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昕楠 孙国军

摘 要：明嘉靖年间（1522-1566）是我国铸币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一时期我国的钱币材质由青铜转变为黄铜。虽然这一问题很早就被前人所注意，但之前的研究大多是将青铜材质与黄铜材质分开进行研究。本文将以合金成分作为切入点并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青铜材质与黄铜材质放在一起进行考虑，以求揭示这次铸币改革的原因以及对明代社会乃至我国封建社会钱币体系的影响。

关键词：明代；合金成分；政治经济

中图分类号：K87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4）06-0024-07

明嘉靖年间（1522—1566）是我国铜制钱币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明嘉靖之前我国的铜制钱币主要为青铜铸造，到了明嘉靖之后我国的铜制钱币则改为黄铜铸造。这一现象很早就被注意到了，在《中国历代铜铸币合金成分探讨》[1]《从明清两代制钱化学成分的研究谈在该时期中有色金属冶鍊技术在中国发展情形的一斑》[2]《中国古代钱币铸造工艺研究》[3]等多部著作中已经对明嘉靖前后的铜制钱币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纵观前人的研究成果会发现，前人大多是从铸造工艺的角度将青铜钱币与黄铜钱币分开进行讨论，但几乎没有考虑过钱币材质的转换对于社会经济与钱币体系的影响。本文将从合金成分的角度并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明代铸币改革进行探讨，力求揭示这次铸币改革对于当时政治经济与钱币体系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黄铜冶铸与发展

嘉靖年间黄铜钱币取代了青铜钱币，此后黄铜钱币就成为明清钱币的主流。在讨论黄铜钱币之前应该先关注一下黄铜这种材料在中国的冶铸与发展。

我国的黄铜在仰韶文化的姜寨遗址就已有发现，到了龙山时代依然有黄铜出现，但进入夏、商、周三代之后黄铜就不再出现了。黄铜的再次出现是东汉时期跟随佛教进入中原，至此黄铜就被称为“鍮石”，并长期与宗教、装饰进行绑定。在五代时期之前黄铜主要依靠丝绸之路的进口，在《隋史》[4]《新唐书》[5]中就将鍮石作为西域特产进行了记载。同时在《旧唐书》[6]与《新唐书》[7]中记载了黄铜在唐代为八品、九品官员官服上的配饰，据此可以得知至少在唐代，黄铜是比青铜更加珍贵的一种合金。

进入五代、辽、宋时期我国开始自行冶炼黄铜，但对于黄铜的冶炼是严格限制的。在《宋史·食货下二》中记载：“大严私铸之令，民间所用鍮石器物，并官造鬻之，辄铸者依私有法加二等。”[8]当时的黄铜冶炼技术依旧带有很强的宗教神秘色彩，在宋代的道教典籍《诸家神品丹法》中记载道：“百炼赤铜一斤，太原炉甘石一斤，钿研水飞过石一两，搅匀，铁合内，固济，阴乾。用木炭八斤，风炉内，自辰时下，火燬二日夜足。冷取出，弄入气炉内缎，急扇三时辰取出。打开，去泥水，洗其物，颗颗如鸡冠色。母一钱点淡金一两，成上等金。又金汞各一两，二味成砂子，用青鹽石中黃铺底盖頭，胆礬匱，水火既济鼎了，辰时下火，三日夜成，甚妙。”[9]但从黄铜用于官服配饰的角度上来看，此时的黄铜已经出现了量产。根据《诸家神品丹法》中记载，此时黄铜的冶炼主要是以红铜（Cu）与炉甘石（ZnCO3）为主要原料，同时加入了一定量的铁（Fe）作为辅料。

经过元代的发展，到了明代初期“鍮石”的称谓已经消失，此时的黄铜与红铜、青铜一起被统称为“铜”。此时的黄铜依旧带有明显的宗教性质，同时也大量运用于生产生活中。此时的黄铜依旧是以红铜与炉甘石反应而得到的，直到嘉靖年间仍是如此。最迟到弘治十八年，我国就已经冶炼出了锌单质，使得明代黄铜的冶炼技术到达了新的高度。这一时期的锌单质被称为倭铅加入了黄铜的冶铸之中[10]，钱币中铜与锌的比例更加容易控制，为嘉靖年间的钱币改革打下了基础。嘉靖后期铸币材料改为了黄铜，但此时明政权并未设有官方的冶炼作坊，而是采取购买黄铜的方式。《明史》记载：“采工部言，以五铢钱为准，用四火黄铜铸金背，二火黄铜铸火漆，粗恶者罪之。”由此可知，此时的黄铜分为二火铜与四火铜[11]。其中二火铜是红铜与炉甘石两次反应的产物，四火铜则是红铜与炉甘石四次反应的产物，因此二火铜相较于四火铜锌含量更低，故此在铸造时需要加入锡、铅来加强流动性，同时稀释铜的比例。由于弘治十八年（1505）就已经可以使用锌单质调配黄铜，所以此时所谓的二火铜与四火铜是否仍是采用炉甘石进行反应就不得而知了。

