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强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党的领导”观念逐渐萌生。这一思想理念是在要将中国重新组织起来的社会意识中酝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指导下形成的。这一时期，“党的领导”表现为中共通过党的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工人、青年、妇女、农民等组织去唤起民众的阶级意识，组织群众作政治斗争，领导群众在党的旗帜下从事社会革命。中共的领导成就是显著的。同时，一些主客观因素导致党对革命领导权等问题认识模糊、对于党的领导方式和机制探讨不足，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力不从心的状况，这些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得以不断探索完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党的领导；思想认识

[中图分类号]  D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3-0021-11

历经百年征程，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在理论和实践上已渐趋成熟。回溯党的创建之初，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理解“党的领导”呢？这一问题颇值得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来看，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和发展列宁主义政党学说的最初形态；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论和实践发展历史来看，这是逻辑的起点。学界一般认为中共创建时期“党的领导”主要是指领导群众运动，但对此普遍未作深入探讨。为了还原其中较为复杂的历史面相，本文拟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党员群体的著述出发，结合党所领导的实践工作，分析这一时期中共关于“党的领导”的思想认识，力求接近历史的本原。

一、创建时期“党的领导”的思想源点

思想观念的萌芽与发展是社会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这方面研究需要关注其复杂的演化历程。中共“党的领导”理论来源于马列主义，其一般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列宁及共产国际，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对于中共形成和探索“党的领导”思想认识的重要影响。

近代中国是“主义的时代”“政党的时代”。这种政治选择本质上是为了追求一种再造社会的能力——将中国社会重新组织起来，重塑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政治权力，以彻底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救亡图存。五四运动前后，部分知识分子日渐放弃对个人自由的崇尚，改为崇尚集体权力，组织各类新型政党社团，主张牺牲个人自由以服从集体纪律。同时，他们逐渐意识到民众的力量，渐趋形成以群众的力量达成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目的的观念。在这一历程中，无政府主义是最早指引知识分子去引导底层社会变革的，但伴随着实践的失利，人们深感根本的社会变革绝不是几个人自愿组成一个私密小圈子，而必须建立起严密的组织、制定严格的纪律，“用统一的意志去实现既定的目标”。

同时，马克思主义渐渐传入中国，列宁主义政党对于社会力量的整合作用迅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20年，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强调：“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先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有了共产党，“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1921年3月，李大钊指出强大的组织能力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俄罗斯共产党以60万党员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中国的变革频频因组织能力太弱而被限制，因此中国需要团体的训练、鼓动民众的运动——中国的C派分子亟需组织一个贫民的劳动家的强固精密政党组织，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实现中国彻底的大变革。简言之，中共早期成员所理解的共产党的工作内容、价值意义与组织社会、鼓动民众等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中共成立前后，中共早期成员已经意识到了共产党的领导责任。正如蔡和森所说：建党初期“同志们已经研究过列宁论党，就明白了先进分子与党的产生及其阶级的关系了”。虽然因条件限制，中共早期成员难以阅读较多列宁主义的论著，但是在现已公开的俄共（布）以及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中均大量提及了共产党应该具有领导的责任意识，例如“当革命的开始，共产主义的先锋就占在领导的地位”、党对于每一次群众运动最好“都要有一定的领导”等。部分党员的著述中也有所阐释，如1922年李达曾转引季诺维也夫的观点，强调“共产党须当作无产阶级底前卫，常以他底精神来指导组合”，在《评第四国际》一文中指出革命运动往往是“少数有革命精神的先组织一个精密的团体，把这种精神贯彻到全体，从事组织，训练，以至于成就”，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计划全靠作为参谋部的共产党制定筹划。需要注意的是，中共创建时期较少使用“领导”概念，而是更多使用“协助”“组织”“促进”“引导”“指导”等词汇，以及“争取到我们这边”“置于我们影响下”等短语，但其内涵已经具有“领导”的意蕴。

