，扇着扇子写，直熬到深夜。他一遍一遍地向青年讲自己对社会的认识，也把自己所走过的人生之路，无保留地告诉了对方。是呵，一个“正统派”，就把那血和泪，那丰富的感情，那坎坷生活的磨练，都一笔勾销了吗？

人世间，是艰辛和耻辱，也是财富

曹杰的父母都是山东人，四十年代参加革命，后来南下到了嘉兴。曹杰和兄妹们就生长在南湖之畔。

曹杰从小就如醉如痴地崇拜先烈，向往打仗、乃至英勇牺牲。他曾跑到路灯底下，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红旗飘飘》。他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机会，那年他才十二岁，和另外两个比他略大的同学一商量，决定步行串联到北京，好象那不是三千里，而是三百里。热血已经沸腾，阻是阻不住了。能不能走到？能，反正走呗，只管走。于是，曹杰翻开了他少年时代富有神奇、悲壮色彩的一页，接受了生活奉献给他的第一笔财富。

他挎上个小书包，戴顶棉帽子，背上个小行李卷，上路了。他们为自己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路线。在这条路线上，他们找到了刘老庄——这里发生过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一九四三年，八路军某连八十二名战士，为了掩护村里的老百姓，抗击日寇，全部壮烈牺牲，无一生还。他们还凭吊了当年消灭敌七十四师的战场——孟良崮。瞻仰了王杰同志的墓碑……

有谁是在十二岁的时候，靠自己的双腿纵贯大半个中国？从长江到黄河，从江南的小桥流水到华北的一马平川，无不向他展示着一幅幅社会生活的画面：低矮的泥屋，贫瘠的土地，田间耕作的农民……他们一路艰辛：啃煎饼、喝棒子面糊、睡稻草、三人合盖一条被子，辗转五十多天，终于步行到了北京。

生活奉献给他的第二笔财富是贫困和耻辱。

父亲死了。怎么死的？永远无法水落石出。是被批斗毒打后关在放农药的仓库里，第二天发现吊在墙上一颗三寸长的钉子上的。母亲哭得几乎昏过去，随后又被打成“反革命”，被迫扔下孩子进了“学习班”。

曹杰在家不是老大，而妈妈临走前却把生活费全部交给了他，因为他更懂事、更坚忍。他才十三四岁，却要管起一个平均每人每月十元钱生活费的五口之家。他应该系着红领巾，到南湖之畔欢歌笑舞，而他却在一本正经地宣布：今天买菜不能超过三角钱。他应该到书声琅琅的校园去读书，而他却在往帐本上记录可怜的开支，算计着如何不花超！

为了开辟生路，曹杰和哥哥想了各种办法，包括挖野菜。妹妹望着野菜发愣，说：“妈妈那个时候就吃野菜，现在我们还吃。”这种对比实在太尖锐，曹杰他怎能回答？可他回答了，他说：“不好这样比的，妈妈那个时候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们现在还有下顿。”真是可悲可泣的赤子之心呵！信念已经被挤到一个角落里，他用身子守护着。现实逼着他往后退，退，直退得无路可走，但那信念还在他瘦小身躯的保护之下。

然而他还能坚持多久呢？

妹妹窈窕、俊俏，公认是个舞蹈演员的好材料。南京军区文工团招生的同志无不惋惜：“你父亲的问题……”妹妹跑回家蒙着被子就哭，哭成了泪人。曹杰安慰她，让她别灰心。几天后，曹杰听说军垦兵团来招人，跑去报名。结果可想而知，他也哭了，抱头痛哭。这回轮到哥哥来安慰他：“我不知道你也去报名了，其实我上午已经去过了。”三个孩子，各不相告，偷偷跑出去寻求自己的理想，结果都碰得头破血流，惨败而归。

曹杰下乡插队去了。

他紧紧闭锁着自己的内心。他很能吃苦，独自守着一间空荡荡的公房，吃了一个星期的酱油汤拌饭。下地耘田，八个知识青年只有他一个人去。耘田是要双脚跪在水田里的，他不得要领，深陷在泥里，实在挪不动啦，泥糊住了呀，他就爬起来，向前跪下去，再爬起来……他就这么过来了，没有谁听见他唉声叹气。不管是母亲、弟妹还是同学问他：“怎么样？”“苦吗？”他都是那两个字：“还好。”他就是这样的人，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嘴上还说“还好”。

