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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是一场广泛深刻的公共事务治理变革，不仅涵盖宏观层面国家发展的变革、中观层面企业生产方式的转型，也涵盖个体层面公众生活方式的变化，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生产企业及公众等众多利益相关者，他们共同构成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集体行动系统。公众作为集体行动中的重要利益相关者，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河长制逐渐成为中国环境保护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对流域跨界污染治理发挥了重大作用，但目前河长制仍然以政府主导为主，社会力量参与不足[1]。在面对“生态修复、污染治理、资源开发、灾害预防”等多重治水任务时，基层河长更是显得“捉襟见肘”，创新河长制显得迫切且重要。学者们纷纷提出需要引入社会力量来健全河长制[2-3]。近年，江门市、湘潭市、深圳市、通化市、苏州市、长春市等积极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公众参与河湖治理，并出台民间河长管理办法，在探索建立民间河长制的过程中取得了丰富经验和显著成效。但由于中国流域面积广阔、域情复杂，目前还有较多地方尚未建立民间河长制，制约着河湖管理。公众既是水环境污染的造成者和受害者，也是水环境污染治理的执行者和获益者，在政府的引导下，原则上具有参与水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因此，揭示公众“民间河长”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对于健全河长制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自2017年河长制全面实施以来，河长制就成为了国内学者的重要研究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