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收到一份主题为“重回班村——纪念班村遗址多学科综合发掘与研究项目35周年座谈会”的邀请函，这就让我想再写一篇怀念俞先生的文字，一是可以作为以前所写两篇文字的补充（《思想是考古学的工具——论俞伟超的考古学理论与实践》，《东南文化》2004年第6期，后收入《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学术卷》，文物出版社，2009年；《作为范例的班村》，《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怀念卷》，文物出版社，2009年），二是也为今天我们认识班村发掘提供一些背景信息。

最早见俞先生，是在大学本科课堂上。1980年10月，俞先生应邀来南京大学给我们78级考古专业学生讲《楚文化的考古探索》，一共讲了4次，每次2节，共8节课。内容分为5个部分：楚文化考古发现简史、先楚文化的探索、楚国的疆域变迁、郢都纪南城的调查和发掘，以及楚墓的分类与分期。这次系列讲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次见俞先生已是时隔八年之后，在合肥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1988年12月初，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合肥举办建所30周年纪念暨安徽考古学文化座谈会，刚好凌家滩遗址第一次发掘出了不少东西，大家也都想借此机会一睹芳容。此次参会我提交了两篇论文，《考古学文化结构论》《一个幻想：“重现历史原貌”—从结构语言分析谈起》。会议报到第二天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张正涛找到我，他是我的本科同学，说俞馆长看了我提交的论文，想见面聊聊。

我在论文里说了些什么能引起俞先生的兴趣呢？今时今日我又把这两篇油印稿找出来读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