他瘦了，下巴尖尖的。别人说他瘦得可怕。他此时的精神折磨并不是因为心头的创伤，而是因为他走到很多很多青年都走到过的那个关口：对待生活究竟取何种态度？生活逼他作出选择，可这不是一咬牙一跺脚就作得出来的呀。

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回忆自己的经历。一条短短的人生之路，他在脑子里又走了无数遍。今后怎么走？他在日记里写道：“让我的青春年华就这样在茫茫的平原悄悄地度过吧！”继而，他又狠狠地责备自己，“必须严厉考验自己的意志”，要“坚强挺进”，“把一切烦恼都统统抛到脑后吧！”

他到河边洗衣服，神思郁郁，一不小心掉进河里，衣裤全浸湿了。他真想大哭一场，谁理解我？谁理解我呵！

这是自尊与自卑的交战，进取与沉沦的抗争，热望与心死的搏斗！

他渐渐摆脱了孤独感——尽管这个过程非常艰苦。这是因为他愿意接近农民，一点不嫌弃他们。晚上，只要曹杰在，他的屋子就挤满了农民。大家谈天说地，没有一定的题目。一个七岁的小姑娘天天跑来帮他烧饭，邻居大婶隔长不短就端来一碗雪里蕻，大哥、大叔教他插秧、耘田、晒谷，教他在泥泞的田埂上走得稳……或许他们不过是在教他怎样生存，然而也一并教给了他对生活的坦然和乐观。

他成熟了，沉稳了，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已经从一个从小个性很强、有相当自尊心和天真单纯、十分幼稚、经不起风浪的、不知人间事的母亲的宝贝儿子的人慢慢地熟悉人间，认识了社会，并且开始踏上了社会，走向了真正的生活，而且有了一些不算小的收获。”

大地，海洋，割不断的深情

从嘉兴出来乘长途汽车大约一个小时，然后登上小船渡过一条河，再踩着狭窄的田埂走上一二里路，就到了曹杰过去插队的地方——姜村。

他如今已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大学生，按姜村有的老乡的话说：“大学一毕业，钱可不得了。”他回村来了，不是“衣锦还乡”，而是带着蚊帐、脸盆、席子和小被子，参加“双抢”劳动，搞社会调查。他没有忘记这个地方，每年暑假或春节都要回村看看，差不多每次都参加劳动。村里的老乡颇为赞许，说他“眼格不高”

曹杰拎着行李来到他常住的姜祥荣家，在堂屋用凳子搭了个竹铺，支好蚊帐，就问干什么活儿。姜祥荣说：“你地位这么高，能来就是好的了，不要劳动了。”曹杰笑笑，说一定要劳动。他在这里呆了八天，从早上五点干到晚上七点，中午也不休息。“双抢”时活儿最累，可又没有什么菜吃。姜祥荣要给他弄酒，他不让，弄点菜，也不让。而且就是等到晚上九点半，他也要等大叔回来一起吃饭，没有一顿是自己先吃的。

晚饭后到半夜十二点这一段时间，曹杰最紧张、最忙碌。他带着笔和本，到各户了解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他了解得很细：实行责任制后大伙积极性怎么样？产量增加多少？哪几家收入高了，哪几家低了，原因是什么？现有农业机械怎么利用，抽水机怎么给大伙的地浇水？生产技术上有进步吗？曹杰的本上密密麻麻地记上了一家一户的情况，包括计划生育也都了解到了。在曹杰看来，这也是知识的积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积累。作为学哲学专业的大学生，要懂得黑格尔、费尔巴哈，也应懂得老百姓关心的柴米油盐。坐在课堂里激昂慷慨，指点江山是忧国忧民；捧起农民的粗磁碗，了解党的正确的政策是怎样神话般地改变了农民的命运，也同样是忧国忧民。曹杰更喜欢后一种方式。

曹杰离开姜村的时候，把五元钱和粮票交给姜祥荣的女儿雪芳，作为八天的伙食费。雪芳趁曹杰不注意，又偷偷塞进了他随身带来的英语书里。队里给他准备了西瓜，他不要。春节回村探望时，连瓜子都不往家拿。

曹杰人走了，但他的感情还在，他感情的化身还……”妹妹跑回家蒙着被子就哭，哭成了泪人。曹杰安慰她，让她别灰心。几天后，曹杰听说军垦兵团来招人，跑去报名。结果可想而知，他也哭了，抱头痛哭。这回轮到哥哥来安慰他：“我不知道你也去报名了，其实我上午已经去过了。”三个孩子，各不相告，偷偷跑出去寻求自己的理想，结果都碰得头破血流，惨败而归。

