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曾言：“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作为儒家伦理的核心命题，义利观自其肇始就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行为。在当今社会转型期，面对多元价值冲击，先秦儒家义利观的伦理智慧表现出重要时代价值。道德教育作为一种致力于助人提高道德素质、养成道德习惯的实践活动，若能吸收先秦儒家义利观中的积极因素，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解决当代大学生义利认知偏差问题与当代道德困境具有重要价值。

一、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发展脉络

（一）孔子：义以为上，见利思义

春秋后期，面对“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2186的失序社会，孔子以恢复周礼为旨归，首次系统提出了义利之辨。其学说呈现双重维度：价值维度，“义”被赋予本体论地位，“君子义以为质”[2]198强调义在君子人格中的根本性作用。对于“无义”的社会危害性，孔子强调“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2]223，从而确立起“义之与比”的价值标准；现实维度，孔子采取“执两用中”的实践智慧。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2146的物质诉求，但更强调“见利思义”的优先性原则，他主张“利”应当符合“义”的标准，受“义”的制约，“利”只有通过“义”的检验才可以获取，即“义然后取”。此外，其“先富后教”的治理逻辑构建了从物质到精神的转化渠道，即通过“义以生利，利以平民”3]，把百姓逐利的个体私欲升华为“修已以安人”的公共理性。这种“义利共生”的思维范式既避免了空谈仁义的道德说教，又坚守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90的价值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