从如上表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共此时较为系统地掌握了列宁主义政党理论的精髓，即不仅注重党的领导责任、领导作用、领导地位等问题，也在强调共产党本身的组织、纪律特点之于领导工作的意义——精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才是可以开展领导工作的关键和基础。正如陈独秀所言：“反对中央集权及强制执行，如何能组织强大的团体去干革命的事业呢？”中共一大前后，建党先驱们反复提及要“保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性”“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决定采取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经验和苏维埃管理制度，“建立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从而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在中共二大上，就此问题的表述更为郑重：“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中共在着重强调“组织坚强”之于领导工作的意义，这便点明了“领导群众”与“精密组织”是党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进而言之，具有科学信仰、严密组织、严格纪律的列宁主义政党可以高效地动员整个社会，从而实现对于混乱社会状态以及松散社会力量的影响、指导、渗透与控制，满足中国实现社会革命的基本要求。中共关于“党的领导”的思想逻辑由此延发。

创建时期，党的文件中对于“党的领导”的论述逐渐增多。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及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斗争的势力”和“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像俄国共产党一样夺得政权。1921年7月，中共一大指出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综合来看，因为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与中共自身创建工作的完成，中共关于党的领导的奠基性论述集成于中共二大前后。首先，第一次通过明确党的性质以彰显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共产党要组成一个大的做革命运动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其次，详细论述了党领导群众工作的责任。中共二大通过的九个决议案中除《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以外，其他八个决议案均对党领导群众工作问题做出了不同角度的阐释。中共担负着组织领导群众运动的责任，要召集中国工人、邀集中国的被压迫群众，领导他们为切身利益、为反帝反封建事业而斗争，并且要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在党的旗帜下去加入国内的民主联合战线。中共还担负着领导工会、青年团等组织的使命，其中研究、集中、扩大和正当指挥劳动运动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最后，《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等文件初步规定党如何开展对群众运动的领导。这些表明中共已经在系统探索自身的领导工作，并尝试发挥实质作用。

二、创建时期“党的领导”的主要内容

中共认为要想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无产阶级实现革命目标，必须形成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具体言之，此时党的领导主要是指要唤起民众的阶级意识、引导民众组织起来，使民众为无产阶级事业、社会主义方向而奋斗。

（一）唤起民众的阶级意识。对民众的政治思想教育之于革命事业至关重要。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工人不可能自发地形成社会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故而“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是共产党应该实现的重要任务。中共早期成员认为只有“获得民众的信用”，才能“集中民众势力于革命旗下”，而“要使大多数人真正相信共产主义，却非信赖教育不可”，即需要必要的政治训练。因而“党的职务是要于利用一切政治事情来做教育和宣传的材料”，在民众之中唤起“一种强盛同情”。中共认为要促使劳工具有“一齐聚在社会主义的旗下，为无产阶级战、为社会主义战、为未来幸福而战”的意识，要使工人去接受“怎样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去奋斗”的教育，其目的是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实践，去争取自身的利益，进而逐步实现共产党的思想主张。

这种宣介要告诉民众选择正确方向即社会主义的意义。陈独秀曾指出：“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因而，将民众引导至正确的方向尤为重要。李达认为“劳动运动的成效，要看那主义方针，是不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学说。只是当时各种学说纷繁复杂，中共的宣传教育正是在针砭、驳斥各种错误学说的思想交锋下进行的。邓中夏、陈独秀等人指出了思想交锋的重要性——思想斗争与工人阶级“没有若何的直接的关系”，但是却会对从事劳动运动的知识分子产生较大影响，并最终影响工人群体，因而中共必须指出守旧各派纯主观的谬误，宣扬科学的理论。