曹杰下乡插队去了。

他紧紧闭锁着自己的内心。他很能吃苦，独自守着一间空荡荡的公房，吃了一个星期的酱油汤拌饭。下地耘田，八个知识青年只有他一个人去。耘田是要双脚跪在水田里的，他不得要领，深陷在泥里，实在挪不动啦，泥糊住了呀，他就爬起来，向前跪下去，再爬起来……他就这么过来了，没有谁听见他唉声叹气。不管是母亲、弟妹还是同学问他：“怎么样？”“苦吗？”他都是那两个字：“还好。”他就是这样的人，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嘴上还说“还好”。

他瘦了，下巴尖尖的。别人说他瘦得可怕。他此时的精神折磨并不是因为心头的创伤，而是因为他走到很多很多青年都走到过的那个关口：对待生活究竟取何种态度？生活逼他作出选择，可这不是一咬牙一跺脚就作得出来的呀。

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回忆自己的经历。一条短短的人生之路，他在脑子里又走了无数遍。今后怎么走？他在日记里写道：“让我的青春年华就这样在茫茫的平原悄悄地度过吧！”继而，他又狠狠地责备自己，“必须严厉考验自己的意志”，要“坚强挺进”，“把一切烦恼都统统抛到脑后吧！”

他到河边洗衣服，神思郁郁，一不小心掉进河里，衣裤全浸湿了。他真想大哭一场，谁理解我？谁理解我呵！

这是自尊与自卑的交战，进取与沉沦的抗争，热望与心死的搏斗！

他渐渐摆脱了孤独感——尽管这个过程非常艰苦。这是因为他愿意接近农民，一点不嫌弃他们。晚上，只要曹杰在，他的屋子就挤满了农民。大家谈天说地，没有一定的题目。一个七岁的小姑娘天天跑来帮他烧饭，邻居大婶隔长不短就端来一碗雪里蕻，大哥、大叔教他插秧、耘田、晒谷，教他在泥泞的田埂上走得稳……或许他们不过是在教他怎样生存，然而也一并教给了他对生活的坦然和乐观。

他成熟了，沉稳了，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已经从一个从小个性很强、有相当自尊心和天真单纯、十分幼稚、经不起风浪的、不知人间事的母亲的宝贝儿子的人慢慢地熟悉人间，认识了社会，并且开始踏上了社会，走向了真正的生活，而且有了一些不算小的收获。”

大地，海洋，割不断的深情

从嘉兴出来乘长途汽车大约一个小时，然后登上小船渡过一条河，再踩着狭窄的田埂走上一二里路，就到了曹杰过去插队的地方——姜村。

他如今已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大学生，按姜村有的老乡的话说：“大学一毕业，钱可不得了。”他回村来了，不是“衣锦还乡”，而是带着蚊帐、脸盆、席子和小被子，参加“双抢”劳动，搞社会调查。他没有忘记这个地方，每年暑假或春节都要回村看看，差不多每次都参加劳动。村里的老乡颇为赞许，说他“眼格不高”

曹杰拎着行李来到他常住的姜祥荣家，在堂屋用凳子搭了个竹铺，支好蚊帐，就问干什么活儿。姜祥荣说：“你地位这么高，能来就是好的了，不要劳动了。”曹杰笑笑，说一定要劳动。他在这里呆了八天，从早上五点干到晚上七点，中午也不休息。“双抢”时活儿最累，可又没有什么菜吃。姜祥荣要给他弄酒，他不让，弄点菜，也不让。而且就是等到晚上九点半，他也要等大叔回来一起吃饭，没有一顿是自己先吃的。

晚饭后到半夜十二点这一段时间，曹杰最紧张、最忙碌。他带着笔和本，到各户了解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他了解得很细：实行责任制后大伙积极性怎么样？产量增加多少？哪几家收入高了，哪几家低了，原因是什么？现有农业机械怎么利用，抽水机怎么给大伙的地浇水？生产技术上有进步吗？曹杰的本上密密麻麻地记上了一家一户的情况，包括计划生育也都了解到了。在曹杰看来，这也是知识的积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积累。作为学哲学专业的大学生，要懂得黑格尔、费尔巴哈，也应懂得老百姓关心的柴米油盐。坐在课堂里激昂慷慨，指点江山是忧国忧民；捧起农民的粗磁碗，了解党的正确的政策是怎样神话般地改变了农民的命运，也同样是忧国忧民。曹杰更喜欢后一种方式。

