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金岱 裘之悼 陈端民

要十分注意培养青年具有开拓进取，奋发向上，为祖国为人民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理想。

——摘自胡耀邦同志1983年8月在青海的一次讲话

1

“接过先辈创业的大旗，心头燃起不灭的火炬。

我们象那杉林茁壮成长，为建设祖国把重担挑起。

四化宏图用心血描绘，理想之花靠汗水培育。

我们要为‘共青增添光彩，跟着党创建新的业绩。”

深夜12点，共青垦殖场党委书记兼场长蒋仲平经过一天的紧张工作之后，打开录音机。录音机里传来激昂的《共青场青年进行曲》，歌词还是他创作的呢！歌声驱走了劳累，他丝毫没有睡意。他骑上自行车，顺着笔直、宽阔的水泥马路欣赏着一7层的羽绒制品车间大楼，建筑面积达12,000平方米。正在施工中的新酒厂，预计1985年全部竣工，年产量将达23,500吨。圆型的机械化养猪场，饲养着三千多头港澳市场上畅销的瘦肉型猪。还有板鸭厂、机械厂、淀粉厂、纸箱包装厂、电厂、燃料供应站、汽车拖拉机出租公司……哦，那一片朦胧的墨黛色，遮掩着4,000亩稻田，1,500亩杉树林，600亩葡萄园……

还有那些造型新颖的建筑群：6层楼的南湖饭店、4层楼的产品展销门市部、餐厅、理发厅、照相馆、修理部、酱园店、百货公司、人民银行；新崭崭的35幢5层的职工宿舍楼；座落在杉树林旁的4幢2层楼的新校舍；环境幽静的场医院。

一阵清香扑鼻而来，那是总场大楼前的街心花园里的桂花正在怒放。大楼顶端，竖立着胡耀邦同志亲笔题写的场名——“共青垦殖场”。对面是占地一万平方米的“青年之家”。那一字排开的街心花圃里，在燕翅型高压水银灯的俯照下，苍翠的雪松、艳丽的美人蕉在微风中摇曳。此刻，39岁的场长被陶醉了。他的耳边仿佛萦绕着三千多“共青”人自豪的声音，我们要把共青城建设成鸟语花香的大花园。城市人有的我们要有，城市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让“共青”的人都不想走，外面的人都想来。

蒋仲平的身心为之一震。是呵，人们有着崇高理想的鼓舞，会变得多么勇敢、聪明、顽强、坚韧！蒋仲平的思绪又飞回那艰难创业的岁月……

1969年7月，共青垦殖场向鄱阳湖之滨一一南湖搬迁。他们的全部家当只有一个小小的板鸭厂和两台捷式拖拉机。把板鸭厂拆了，旧木料扎成木排，砖瓦盆钵往木排上一放，就从鄱阳河往南湖撑去。快靠岸时，湍急的河水推着木排，冲向围堤。砰！天哪，我们的板鸭厂，我们那蹲在山坡上打着伞等待天明的四百来号职工的命根子，全被洪水吞没了！

“捞！”当年板鸭厂负责人、团支书蒋仲平跳进了激流中。一块木板在水中漂浮着，一个大个子把它抱起来，用绳子系在电线杆子上。在闪电的照耀下，露出五个遒劲的大字：共青垦殖场。这五个字象巨大的磁铁，把人心牢牢地吸在一起。扑通！扑通！几十个拉纤的团员、青年跟着跳进激流中。雨越下越大，聚拢来的人越来越多。几万个猛子，几万块举起的砖瓦……板鸭厂的全部家当都捞上来了。洪水退后，人们发现，比捡的还彻底、干净。“迟禾无谷，迟鸭无肉”。洪水一退，“共青”人就在老垦荒队员周承立和陈国祥的带领下，开荒造田，在立秋前后抢插了几百亩晚稻。全场职工凑了近四千元交给蒋仲平，由他领着青年突击队，重建板鸭厂。

十月一到，就是腊板鸭的季节。必须在一个月之内把板鸭房盖起来。“真该死！”蒋仲平一拳头捶在自己的腮帮子上。人倒霉盐罐都会生蛆，长时间的连续作战，使他不停地拉肚子，牙齿也趁火打劫，疼得他无法忍受。这个一百四五十斤重的壮小伙，身上分不清是洪水、雨水，还是汗水。他猛然拿起一把尖嘴钳，插进嘴里，咔嚓一声，把那作恶的牙齿拔了出来。他从稻草捆上挣扎起来，咬紧牙关指挥大家砌砖架梁。终于，板鸭厂抢在季节前投入了生产。当年生产板鸭十一万多只（其中出口香港九万只），盈利九万多元。这九万元，真是救命钱哪！