另一方面则是宣传社会主义的内容，这时侧重于阶级斗争理论。中共很早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1921年8月《新青年》曾经对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一书作出如下简介：“《阶级争斗》是社会主义始祖马克斯所发见的重要学理”，也是“进步国的人们‘现今社会运动底基音”，“凡要彻底了解近代各国社会思想，须得先彻底明白‘阶级争斗是什么”。实际上，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人的思想向马克思主义方向的转变与接受此理论关系极大。阶级意识的觉醒是工人走向政治斗争的关键步骤。李汉俊认为，工人对待工人的同情心、对于同阶级的互助理念以及彼此的团结、组织，“都一定是要工人有了阶级的觉悟、才会发生、才会成立的”。陈独秀则指出，只有各地各行的劳动者有了阶级觉悟，才能联合起来去组织劳动者的政治机关从而解决自身的困苦，这是“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邓中夏、蔡和森在回顾工人运动史时认为：中国现代的工会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开始的，产生了与之前的运动不可同日而语的影响，究其本质原因是中共注重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中国工人“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由此可知，宣传阶级斗争在中共早期领导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为推动革命思想的传播，中共强调进行有系统的政治宣传，通过报刊、书籍、工人夜校等进行宣传鼓动。中共努力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基于对经济的分析告诉劳动者生活苦难以及所受剥削的原因，以现实的苦痛所引起的共感推动民众思想的转换：唯有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动专政的制度，方可迈向富足的生活。这一方面促使了新思想的广泛传播，中共实质上“领导了思想、文化的争斗”，另一方面使得工人的确“受了感动不少，感悟了也不少”。历史地看，中共之所以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民众组织起来，民众阶级观念和阶级意识的觉醒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引导民众作政治斗争。列宁曾言：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是政治斗争，其首要任务是争得政治自由”，党应该帮助工人阶级“进行这一斗争”。中共在创建之初认识到了引导民众进行政治斗争的意义，如陈独秀所言：“一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都不能离开政治运动，因为政治上的自由，是一切运动所必需的。”

当时社会中存在浓厚的妄图脱离政治，单纯进行文化和经济斗争的倾向，值此背景下，中共号召民众进行政治斗争的关键之举即是反复重申政治斗争的意义与忽视之的危害。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强调：“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欲改良社会，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因为政治的力量，可以改革一切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组织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夺得政权才能解决繁复的社会问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922年黄日葵、邓中夏、刘仁静、李大钊等人所起草的《北京同人提案》，其中明确提出：“我们唯一解除苦厄实行的方法，是只有引导被压迫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而“希望以社会运动教育全体人民，待全体人民觉悟后再谋政治运动，推翻恶政府，这永远是一不可能的幻想”。这是当时革命青年的行动纲领，亦是他们与原来单纯强调文化革命的社会群体的割席界标。

中共此时所理解的“政治斗争”意涵是鲜明的，一方面，提出“联合全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实行社会革命、夺取政权。中共一大明确指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乃是由无产阶级举行政治革命夺取政权来实现的”。换言之，中共所理解的“政治斗争”的目的即是夺取政权，这一过程需要共产党组织和集中阶级斗争的势力。刘少奇曾将革命进程概括为三个步骤，第二、三步是夺取政权、在公有制下发展实业，第一步则是“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因此，必须促使工人和农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用暴力精神教育它们，使之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引导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在中共进行宣传动员以前，工人罢工的主要内容是经济斗争，仅以改善生活条件为限，对政治不太关心。为此，中共认为“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工作的争斗到政治的争斗”，促使工人运动由被动的、改良的、单纯经济的发展至自动的、革命的、经济与政治不分离的。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工人在共产党人的激励下已经高度政治化”。这也使得中共日趋肯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1923年，邓中夏指出工人“向政治的奋斗，亦已趋向激烈”，中国的政治改造前途是极有希望的。蔡和森认为劳动者日趋组织集中起来，并渐渐成为一种新势力，并“将在政治上表显出来”，尤其将在“国民革命运动上表显出来”。