曹杰离开姜村的时候，把五元钱和粮票交给姜祥荣的女儿雪芳，作为八天的伙食费。雪芳趁曹杰不注意，又偷偷塞进了他随身带来的英语书里。队里给他准备了西瓜，他不要。春节回村探望时，连瓜子都不往家拿。

曹杰人走了，但他的感情还在，他感情的化身还在。时过半年，姜祥荣到公社医院去探望生病住院的爱人。一进病房便看见爱人的床头桌上放着一大堆东西：蛋糕、蛋卷、桔子、罐头。

“你猜猜看，谁送的？”爱人笑着说。

姜祥荣掰着手指头，把村里关系好的人家数了个遍，也没见爱人点头。“是曹杰呀！”爱人说，“这孩子忙得坐也没坐一下，从嘉兴赶来放下东西就走了。”

曹杰回到杭州，又把别人送给他补养身体的两袋奶粉，寄给了姜祥荣的爱人。

有的社员到嘉兴看病，无处投宿，他们就会向这在杭州的大学生请求帮助。每当这时，曹杰的母亲就会收到儿子一封诚心诚意的来信，说人家进城看病不易，吃住就在咱们家吧，一定要好好照顾，千万不可怠慢。母亲全都照儿子的话做了。

曹杰插队的时候，姜村的老乡们关心过他，照顾过他，这点他永远不忘。但他报以的深情，并不仅仅出于感激，而是他曾以一个农民的资格和姜村的老百姓共过命运，他从姜村便看到了广大的农村。尽管后来他的地位改变了，但他始终注视着这块土地，始终把老百姓的苦乐系在心头。

他怎能不报以深情——这辽阔的中国农村的大地，这深厚的人民群众的海洋！

洁志，践言，迎着无数双眼睛

曹杰对那个时刻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一九八二年初夏，这个时刻到来了。

学校开始进行毕业教育。毕业分配将决定一个人今后几十年的工作、生活和前途，为此，人们四年中都在作着努力。无庸讳言，在一些人那里，包括积极要求入党、对考试成绩的分分必争，都含有这个因素。事情是明摆着，若是省级党政机关要人，党员无疑比非党员占据更有利的条件。至于分数的重要性更是不说自明。为了避免麻烦，教师判分时尽量不在个位数上出现“9”字，诸如79分、89分等，否则当事人会缠住你据理力争，直到凑成整数为止。

七月十五日，分配去向公布了，大家的情绪一下跌了下去。浙江各地、县占了绝大多数名额，而杭州只有寥寥几个。真是生不逢时，额头不亮呀！

《毕业生登记表》发下来了，在“希望、要求及理由”一栏里，同学们谨慎地选择着词句——此刻可不是说大话的时候。

曹杰郑重地写下了如下的话：

“坚决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如果说有什么希望和要求的话，那只有一个，就是请求组织上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将我分配到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我乐意在艰苦的环境中长期磨练自己。

“理由也只有一个：无数先烈为了革命事业连自己的生命都能牺牲，我连‘苦都不能吃吗？古人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何况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呢？”

曹杰只在公开的场合表过一次态，就是那次全班的茶话会上。他尽量避免这种表态，不愿意因此而给别人造成压力。何况还有那许多不解和疑问：“现在谁还这么傻！”“唱高调谁不会！”这都不是表态所能回答的，能回答的只有行动。

倒是在私下，他向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披露了自己的初衷。他和年级党支部书记说：“我是把自己的分配与纠正党风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人指责不正之风，可是又想从不正之风中为自己捞好处，这怎么行？我不便在同学中多表态，但我确实是这样决定了的，希望你能理解我，支持我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他和妈妈说：“家在杭州的同学有牵挂。人家有困难，自然不会说很多大话。我家不在杭州，无牵无挂，到别的地方没关系。”他有意把自己的行为说得很轻松，很随便。

在一个教师家里，曹杰正和老师推心置腹地交谈。“我看你近来很瘦，身体不大好？”老师问。

这位老师是曹杰一年级时的班主任，现在不教他们了，但曹杰经常到老师家坐坐，谈谈。

曹杰和老师是说真话的。他说：“是有点不舒服。”差不多快有一年的时间了，曹杰觉得浑身无力，精神支持不住，胃口也不好，似乎已往的青春活力再难以恢复似的。

老师感到心情有些沉重，他默默地抽着烟，寻找着恰当的措词。“你要求到艰苦地方是很好的，但还是要实事求是，你不好说，我可以到系里去反映一下。”