“人是逼出来的，”“共青”人喜欢说这样的话，“什么事，象蒋书记那样，一咬牙，也就过去了。”是呵，“共青”人碰到要咬牙的时候实在太多了。

1970年，林彪、“四人帮”胡说垦殖场是“啃吃场”，指令立即解散。不，不能散！于维中、周承立、陈国祥、蒋仲平等大声疾呼：咬紧牙关，坚持下去，苦在一起，干在一起，开垦的开垦，种田的种田，办厂的办厂，有粮匀着吃，有钱分着用。不信苦不出头来。患难是“共青”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职工们将仅有的一点点存款拿出来，将布票捐献出来，将自家的缝纫机集中起来，办起了羽绒厂，渡过了又一个难关。

1973年，他们刚刚喘过一口气，忽然一阵猛烈的龙卷风刮来，垦殖场霎时几乎变成废墟。天灾人祸，人祸天灾，真要命！好在他们是硬骨头，一切从头越！板鸭厂本来建得不是地方，老天爷帮我们下决心，一个月，又是一个月，蒋仲平和他的战友们重建了板鸭厂。机械厂就地恢复，边生产边重建。厂支书陈国祥得了急性肝炎，医务所的大夫说一定要送县里住院，他却只身躲进一间没人住的破屋，与孩子隔离，在那里指挥厂子的重建。

创业者的时间和力量是这样从牙根下咬出来的。

“光会咬牙根还不够。”蒋仲平爽朗地笑着说，“还得会看，看方向，从今天看到明天。”

搬迁后第一年板鸭厂赚的九万多元，打开了人们的思路。小小板鸭厂，既然能够挽救垦殖场，为什么不可以发展垦殖场呢？他们在求生存的斗争中找到了出路：把原料变成商品，利用本地的劳力和自然资源，兴办农副产品加工业，生产为城乡人民生活和外贸出口服务的消费品。于是，当市场上刚出现羽绒服装时，他们又盯上了又臭又脏的鸭毛。他们派人出去学习，回来自己搞设计、试制，千辛万苦，百般曲折，终于成功了。接着，他们的眼光又开始搜寻：我们有鄱阳湖的水，有不适合种水稻但可种红薯和葡萄的荒坡。水、葡萄和红薯，是酿美酒和做酒精的好原料。这样，江南第一大酒厂的蓝图就绘出来了。酒的下脚料也不能浪费呀，这是精饲料。于是，机械化养猪场建设起来了。而猪粪既可以养鱼，又是上等的有机肥料。有肥，有钱，这就保证了农业的稳定高产。从农副业到工业，从工业又回到农业，蒋仲平和同志们打出了一串拳头产品，画了一个多么漂亮的圆啊！

“共青”人的眼光还有更多令人吃惊之处呢。

1975年，什么样的年月！可他们从实际出发，大胆改革了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农业上实行了“六定加奖罚”的生产责任制，工业上推行了基本工资加超额奖励的经济责任制，密密麻麻搞了一大本。县里不给打印，我就油印。你批你的，我干我的。在这里，早就打破了吃大锅饭的局面。当然，“共青”当家人也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坚定的。他有老婆孩子，有时，他也会缩手缩脚。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他的目光才变得更加犀利。他才在桌子上的玻璃板下压了十二个大字：“创业光荣，守业无能，败业可耻”。他才敢放开嗓门对全场职工发表演说：“共青垦殖场将要走上农工商综合经营，城乡经济互相促进，各项生产大发展的阶段。我们要以小城镇为中心高速度发展经济。如今党中央的路线、政策，我从心底里叫好。我们盼了二十多年，才盼到这么好的政策。同志们，放开胆子，甩开膀子，干哪！”

2

共青垦殖场副场长周承立到北京参加1983年全国农垦系统产品展销会，会还没结束，他就心急火燎般要回江西。他一刻也离不开他奋斗了整整28年的农场。当汽车穿过德安县的昌浔公路，驶上他们自己修建的平坦、宽阔、漂亮的柏油公路时，他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这条路是和他的事业、爱情紧紧连在一起的……