（三）组织民众作团结奋斗。组织团结民众是创建时期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政党的天然使命是要“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建党初期，中共认为工人阶级是谋求社会改造根本解决的主力军，革命事业必须建设在民众的力量上面，采取“平民征服政府”的方式，用民众的力量打倒官僚军阀和侵略者。但是他们也发现民众涣散、缺乏组织，难以形成坚强的革命力量。正如陈独秀所说：农、工、商、学生等人民势力才是中国真正的主人翁，但是它们还是混乱、散漫、软弱的，这派势力“若终不能集中强固起来管理中国，中国便永远没有救济的希望！”为了实现革命，必须要有劳工的团结，为此需要“长时间无数的有训练有纪律的民众运动”。

换言之，共产党存在的必要性就在于科学合理地组织民众。张太雷对此有清晰的表达：中国共产党应当毫不迟延地担负起将“暂时还不成熟的具有战斗力的革命材料组织起来的职责”，其基本目标是“加紧把分散的无产阶级力量联合成一些强大的阶级组织，把所有至今还处于分散状态的分子聚集在一起”，努力争取领导民众。共产国际频频指示中共必须将工人、学生等群体组织起来。为此，中共大力向民众宣传“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彭湃指出，社会革命是由全体社会人一起发动的，因而大家必须赶快觉悟、互相团结。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则要求不断地向工人教育“组织起来”的意义和方法，类似于“咱们大伙就大伙的法子，就是咱们要结合起来”的语言更是不胜枚举。毛泽东、邓中夏等人则提出工农联合、工农兵联合和工农商学兵大联合的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受俄国经验影响，此时“组织起来”的对象主要是工人群体，如中共一大即规定“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何以如此呢？一方面是中共认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而社会的改造只能假手于立于不利地位的劳动阶级；另一方面则是认为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它的基础应该完全建立在工人阶级之上，并将力量集中于工人宣传与组织之上，比如共产国际曾指示：“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劳动群众，这一任务的完成在目前时期只能采取建立工会的形式。”中共在积极强调全国工人行动一致以及联合全世界劳动阶级的重要性之时，也在努力将学生、农民、妇女组织领导起来。以妇女运动为例，李大钊认为妇女运动若要成功，都应该团结起来，“首宜结合最有实力之坚固团体”。1923年《妇女运动决议案》也提出女党员“应随时随地指导并联合”各类妇女运动。这些都对于党领导妇女工作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总体来看，此时中共对于领导农民、妇女的总体兴趣并不大，其所重视的妇女运动、农民运动更多的是使之与工人运动相联合，发挥辅助工人运动的作用。又因为严重缺乏领导人才，便导致相关的宣传动员工作远不如工人运动那般轰轰烈烈。

通过系列努力，中共的领导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邓中夏认为在党的领导下，工人群体已经渐趋组织起来，“比任何群众团结得结实而热烈”。刘仁静认为党在群众中宣传工作能够取得很大成就，“今后将会取得很大的发展”。中共在对于领导工作日渐自信的基础上，深化了对于自身领导地位的认知，以1922年共产国际代表利金的报告为例，其中坚信“靠我们在中国的现有力量，现在已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国民革命运动，并使我们的组织处于领导地位”。这都为中共进一步提出领导权思想奠定了基础。

三、创建时期“党的领导”面临的重要关系

在创建时期，如何发动、组织、影响和领导各类群众运动是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为了更好地领导各类群众运动，党从一大到三大在不断探索完善自身的领导机制和组织体系。在领导机制层面，中共二大指出各级委员会需要“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在组织体系方面，中共提出要在农村、工厂、铁路、矿山、兵营、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完善党的组织，并要“在全国各都会增设支部”、“应设分部支部布满全国”。但是，由于主观与客观的因素，中共党员数量和组织状况长期不足——截至中共三大召开之时，全国党员仍不足500名，自身组织力量明显弱小。回望历史，此时一些领导工作并非是由党的组织直接领导的，而是通过发展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各类工会和工人俱乐部等多种群团组织予以间接实现的。这些群团组织的工作是党的活动的重要组成，也是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中共与它们的关系在早期党的领导工作中格外重要。

