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一）实践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这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推进政府购买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将购买服务纳入法定供给方式，旨在破解传统行政供给模式效率偏低、供需错配等结构性矛盾。财政部《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强调通过市场化机制提升财政资金效能，2023年《“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进一步要求购买服务占比不低于文化支出的25% ，凸显政策刚性约束。

但是，在基层执行时，往往面临三重制度性障碍：其一，需求识别机制失准，部分地方政府依赖“问卷式”形式化调研，导致需求转化率不足 40%^[1] ；其二，社会组织能力赤字，中西部县域专业文化组织覆盖率低于35% ，存在“程序性购买”与“实质性承接”的悖论；其三，制度衔接断层，购买流程规范性与绩效评估科学性不足，部门协同存在“信息孤岛”。对于这些障碍或困境，亟待构建“精准识别一专业供给一动态调适”的全周期管理机制。

（二）研究意义

在理论价值上，重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分析范式。传统“政府一市场”二元分析框架存在三重理论局限：其一，忽视社会组织作为专业生产者的独特治理功能;其二，简化群众需求为被动接收变量，遮蔽其需求定义与效能评价的主体性；其三，难以解释中国语境下政府购买服务中“行政发包”与“专业反制”的复杂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