1956年，他们来到这里垦荒的第二年，他的正在县里卫生班学习的女朋友汤秀英，有一天沿着这条路匆匆赶来找他。同伴们一个个都卷起铺盖回上海去了。她的好友临走时跑来劝她：“你还闷着头学什么呢？等你学好了，人都走光了。太苦了，除了茅草就是荒山，你以为真能垦出什么名堂来？”“可承立他呢？”“周承立？你别理他，天生吃苦的命。你家里不是来了五封信催你回去吗？”不，承立走我才走，汤秀英默默地想着。这是艰苦生活中建立起来的感情呀。而艰苦曾给过我们多少豪情、欢乐和青春的活力啊……1955年，她才16岁，和98名上海青年一起，写下血书，唱着战歌，扛起上海团市委赠的“向困难进军，把荒山变成良田”的旗帜，闯进这阒无人烟的荒坡湖洲。一切从头开始，住茅棚，吃清水煮菜，用锄头挖地。一个人挖不动，两个小伙子一个姑娘，三个人齐力挥锄，才啃动一小块泥巴。累也好，脏也好，血泡也好，野兽也好，。全被创业的豪情、拓荒的壮志掩盖了。但啃着啃着，人们开始乏了，热情渐渐消退。这么多的茅草，这么多的荒坡，还有这么多的血吸虫！年轻人的铺盖卷简单得很，绳子一捆，肩上一背，回去吧，这儿不会出现奇迹。拓荒，拓荒，拓出良田万亩，你不还是个农哥哥。我一定要劝承立回去，汤秀英走向远处轰鸣着的拖拉机。

汤秀英跳上拖拉机，坐在挡泥板上喘着气。三个小时的路程，找爱人说几句话也这么艰难。拖拉机吃力地朝前犁去。周承立没有回过头来看她一眼，不过她知道他心里在看，在想，在说呢。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告诉你：“回去，回上海去，不能在这里待了。”回答她的只是那亲切的“哒哒哒”声。

此刻，这位沉默的拖拉机手的耳朵里隐约响起了另一个声音：“青年人最可贵的是奋发有为的精神，是开拓创业的胆略……”对了，这是那位个头不高而挺精神的中央首长说的。1955年11月29日，98名志愿垦荒队员来到这块荒地上的第41天，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就来看他们了。热血满腔的垦荒队员们欢呼起来。耀邦同志和青年们一样激动，兴致勃勃地到处察看，询长问短。

晚饭是稀饭和炒黄豆。耀邦同志和大家一起蹲着，用手抓黄豆往嘴里扔，嚼着，聊着。他看见蹲在身边的小姑娘汤秀英手上打满了血泡，心疼地问道：“疼不疼哇？苦不苦呀？”小姑娘回答：“不疼！不苦！”耀邦同志说：“不疼不苦是假的，不怕疼不怕苦才是真的。”他又指着那简陋的茅草棚问：“你们住得惯么？”青年人嘴里飞出一连串的豪言壮语：“茅草房是我们自己盖的，我们喜爱它，我们要叫茅草房万岁，我们要永远住下去！”耀邦同志听罢哈哈大笑：“茅草房固然好，你们能吃苦，这是可贵的品质。但是，茅草房也只能住两三年，不能叫茅草房万岁。你们一定要靠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比茅草房高级得多的房子。在不久的将来，你们也要住高楼大厦，走宽阔的马路，也有电灯，电话，汽车。一句话，把这里建设得繁荣富足。”垦荒队副队长陈家楼请耀邦同志为他们命名题字。没有毛笔，陈家楼急中生智，用两个竹片夹着药棉，有的人拿脸盆当砚台，倒上浓墨，耀邦同志高兴地说：“有这样特制的笔，我就写吧！”他沉思片刻，题写了“共青社”三个字。分别的时刻终于到了。耀邦同志又一个一个地为他们题词留念：“做祖国的好儿女”，“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战胜困难，多想办法，把共青社办好”……实在来不及题词的也签上个名。耀邦同志回到北京后，还用自己的稿费买了篮球、排球、乐器、书籍等寄给他们。

拖拉机手想到这儿，禁不住微微地笑了。

现实是严峻的。由于极端艰苦和看不到前景而带来的悲观情绪，笼罩了几乎所有的垦荒队员。他的理想也开始变得迷惘起来。但是，不管怎样，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不能走，绝不能走，他是写了血书，立了誓言来的，而且他不是一颗碰到砖头就拐弯的钉子，他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誓言。然而他又不能连累心爱的姑娘呀，不能让她跟着自己去追寻那渺茫的希望。