（一）中共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关系。党对团的领导是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团领导下的青年工作亦是党的领导的落实与延伸。中共早期党员高度肯定觉悟的青年是推动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因而认为“需要用各种形式来组织更广泛的青年，使他们参加多方面的工作”。自1920年青年团早期组织成立，早期党组织及成员即开始领导团的工作，并在1922年正式领导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团的工作做了具体规定。中共二大《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指出：青年团是少年运动的先锋，要在共产党“政治的领袖之下，独立的做无产阶级少年运动的引导”。中共三大《青年运动决议案》中指出青年团应以组织及教育青年工人为其重要工作：对于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引导青年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开始从事于农民运动的宣传及调查，并且“应根据本党第三次大会关于国民运动与国民党之议决案极力参加国民运动”。简而言之，党所规定的团的工作便是锁定青年群体，捍卫青年利益，对其进行组织动员，将其引导至党的旗下，为反帝反封建和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

创建时期中共形成了在政治上领导青年团的意识。1921年7月，张太雷在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上作报告时指出青年团在党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并且“青年团必须在学说上，在关于领导和榜样方面无条件地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和直接联系。同时在管理和技术方面，它必须保持它的完整性和自主性”。中共二大第一次以党内文件的形式明确了党对团的领导关系：“在青年劳动者一切经济和教育利益奋斗的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个独立的团体；关于普通政治运动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则应当约束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中共三大则指出：“第三次大会认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极力加以组织上指导上之援助。”由上列表述不难发现，党虽然明确了对于团的领导，但不是绝对领导，而是一种奇妙不明的“软约束”——症结即是同时强调青年团“组织独立”和“在政治方面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之间的张力。在如此不明确的认知情况下，青年团经常发生闹独立性问题，例如1922年“当青年团在南京开第二次大会时就发生了独立的倾向，议决案写下了青年团的工作，是独立的，不受党的支配，如北京青年团的负责同志，完全不受党的指挥”。1923年，施存统的《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政策、工作、组织》一文着重强调了团组织的独立性问题，甚至提出“除政策须服从中国共产党外，本团的组织及工作，中国共产党不得加以干涉，只能加以适宜的劝告”、党员不得挂名为团员、团员“绝不应自认为中国共产党之附属机关，以共产党党员的资格来做本团的工作”等8条建议。即使是坚决反对青年团闹独立性的邓中夏，也只是强调团在政策上绝对服从于党，组织上要独立，并且将党团关系形容为“兄弟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所规定的具有较大弹性的党团关系不无关系：1921年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规定了各国青年团服从于各国党的领导，但只是“在政治上服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唯一领导者——共产党”，决不等于取消了组织上的独立性，并且对于团组织的独立性问题考虑得并不成熟、规定得并不系统。如上文述，中共的表达更是微妙，中共二大规定的党团关系是“协定”一词，这明显更像是平级协作的关系，与共产国际方面所规定的“领导与被领导”的措词差别甚大。这种措辞其实折射出党对团的别样态度。

建党之初，团员人数远远超过党员人数，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较大。中共二大在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方法中曾提出“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的方式，其中将“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国民党”并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关于团的地位和势力的认知。党员的数量有限和团员的庞大数量所形成的巨大差异也进一步影响党的领导机制的运行，所形成的状态即是党团关系的复杂交错：在人事上，党中央频繁调动蔡和森、高君宇和俞秀松等团的主要领导干部回到党内工作，一度导致团中央工作瘫痪；在职能上，以党的名义讨论党务和工运问题，又以团的名义讨论学生运动，分工并不明晰。有学者指出，上海等地区党、团人事与运作过程更为微妙，甚至可以称之为“党团一体”。故而1924年5月中共曾指出党在青年工作方面的最大问题就是“S.Y.的工作和党的工作未能分开”。综上，早期党与团的工作关系有时便不能以“领导与被领导”简单论之。