那可不行！曹杰说什么也不让。在曹杰看来，此刻和打仗时让共产党员往前冲没有什么两样。更为重要的，他要拼尽全力，甚至用生命来实践自己的诺言。那已经不是背后注视的目光，而是迎面的无数双眼睛。如果他——全班唯一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人，在大家都如此僧恶唱高调，憎恶虚伪，认为现在已经没有谁不算计吃亏不吃亏的情况下，站出来宣布：“我身体不好，我不能去了”，那么，人们所崇尚的那种真实，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那种忘我献身的精神，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

同学们都在焦虑不安地等待。班主任一进宿舍，大家便一下围过去问个不停，总希望从老师嘴里套出点消息。班主任被缠得不耐烦了，高声说：“你们不要这样，应该向人家曹杰学习！”不知谁冒出一句：“谁不会唱高调？象他这样我也会！”屋里的空气顿时有些紧张，因为曹杰就在屋里，就躺在自己的床上。曹杰忍受了这种伤害。他头都没往这边转一下，就象根本没听见一样。

“曹杰真的被分配到丽水了！真没想到。”分配方案一公布，这便成了同学们议论的话题之一。大家服气了。丽水地区是公认最艰苦的地方。那里交通很不方便，从杭州坐长途车八九个小时才能盘山而入。有人称它是浙江的“西藏”，把分到那里比作“充军”。曹杰分到丽水，就成了全班离家最远的一个。

“这下曹杰可要后悔了。”又有人这样说。真的，曹杰不见了，没有向任何领导说明原因就擅自回嘉兴了。议论四起。过去确实发生过调子唱得很高，真分到苦地方就耍赖不去的丑事。那么曹杰呢？

此时曹杰正头疼欲裂地躺在家里，双手紧紧抱住脑壳，浑身烧热。他住院检查，但病因不明。曹杰离开杭州时分配方案还在作最后酝酿，他已经知道自己要去丽水，那么现在就绝不能让系里知道自己病了，否则领导会在最后举棋的时候感到为难，动摇让他去丽水的决心。曹杰给同宿舍的一个好友写了信，让他一定保密，并在分配方案公布后立即电报通知他。

曹杰病容未消就赶回了杭州，带着那病因不明的疑点，硬撑着把行李一件一件扛上了车。在他的行李中有一幅亲笔写的条幅：洁志、砥行、践言、永jie。这八个字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就是：

纯洁志向，磨练行为；

实践诺言，永远勤勉。

悲壮的尾声

曹杰没有留下描述他去丽水路上心情如何的文字。他的心情可能是亢奋的，也可能是复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作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可谁也不会想到，一种如它的名称一样狰狞可怕的病正在通过血液，悄悄侵蚀着他的内脏，而且已经程度很深，难以挽救了。

曹杰死于红斑狼疮。他死时年仅二十八岁，大学毕业后仅仅工作了二十八天。使人惊诧的是，他竟然早就写好了遗言，放在自己住院的床头。遗言没有注明日期，写于何日已经成了永远无法知晓的谜。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死，这个可怕的字眼曾无数次地出现在他的脑子里。而就在这时他还对妈妈说：“病好以后，最多休息一个半月就回丽水。”同学劝他把病情告诉系里，要求重新分配，他还坚决地摆手摇头，说“身体恢复后能在丽水工作。”如果他的妈妈、他的同学知道他在说这些话时，遗言就放在垂手便可拿到的地方，该是怎样地被震撼呵！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三日，在曹杰去世的前一天，妈妈发现了他的遗言：

“我笃信马列主义，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最终在全世界实现。这个信念伴随着我的生命至死不变，并且为了实现这个人类最崇高的事业，我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

“为不致有一天我突然去见马克思而来不及表达我的意愿，为此特立此嘱以作我的遗言。

“我的遗体无代价奉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以供科研、教学之用。……无以上价值，则将遗体火化，……将它埋在任何一座荒山都可，我要亲眼看着祖国的荒山变成宝山。

“如果我有一点遗物或遗产（包括我的一些书籍）什么的，一律全部交给组织，以作我生前的最后一次党费。”

读着这遗言，我们又想起了一九八0年夏，在黄岩山丘上的那一幕：一个瘦长的青年凝立碑前，在肃穆的气氛中回顾人生，扪心自问，召唤着那神圣的责任感。我们给了那一幕重重的一笔，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记住：历史是承继的。

最可以和那个年代并媲壮丽的就是今天。那个年代的先驱们以忘我、献身引为骄傲，今天的青年也决不会忘记这肩上的责任，这责任所需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