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举大家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手段，正如晚明文章家汤宾尹所说：“为文而不宗大家，岂得谓之文哉？”①大家代表的是历代诗文创作典范，后人可以之为准绳，并以为复古路径，文学史亦常常据之做一种回溯性重构。起始之时，标举者未必即有宗派意识。然诗文统绪的构设是一种主观行为，标举者必然会从自身的趣味、倾向出发，去阐扬相符契的前代大家气象，在这种情形下，因其所宗而成派，亦是自然而然之事。

大抵南宋以来，文人士夫的“大家数”意识渐次强烈，遂用以标举前代杰出诗人②。古文方面，从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古文诀》，到周应龙《文髓》、谢枋得《文章轨范》等，皆在尝试以韩柳欧苏为中心，构建离自己时代最近的前贤经典谱系——“唐宋古文大家”作为一个标识性概念得以应运而生。值得注意的是，南宋与中晚明有着相似的私人出版业与阅读市场勃兴的环境。

唐宋古文大家在元明清的经典化历程，是近世文学重要的课题，围绕着“八大家”的生成史，学界已有相当丰的成果，关注明代的研究者亦皆能看到明人在其间的关键作用。不过，我们在考镜源流中也发现，此中尚有不少分支及细节问题值得细辨。诸大家定数不一，或六家，或七家，或八家，或四家。不同取舍的背后存在不同标举者的衡文主张及思想博弈，但亦提示，八大家谱系的构建并非是一种必定的生成目标。而在标举前代古文大家的同时，有明一代诸文章家如何仿袭其模式展开经典化实践并产生流变，或是更值得还原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