（二）中共对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工会的领导关系。中共在创建时期“着重于工人运动的集中、扩大和正当的领导……把领导工人运动看作是自己的基本任务”。如何具体领导工人呢？据张国焘的回忆，“一大”时中共认为，一方面是“应在中央所在地组设一个工人运动的总机构，并在各重要地区设分支机构，以为领导工运的枢纽”，即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下简称为“书记部”）实现公开的总领导；另一方面则是“各地同志都应到工厂中去从事下层活动，将工人群众组织在工人俱乐部或其本厂的工会等组织之内”，即由党员发挥骨干作用进行秘密的直接领导。

书记部实质上是当时中国“职工运动的领导者”。中共则是牢牢掌握了对于书记部的领导权，实现对于工人运动的政治领导。具体地看，中共明确了书记部的定位：“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并最终成为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在人事方面，中共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章程》中明确规定“本部以社会主义者及有觉悟的工人组织之”，这个“社会主义者”正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的隐讳表达。书记部也是积极地贯彻党的领导，例如在第一次劳动大会中，主席团名单是由共产党拟定的、大会的口号则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在劳动立法运动中，书记部则用公开的名义公布了党关于劳动方案的规定。虽然书记部的组织资料文献保留下来的较少，但根据许多回忆文字均能证实这是宣扬党的主张、开展党的工作的巩固平台，比如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就曾描述：书记部始终在张国焘主持下工作，党完全领导了书记部。

但是，因为党在创建时期的工作主要是工人运动，党的工作内容与书记部的工作高度重合，这也产生了一些微妙情况——在中共二大之前各地党务经费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劳动运动的名义下开支，并且“书记部成了工人入党的经过机关”，这都是错误地处理了书记部与党的关系。最严重的是“小组织问题”，即张国焘等人“把组合书记部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变形，一切事情由组合书记部发命令找活动分子去工作，不用经党的通过”，实质上“在党内组织小集团”，犯了重大的错误。这是党对集中统一领导的认识不足和党对于书记部的领导较弱所致。

在党和书记部的支持下，许多党员被选派到工会之中，进而形成了党对于工会的领导。中共二大首次规定了党对工会的领导地位：工会如同军队，党如同先锋，“军队都跟着这个先锋前进”；共产党如是人的头脑，全体工人便是人的身体。因此，共产党无论在哪种劳动运动中，都“要能适当的诚实的和勇敢的率领工会运动”。中共还明确了工会的职责，如1923年李维汉便指出工人俱乐部战时是工人的指挥机关，承平之日即是工人的教育机关。工会已然成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最终触角，重要性可想而知。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共意识到自身必须“在工会中和各个工厂委员会以及一切的劳动团体中组织强有力的团体”。

然而认知与实践往往存在一定差别，总的来看，建党初期党内较少发展工人党员，在党的领导层中“始终未相当地吸收这些群众的斗争的领袖进去，使得党的指导机关内没有工人成分”，并且全国普遍“未曾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以北方地区为例，中共主要是依靠派驻党员在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建立支部较少——截至1923年，北京地委仅发展了在北京的4个支部和北方其他地区的6个支部。相较而言，全国唯有毛泽东负责的湖南党组织着重建设支部以开展领导工作，截至1923年5月共建立了18个支部、小组，另外安源地区在1922至1923年建立了13个党支部、26个团支部并成立了地委。党的领导工作所呈现的地域差异与不同地区党员群体所面临的客观环境以及他们的领导理念、工作态度均有关系，这反映出了创建时期党的工作的非规范化。立足整体而言，当时在工人群体中的党员匮乏、组织缺失的局面较为普遍，这便导致工人群众中党的领导“只有高高在上的领导，而下层群众中很少有共产党的作用”，“只是个人式的英雄领导，而不是党的组织领导。”二七惨案发生后，党在工人群众中“除政治影响外”，再无其他影响，这引起中共对于加强党的领导的进一步重视。罗章龙、高君宇认为“工人须有政党的必要了”。这次罢工失败表明“仅仅有工会是不足以支撑的，还需要有政党”，“凡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驱，都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内”。但是这种状况短期内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四、余论