二、明嘉靖之前的明代青铜钱币及合金成分

明政权是在元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强大政权，统一了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中原地区与北方部分地区。由于明政权是在元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明代的许多货币制度都来源于元代。比如明代早期曾大量发行纸币“大明通行宝钞”，虽然最终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不再使用，但这仍然是明代货币制度继承自元代的证明。

从合金成分的角度，明嘉靖之前的明代青铜钱币也与元代铜制钱币联系十分紧密。明政权的前身是元代末年南方地区的农民起义军，因此在钱币形制、货币制度上二者实际为继承关系。因此要探讨明嘉靖之前明代青铜钱币的合金成分就需要从元代铜制钱币入手。

根据表1可知元代铜制钱币铜含量最高为76.28%，铜含量最低为69.89%，平均铜含量约为73.57%；铅含量最高为21.66%，最低为13.55%，平均铅含量约为17.08%；锡含量最高为8.37%，最低为6.76%，平均锡含量约为7.54%；锌含量最高为0.04%，最低为0.01%，平均锌含量约为0.03%。由于自泰定元年（1324）到至正十年（1350）元政权并未铸行可流通的铜制钱币，因此将二者分开来考虑。泰定元年之前的元代铜制钱币铜含量最高为76.28%，最低为70.38%，平均值约为74.04%；铅含量最高为21.29%，最低为13.55%，平均值约为16.51%；锡含量最高为8.37%，最低为6.76%，平均值约为7.58；锌含量最高为0.03%，最低为0.01%，平均锌含量约为0.02%。至正十年之后的元代铜制钱币铜仅有YQ9一组数据，因此便以这一组数据为准，铜含量为69.89%，铅含量为21.66%，锡含量为7.19%。此时钱币中的锌含量极少，基本可以认为是由铜矿中的杂质带入。

再看明嘉靖之前的明代青铜钱币合金成分，并与元代铜制钱币的合金成分进行对比就可以直观地体现二者的关系。

根据表2可知明嘉靖之前的明代青铜钱币铜含量最高为84.94%，铜含量最低为63.37%，平均铜含量约为75.38%；铅含量最高为25.12%，最低为4.15%，平均铅含量约为14.82%；锡含量最高为14.2%，最低为0.35%，平均锡含量约为8.03%；锌含量最高为9.77%，最低为0.02%，平均锌含量约为0.48%。其中大中通宝铸行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到洪武八年（1375），属于起义军所发行货币，因此大中通宝与元代铜制钱币的关系更为紧密。表2中仅有MQ1与MQ2为大中通宝，因此只能用二者的平均值来代表明政权前身货币的平均值，其中大中通宝平均铜含量约为78.11%，平均铅含量约为10.3%，平均锡含量约为9.89%，平均锌含量为0.1%。

对比表1与表2可以发现，明嘉靖之前明代青铜钱币与元代铜制钱币合金成分与铜锡铅占比基本保持一致。从至正年间铜制钱币的合金成分与铜锡铅占比来看，大中通宝的平均铜含量甚至高于至正通宝。由于锡是青铜铸造用的辅助材料，而且可以被价格更低的铅所代替，因此平均锡含量可以直观地反映该政权所使用的铸造工艺。大中通宝与至正通宝的平均锡含量却只相差0.73%，由此可以判断至少在至正年间明政权前身青铜钱币与元代铜制钱币的铸造工艺基本相同。因本文需要讨论嘉靖年间铸币材质由青铜转为黄铜的事件，因此在嘉靖年之前的阶段就要考虑到锌在钱币合金中的占比。大中通宝与至正通宝的平均锌含量相差3倍左右，故此可以认为在明政权建立之前其前身就有了在铸币材料中适当添加锌的传统。

进入明代之后青铜钱币合金成分的变化并不是很大，平均铜含量与元代铜制钱币相比只高出1.81%，平均锡含量也只高出0.39%。但在平均铅含量上元代铜制钱币比明嘉靖之前明代青铜钱币高出2.26%，这在平均铅含量上就已经有明显的差距了。在平均锌含量上，明嘉靖之前明代青铜钱币比元代铜制钱币高出16倍左右。根据表2还可以发现明嘉靖之前明代青铜钱币的锌含量是逐渐递增的趋势。结合明嘉靖之前明代青铜钱币平均铅含量减低的现象可以认为，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以锌代替铅的情况。

整体上可以认为明嘉靖之前的明代青铜钱币是在元代铜制钱币的基础上加入锌而形成的，之后逐渐形成了以锌来代替铅的铸造传统，这也为嘉靖年间的钱币改革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三、明嘉靖之后的明代黄铜钱币及合金成分

