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幸福生活权的理论渊源与实践机理
2025-08-11梁添爱姚璐
人权法学 2025年3期
中图分类号:D621.5
DOI: 10.3969/j.issn.2097-0749.2025.03.02
文献标志码:A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引言
“在每一个人的意识或感觉中都存在着这样的原理,它们是颠扑不破的原则,是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例如,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为了最大限度保障和促进人民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1」,并进一步总结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这一原创性论断,将理论与现实深刻联结,蕴含着从价值命题向权利事实转化的深厚潜力。在权利形态的光谱中,实有权利的诞生需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在存在论层面形成集体的生存体验与价值自觉,继而在政治建构层面将价值诉求转化为制度性承诺,最终在实践论层面形成可操作的权利实现机制。正是这种从“价值自觉”到“制度承认”再到“实践确证”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使得“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这一论断不再停留于修辞层面,而是获得实在法意义上的权利属性。进而,该论断的提出不仅标志着党和国家对人权保障事业的认识进入新阶段,也为当下我国诸多人权理论与人权实践提供立论基础与灵感来源。
国内法学界很早便有学者将幸福与法治联系在一起,主张以“幸福指数”作为法治建设的评价工具,并系统论证幸福作为法哲学范畴的正当性。〔2」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开始就幸福如何与权利在学理上相勾连这一前提性法理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或围绕将幸福生活权作为基本权利人宪的合理性进行系统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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