立足于创建时期而言，中共此时的一些认识颇具时代特点，比如“领导权”问题。中共所理解的“领导权”概念明显有领导对象的区别——领导革命运动和领导无产阶级。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当强调前者时即是指要主导联合战线和全国整个的革命运动，当强调后者时仅是指要主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就此时中共而言，重视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基于建党前后的文献来看，中共谈及自身领导权问题时主要是面向无产阶级群体而言的。除了1921年6月张太雷曾提出东方国家共产主义者“要掌握住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隐约表达出掌握革命运动领导权的倾向以外，的确较少见到直接提出中共要掌握整个民族革命运动领导权的文字，反而更为常见的则是强调中共对于无产阶级的独立领导。中共二大指出无产阶级须在共产党的旗帜下，独立地作自己阶级的运动，“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在与国民党的合作历程中，中共三大明确：“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等人更是认为“组织工人是我们唯一的责任”，中共要单独地组织领导职工运动，使之避免受到国民党的影响。到了1924年，李大钊在共产国际发言时提出努力“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这些思想认识在当时占据主流。

对于联合战线和全国整个的革命运动即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受共产国际的要求和国共合作的时局影响，中共认为是由国民党掌握之。1923年，陈独秀曾明确表示应由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运动，“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共三大更是提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自然，上述观点自酝酿之时即面临着争论，瞿秋白、邓中夏、彭述之等人均认为这种认识忽视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以党内最早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瞿秋白为例，他认为资产阶级的革命需要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胜利。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务必取得指导者的地位，“在无产阶级之中则共产党取得指导者的地位”。立足于整体而言，这些不同声音此时只是潜流而非主流。李大钊在此事上的模糊态度即是较为鲜活的证明——他在1923年5月认为应以国民党作为社会改造的中心，却在6月表示：“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分析来看，李大钊对于国民党领导地位的肯定是基于现实力量的考虑，而对于无产阶级领导因素的强调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进而言之，这一时期萌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主要是出于理论的推演，并非实践指南——其所论述的重点只是肯定无产阶级的领导因素，却并未提出无产阶级如何行使之。

中共关于“领导权”的如此认知自然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无论是1921年初的共产国际三大还是1922年底的共产国际四大，其所强调的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只是争取群众的大多数，并未过多涉及领导权问题。虽然1922年、1923年共产国际的文件中曾零星出现了争取使共产党成为国民革命的首领、“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等表述，但实质上共产国际没有奢望中共可以担负起领导联合战线和中国革命的责任，只是强调党领导群众运动的重要性和自身组织的独立性，要去独立地做工人运动，通过群众运动的强大声势影响国民党的纲领和政策，从而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这种领导并非直接领导。也正因为此，中共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权，却不等于被动地等待国民党的安排，而要主动地引导国民党向前进。一方面，中共强调要改革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和纲领路线，使其肩负起国民革命的使命；另一方面，共产党则要保持非常严肃的、强有力的小团体，努力掌握国民党的各地组织，争取站在国民党的中心地位，力求采取一定的举措确保国民革命不向右转。换言之，中共虽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也要力求在当“合作者”的同时发挥“督战者”的作用。因而，中共在创建时期前后所重视的是自身的独立性和对无产阶级的独立领导问题，而不是直接掌握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历史向来是复杂的，中国共产党认识与实践“党的领导”的历程同样如此。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共在建党前后短短数年内即在确立革命目标、宣传马列主义、组织群众运动等诸多领导工作中取得了斐然成就。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虽然共产党重视“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要求，但是中共对此的认识与探索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历程，并非一蹴而就，例如中共此时对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等问题着墨较少，对于党的组织领导等问题认识薄弱。这与中共早期成员较少、组织体系初建、理论水平有限等现实状况有关，是历史探索中难免的产物，后人理应理解。但是一些研究却认为中国共产党自创建时期便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是领导一切的”等观念，范式色彩强而历史味道淡，这明显忽视了历史场域。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向来是实证与理论的合奏，此二者不应偏废，研究“党的领导”问题尤需如此。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主题研究”（21＆ZD0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贾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