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生

我国在十年浩劫时期，流行过许多响当当的“革命口号”。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全面专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走资派”，“兴无灭资”，等等，不一而足。惨痛的实践证明，这些“革命”口号，喊了多年之后，不仅无益于社会主义，反而弄得民生凋敝，世风日下，问题成堆，困难成山，把解放初期一个好端端的新中国败坏到了乌烟瘴气的崩溃边缘。四人帮打倒以后，上述这些口号理所当然地被废止了。但是有个别口号，至今还有一定的迷人之处，因而仍被一些同志习惯地加以沿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类口号予以剖析和批判。其中最值得提出来加以剖析的，就是“兴无灭资”这个似是而非的口号。

主张因袭这个口号的同志们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口号，在共产主义到来以前都能适用，不能因为林彪和四人帮利用过它就加以抛弃。

这些同志看不到，“每一个口号都应当根据一定政治局势的整个特点来提出。”(《列宁全集》第三卷第107页)如果不问具体历史条件而一仍旧贯地袭用，只会引起极其有害的后果。

首先，所谓“兴无”，当然是指兴无产阶级，所谓“灭资”，对称地来理解，当然是指灭资产阶级。按照这种最一般的理解，对照今天政治局势的整个特点来看，“灭资”就不能自圆其说了。因为，我们已经郑重宣告过：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既然资产阶级已经消灭，那么“灭资”又要灭谁呢？难道还要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这个老问题来吗？

其次，如果把“灭资”解释为在消灭资产阶级以后继续消灭残余的资产阶级因素，即消灭资本主义在我国尚未被消灭的和新生的因素。这样一解释，似乎能够自圆其说了，但是实际上却使问题人为地更加复杂化了。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解决资本主义因素的问题决不是一个“灭”所能对付的。有些资本主义因素是可以消灭的，但还有不少资本主义因素只能扬弃，而不能简单地予以消灭，更有些资本主义因素是只能吸收、继承，甚至还要输入，而断断不能消灭的。不能把批判、继承、吸收、改造、发展都叫做“灭”，一灭了之。

试问：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作为生产力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科学技术是否要“灭”？资本主义进步的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是否要“灭”？即使是反动的文化，能否一“灭”了之？资本主义社会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文明礼节等方面的成效已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是否要“灭”？我国吸收进来合资经营的外资是否要“灭”？如果我们真的去灭这些资本主义因素或现象，显然是极其荒谬的。但是，过去在这个口号下干的正是这种极其荒谬的蠢事。把十年浩劫时期，当作“灭资”对象被打砸抢、抄抓杀、斗批改的人、事、物开一清单，恐怕它的篇幅不会少于任何巨型百科全书。在“灭资”的含义今天仍然如此不明确的情况下，重提“灭资”的口号有什么好处？如果认真贯彻起来，大家都来“灭”，不“灭”不行，谁又能保证不再干出“左”比右好的蠢事？

有的同志提出，消灭资产阶级的任务包括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在内，难道搞社会主义革命不应该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吗？这些同志忘记了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特别是思想发展的特点。一个人的思想，除非肉体消灭，不会停止活动，只能进行教育或思想斗争使其自我改造。而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思想，则根本不能用“消灭”的办法来对待，只能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加以批判。二十世纪的“焚书坑儒”，除了更加表明残暴和愚蠢，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理由。不仅如此，对于资产阶级思想也绝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部加以抛弃，而必须善于区别分析，吸收它的长处，为我所用。我们应该很好地思考一下马克思主义的来源问题。列宁多次说明，马克思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成果的“直接继续”，“当然继承者”。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8页)；“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只有林彪和四人帮才对思想实行全面专政，搞“灭资”式的镇压。这是典型的思想专政论，地道的思想消灭论。无独有偶，苏联在二、三十年代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可以称得上是这种思想消灭论的“老大哥”。他们也口口声声要“灭”资产阶级文化，臆想在资产阶级文化的废墟上“兴”自己特殊的无产阶级文化。这种谬论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列宁当时甚至认为，仅仅把资产阶级文化成果学到手，就是了不起的成绩。不仅资产阶级思想不能一“灭”了事，就连封建思想，也不能玉石俱焚。李白、杜甫的诗，当然充满封建意识，但是，至今脍炙人口，能“灭”得了吗？思想消灭论的社会阶级根源是封建主义的“宗派情绪”，是官僚主义的“长官意志”，而绝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党性。只有认为自己的思想能够决定一切的封建帝王，才认为一切异己思想、特别是比自己正确、高明的思想必须和能够用行政手段加以“消灭”。列宁谆谆告诫说：“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不仅要勇于承认过去马克思主义来自资产阶级三种科学的接合部(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就承认过这一点)，而且更应该有勇气宣告，今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仍然要在世界文明发展大道(其中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学术思想)的多种科学的接合部上获得新的生长点。例如，社会学、心理学、科学学、经济数学、控制论、系统论和其他许多科学学科，都是大有希望向马克思主义提供新的发展因素的边缘科学。在这方面提出“灭资”，它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