当夕阳给辽远的天边留下一抹残红的时候，拖拉机载着周承立痛苦的情爱，载着他的纷乱的思绪，踏上了归途。“你回去吧，秀英，你家里困难，弟妹还小，父母也要照顾，你就走吧。忘了我，你会在那儿找到更好的人……”他终于回过头来。

姑娘沉默了，但夹杂着抽泣……汤秀英最终也没能把“犟牛”拉回上海去，反而和她心爱的“犟牛”在这荒漠的土地上扎下了根。

这就是“共青”人的童年。这是一个艰苦和多难的童年，然而正是艰苦和多难，磨练了“共青”人的意志，启迪了他们的智慧，开阔了他们的胸襟。

在开头的十几年间，历史作为一个淘金老人，以异常尖刻的目光，在几百名志愿垦荒队员中（以后又陆续来了多批上海青年），挑选了极精的几粒种子，如于维中、周承立、陈国祥、汤秀英、黄孝英、周以琴，等等。这些种子的涵义，便是进取、有为、开拓、创业、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献身！他们以极大的凝聚力，团结了此后逃荒、迁徙、下放来场以及本地进场的各色各样青年，在这片无人问津的荒野里生存了下来。但是，历史有时也会给生活撒下迷惑，使人们在最浅近的真理面前望而却步，然而也因此使他们获得了足够的教训。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呢？是斗争本身？草鞋本身？垦荒本身？改造本身？都不是的！革命的意义不就是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人类进步吗？但实现这意义却须臾离不开艰苦的斗争！“共青”人从直接的生存斗争中真正领会了耀邦同志当年对他们谈话的精义，从而成熟起来了。因此，当“九万元”这个继承了以前的力量和教训，开启了后来的雄心和事业心的中介出现以后，特别是象蒋仲平这样具有战略家、企业家气魄和眼光的年轻领导人崛起以后，这个场出现了一系列的奇迹：

许多地方都在你批我斗，这里却在生产建设。谁不生产，扣谁的工资；谁搞派派帮帮，开除谁；如果你还要捣乱造反，那就把你抓起来，一点也不客气。

过去不少人认为垦殖场姓农，以经营农业为主。这里的人却说，垦殖场既姓农也姓工，只要发展垦殖场，管他工也好，农也好，商也好，全都发展起来。

“管卡压”最臭，“大锅饭”最香的时候，这里却搞起了岗位责任制。

当农垦系统财政包干的文件下达以后，别的垦殖场都在借此机会喘口大气、扭亏为盈的时候，他们却把实现的利润大量投入扩大再生产，大搞基本建设，飞速地建成一座社会主义的现代小城镇。去年，全场人均收入450元，没有一个待业青年，还在附近农村招收了一千多名合同工。全场70％的职工住上了有卫生设备的新楼房，人均住房面积达12.5平方米；80％的家庭购置了各种高中档商品；全场都用上了自来水，烧上了煤气。他们对国家作出的贡献呢？1982年，全场的固定资产已达三千多万元，工农业总产值4,438万元（相当于1969年的76.6倍），全场实现利润488万元。职工年全员生产率14,379元。

今天，“共青”人是多么希望耀邦同志再到“共青”来，看一看当年的垦荒队员和他们的后代，是怎样牢记着他28年前的教导，在社会主义建设大道上坚定地前行着……

3

现在，到“共青”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太忙了，忙得人喘不过气来。”团委副书记余修龙说。忙倒不要紧，就是把学习的时间全挤掉了。现在，学习比什么都重要，很多人都想学习，连蒋书记也想去进修两年，可这里离不开他。羽绒厂戚善宏厂长去九江市补习了半个月，准备考行政学院，又被拉了回来。不学不行啊！在飞速发展的生产面前，不管是工人、管理干部还是技术人员，都深感自已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太低。可科学就是生产力呀！

羽绒厂服装设计员季志远，一个21岁的机灵的小伙子说：“去年，我跟随蒋书记到日本考察，看到日本人把我们的羽绒产品买去，刺溜一下剪开，掏出里面的羽绒，重新换外套，经过精加工，变成高档产品，高价出售，比我们的利润高得多。人家日本靠的是科学技术，他们卖的是智力钱。”可不是吗？人体最有本事的要算大脑，我们好料做不出好东西来，真是急死人！