进入明嘉靖后，钱币材质开始由青铜转为了黄铜。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实施的，进入隆庆年间（1567—1572）后铸币材料基本上就已经全部采用黄铜了。从前文来看，我国古代黄铜的价值是高于青铜的。但结合明代可开采铜矿资源匮乏的情况来看，真正决定钱币价值的依旧是钱币中铜的含量。

根据表3可知明嘉靖之后的明代黄铜钱币铜含量最高为79.47%，铜含量最低为56.98%，平均铜含量约为66.36%；铅含量最高为13.45%，最低为0.59%，平均铅含量约为4.06%；锡含量最高为9.51%，最低为0，平均锡含量约为2.43%；锌含量最高为37.2%，最低为11.67%，平均锌含量约为25.7%。

整体上来看表3，可以发现MH26之前明代黄铜钱币锌含量基本不足23%，这反映了在万历年间明代黄铜钱币的合金成分进行过调整，因此可以以MH26为界将表3分为上下两部分。MH1到MH25的铜含量最高为79.47%，铜含量最低为59.61%，平均铜含量约为71.23%；铅含量最高为13.45%，最低为1%，平均铅含量约为5.41%；锡含量最高为9.51%，最低为0，平均锡含量约为5.58%；锌含量最高为16.43%，最低为21.27%，平均锌含量约为11.67%。MH25到MH70的铜含量最高为70.53%，铜含量最低为56.98%，平均铜含量约为63.66%；铅含量最高为10.93%，最低为0.59%，平均铅含量约为3.3%；锡含量最高为4.83%，最低为0，平均锡含量约为0.68%；锌含量最高为37.2%，最低为21.45%，平均锌含量约为30.97%。

对比MH26前后的两部分可以发现，万历年间（1573—1620）黄铜钱币合金成分调整前后的平均铅含量相差2.11%，平均锡含量相差4.9%。这说明万历年黄铜钱币合金成分调整并非如前人所言，是发现铅在黄铜钱币铸造过程中不起作用而做出的调整，而是对于钱币中锡含量的大幅度缩减。同时还有关键的一点是万历年间黄铜钱币合金成分调整前后的平均铜含量相差7.57%。这说明此时明政权正在大幅度减少钱币中的铜含量，使得铜钱的实际价值降低。再结合《明史·食货五》中“而北钱视南钱昂直三之一”的记载可以发现万历改革之后基本上铸的是“南钱”，而《明史·食货五》中“四铸之息，两倍于南，三倍于北”的记载恰好可以证实[14]。

通过对比MH26前后的两部分的合金成分可以发现，虽然《明史·食货五》中称“初，嘉靖钱最工，隆、万钱加重半铢，自启、祯新铸出，旧钱悉弃置。然日以恶薄，大半杂铅砂，百不盈寸，捽掷辄破碎”[15]，但“大半杂铅砂”的现象事实上是从万历年间开始的。

四、明嘉靖铸币改革前后对比分析

对比表2与表3可以发现，表2与表3 MH26之前的部分铜含量相差并不大。表2的平均铜含量约为75.38%，表3 MH26之前的部分平均铜含量约为71.23%，二者只相差4.15%。这说明明嘉靖的铸币改革并非针对铜含量进行改革。

明嘉靖的铸币改革最明显的变化是铸币材料由青铜向黄铜的转变，但深入地去看这一现象就要去深究到底是哪种材料被锌所代替了？在表2中平均铅含量约为14.82%，平均锡含量约为8.03%，平均锌含量约为0.48%；表3 MH26之前的部分平均铅含量约为5.41%，平均锡含量约为5.58%，平均锌含量约为11.67%。表2的平均铅含量较表3 MH26之前的部分高9.41%；平均锡含量较表3 MH26之前的部分高2.45%，但值得注意的是表3 MH26之前的部分已经出现不添加锡的情况，这说明即使平均锡含量相差不大，锡也是主要被替换的对象之一；平均锌含量较表3 MH26之前的部分低11.19%。到了这里可以发现表2与表3 MH26之前的部分在平均铅含量与平均锌含量上差距较大，因此这两种元素所代表的材料存在替代关系；同时由于表3 MH26之前的部分出现了锡含量为0的现象，所以锡也是主要被替换的对象之一。因此可以得出此时的钱币铸造中锌正在同时取代铅与锡。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证实这一观点。将表2与表3 MH26之前的部分的平均铅含量差值9.41%同平均锡含量差值2.45%相加可以得到明嘉靖铸币改革之初铅、锡在钱币中减少总比例11.86%；而表2与表3 MH26之前的部分相差的平均锌含量恰好是11.19%，与明嘉靖年铸币改革之初铅、锡在钱币中减少总比例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