有的同志提出异议，认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自私目利的人生观及其表现，总该列入“灭资”之列吧？不错，对于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人生观的同志，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努力学习，自觉改造世界观，树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但是，针对这样的内容来一个“兴无灭资”的口号，未免帽子太大，火药味太浓了吧，为什么不能创造一个能够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含义明确，措词贴切的口号呢？至于社会上存在的严重违法乱纪和道德败坏现象，虽然有时十分怵目惊心，但也不必被它吓倒，以至于当作全国的主要矛盾来对待，要上纲到“兴无灭资”的口号，似乎能否“兴无”，全仗这种“灭资”，这样的无产阶级也未免太虚弱了一点，但是口号却偏偏要把二者相提并论，关联起来。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来看，这类现象及其人生观不仅仅是受资本主义的影响所致，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封建主义的影响，仅用“灭资”一法，未必能奏全效。有许多封建通病，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反而大大减少，这已经是常识之内的事了。对于这类封建通病，泛提“灭资”，未免牛头不对马嘴。其次，生活方式和个人私利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停滞不动的概念，倒是很象一股后浪推前浪的不息潮流。例如，过去认为听听贝多芬、舒伯特、海菲斯等资产阶级作曲家、演奏家的音乐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现在不能这样看了，本来嘛，无产阶级难道应当拒绝这些资产阶级的音乐遗产么？过去用洗衣机、电冰箱、录音机等等，被谴责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现在不能这样说了，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本来应当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区别开来；过去在银幕上、画报上出现谈情说爱、男女接吻的画面，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现在不能一概而论了，男女之爱的正当而自然的流露，岂不应当和任性放纵的胡闹分开来么？过去自留地、奖金、稿费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斗私批修的对象、兴无灭资的靶子，现在那些错误的判断大家都知道不对了。如果看一看工业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前进发展的潮流更其明显，那里职工的生活水平与五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据统计，这些国家的中间阶层已占了居民人口的绝大多数，如在英国，已达百分之九十。他们在生活水平上越来越“资产阶级化”。在这些国家，过去资本家和工人从衣着上有一目了然的差别，现在不能这样说了。因此，如果从生活水平上来划分阶级，很容易把阶级关系搞乱。我国实行四化以后，肯定也将发生生活水平上的显著的进步变化。现在被一些人当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加以“围剿”或反对的东西，象过去无数例子一样，说不定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子女将来会习以为常哩。以“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灭资”口号，常常是没有弄清楚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之为不同的概念。如果把生活水平混同于生活方式，势必要不断地重新解释不可，这样的口号不会是很主动的口号。

对于任何口号，必须经常对照实践，检查它是否仍然与当前政治形势的整个特点合拍？尤其是与过去的政治形势血肉相连的口号，那些听惯了、用惯了、理解惯了的口号，甚至是引起人民痛苦记忆的条件反射的口号，在重新使用时更必须慎重地对待。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与阴谋篡党夺权的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的根本分歧，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不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他们利用暂时篡夺的大权，提出“兴无灭资”等一连串口号，把四化当作资产阶级纲领扼杀在摇篮中，把刘少奇等一大批忠实捍卫、有力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辛勤干四化的知识分子整得死去活来。我们今天重提“兴无灭资”口号，当然主观上不会再把四化当作“灭资”的对象了，但是把别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破帽子当作什么了不起的法宝年年拈出，往最轻处说，也未必是革命口号心理学所赞成的东西。

实行一个以错误的方针对待某种历史发展过程的战略口号，就象实行一个没有经过周密考虑就大规模绝灭某个生态环节，从而破坏生态平衡的人为措施一样，会招致灾难性的“社会历史生态危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不久前的一次“伟大实践”已经痛苦地从反面证明了它的正确，致使我们今天在四化的征途上不得不面临一场严重的反封建补课的长期斗争。经过了那场历史性的灾难，一艘巨轮差点沉没，令人晕眩的涡流还在航道上旋转，掌舵的人们，多加小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