“共青”人似乎有一种洞悉危机的能力。这里充满着灼人的急迫感：学习、改革、科学、创造！蒋仲平感慨地说：“我们在动乱的年月生存和发展起来，这自有我们的好运气。以端木家榕为代表的一批有科学技术的下放干部极大地帮助和支援了我们。没有动乱，没有下放干部，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发展，这也叫乱中得福吧。从那时起，我们就知道科学技术有道道，轻视不得。端木他们虽然走了，我们却永远感激他们。”

端木家榕，1958年华东化工学院的毕业生，省经委的干部。1968年下放之风把他刮到这块荒洲上。他年纪不小了，却还孑然一身，一卷铺盖，几箱书籍。白天挖洞、栽树，晚上读书、看报，清清静静，怡然自得，准备就此打发一生。他隔壁是蒋仲平家，一到晚上，那里就热闹非常，喧声震天。当时，蒋仲平是板鸭厂头头，干部、工人、朋友，一到夜晚，就往他家跑，摆工作，谈生产，谋划厂里的事情（这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有时谈得如鱼得水，欢声笑语；有时吵得面红耳赤，势不两立。端木从来懒得过问。

有一回，隔壁吵了大半夜，最后好象要动拳脚了，端木再也忍不住，跑过去劝阻：“别吵了，场里这么苦，头头还不团结，怎么搞得成事？”有人笑着说：“不是吵别的，是为了工作。”原来是蒋仲平出了个主意，要自造一个锅炉。有人坚决反对：“锅炉也能乱做的？胡来，爆炸了，死了人，找谁去？”“老子就炸它一炸。”蒋仲平扯起了大嗓门。“好了，好了，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吧。”好心的端木说。这个细心的知识分子论得邻近生产队有个废柴油铁桶，他要了来，改造成一个土锅炉。“嗬，比18世纪的锅炉还原始。”端木笑了。那是共青场的第一台锅炉呀，起的作用还真不小呢。从此，端木这批有文化、有技术的下放干部成了宝贝疙瘩，成了“共青”人最好的朋友和参谋。

羽绒服装的苗头被抓住以后，端木自告奋勇设计、试制分毛机。好，把他从林业队调过来，让他到长沙羽绒广去参观学习。可真要搞起来，场里一块铁板、一把扳手都没有。不要紧，没有铁用木头代替，再去附近的柘林水库施工工地买点破烂。200元钱，居然搞了一大车。端木和工人们经过一个月的奋战，分毛机制成了，绒毛分离出来了。“共青”的起飞线正是画在端木的第一台木制分毛机前的！

过去的起飞离不开科学技术，今后的腾飞更要靠科学技术。现在的“共青”，出现了一些罕见的现象：

在“共青”别的都要钱，唯独上学不要钱。

在“共青”别处都没有大学生，唯独学校里有。

在“共青”没有就业难的问题，但你必须读完高中，必须接受入广考核。不及格者不安排工作，没情面可讲。

“共青”向来不肯吃亏，可搞技术联营，从来不怕吃亏。

“共青“样样精打细算，唯独派人出去培训，兴办技校不怕花钱；总场办技校，分场也办，到处都办。

“共青”不搞特殊化，不过从上海聘请来的老师傅，他们舍得花钱给他盖栋好房子。

“没办法呀，同志，我们要提前十年翻两番。”“共青”人骄傲地说。到1990华，他们的工农业总产值要达到13,600万元，年利润突破2,000万元。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本世纪末，力争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亿元，把“共青”建成一个3万以上人口的新型卫星城，建成赣北的一个重要的农副产品加工和商品生产基地。到那时，三大差别将逐渐缩小，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将有显著提高。人们将在文明、清洁、美丽、友爱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

“要达到这个理想境界，最可靠、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文化和科学武装我们的头脑。”年轻的场长拍着大腿说，“要不我这个初中毕业生，干嘛要拚上三个半月的命，去考个农业经济师呢？不瞒你说，我眼睛都考坏了一只哩。”

有人说，“共青”人是强健有力的。不错，他们有三股力量：因对过去的思考而产生的历史感；因兴旺发达的现状而洋溢着的自豪感；因深切意识到未来的重任而引发的责任感。这三股力量，凝聚在共青场的上空，形成了一束灿烂的希望之光。这希望之光映照着“共青”7平方公里的土地，引导着“共青”人向着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腾飞！（题图摄影：赵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