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长期跟踪研究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进程中，笔者最重要的一点心得就是：理念优于制度、制度优于技术。因为没有科学的理念，不可能形成合理的制度安排，而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再优良的技术方案也不会取得预期成效，甚至还可能走向事物的反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应当是打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烙印并具有中华传统保障基因的新社会保障制度文明。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自1997年笔者在当时中华慈善总会召开的全国慈善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提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理论命题，距今已经过去28年。这一理论命题从开始完全不被人接受，到现在成为慈善领域最为流行的话语，表明慈善业界、学界与政策层面已经走出了单纯崇尚欧美慈善特别是唯美国慈善马首是瞻的时代，正在进入客观、理性地正视中国慈善发展实践的特殊性并开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新征途的新发展阶段。这个新阶段正在形成的基本共识是：中国慈善事业可以且应当借鉴欧美国家现代慈善的有益经验，但绝不可能是欧美慈善的翻版，不能以欧美标准作为评判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标准答案，而是要走出既符合现代慈善普遍规律、又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要求的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新路。

2024年9月付诸实施的修订后的《慈善法》，公众对弥补了应急慈善缺失、完善了公开募捐与慈善信托等内容较为关注，事实上更值得关注的是将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理论主张上升到了法律规制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