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溢出的陕西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研究

2024-06-28毛雪莲

中国商论 2024年12期

毛雪莲

摘要：文章选择陕西省11个地区2000—2020年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发展水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利用外资、旅游收入等方面，建立空间Durbin模型分析陕西各地区经济增长及溢出效应。结果表明，陕西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稳定的收敛趋势，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本地区有促进和带动作用，且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利用外资因素对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显示，物质资本在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居于显著地位，这对于各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利，应逐步改变这一形势。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日益凸显，因此，借助陕西省的优质教育资源，可以提升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促进陕西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辐射带动西北地区的经济取得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溢出；面板数据；空间Durbin模型；人力资本

本文索引：毛雪莲.<变量 2>[J].中国商论，2024（12）：-152.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4）06（b）--05

陕西省位于中国中部，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有丰富的水能资源、矿产资源、教育资源和旅游资源等，下辖11个地级市地区（西安市、铜川市、宝鸡市、咸阳市、渭南市、延安市、汉中市、榆林市、安康市、商洛市、杨凌示范区）。陕西是西北经济重镇，是“一带一路”的枢纽。2017年9月，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调研时，第一次提出发展“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的理念。

2018年1月，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将发展“三个经济”列为重点工作予以部署，明确大力发展“三个经济”，促进资本、信息、人才、技术等要素聚集。同年4月，陕西省委印发《省委常委会2018年工作要点》，将大力发展“三个经济”作为省委强力推进的23项重点任务之一。2020年将完善区域政策体系，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作为陕西的重点工作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因此，陕西省现阶段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要实现经济持久稳定高质量增长，就要了解自身经济存在的问题，并做出调整，为陕西省经济腾飞做好准备。

1 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是倍受经济学家持久关注的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提高国民财富的方式有两种：增加劳动者的数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认为经济增长是实际产出在上一年的基础上的增加。曼昆提出对生产率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知识。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储蓄、投资、外商投资、教育、自由贸易、研究与开发密切相关。罗伯特·索罗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源于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在这些因素中，技术进步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罗默认为，资本、非技术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社会上涌现的新思想将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

季方（2009）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生产供给方面和有效需求两个方面，并分别从这些方面分析各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生产供给有固定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以及知识技术这四类因素。需求方面有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三类因素。

王雅文等（2018）认为，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出口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

赵文军等（2018）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没有发挥积极影响，甚至产生一定负面作用，各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城市组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姜锟（2019）认为就陕西而言，资本、知识、劳动三大要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且陕西省经济增长对资本高度依赖。

陈娟等（2019）认为我国区域经济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在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强，溢出效应最大。

谢霄亭等（2015）认为，由于加入了地理权重，空间计量回归模型较OLS模型能更好地解释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旅游对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入境旅游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较国内旅游弱。

白仲林（2019）指出，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除了取决于其自身的要素外，也依赖于其相邻区域的经济增长（Fujita et al.，1999；Anselin，2003；López-Bazo et al.，2004；Ertur and Koch，2007；Yu and Lee，2012），即相邻区域所产生的增长空间外溢成为一个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覃成林等，2012；朱国忠等，2014）。并且，空间外溢的强度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而减小。这意味着，空间外溢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Feser and Isserman，2005；符淼，2009；Sun et al.，2015）。

综合以上文献资料，不同的学者研究经济增长时使用的变量有一定差异，但主要集中于生产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现有文献中多是对全国或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研究，就陕西省经济增长情况而言，多是从利用全省数据展开研究，或是从某些方面如旅游收入进行分析，缺少对全省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分析。因此，本文以陕西省11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空间Durbin模型，分析各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因，以促进陕西省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2 实证分析

2.1 经济增长速度的动因分析

2.1.1 模型设定

本文参考姜锟（2019）的陕西经济增长动力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各地区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物质资本以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人力资本以年末在岗人数表示；技术水平以每万人中科研技术就业人员计算；对外开放水平以实际外商直接投资（FDI）占 GDP的比重表示。其中，FDI根据各年度美元兑换人民币的平均汇价折算为人民币。

另外，根据区域经济增长收敛假说（Barro et al.，1991；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选择区域经济增长的β收敛模型作为实证分析的基本模型。将空间外溢变量引入模型，构建包含空间外溢的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检验模型：

式中，git、yi0t分别表示各个区域i的经济增长率和各个时期初的经济水平；gjt、yj0t分别表示各个区域j的经济增长率与各个时期期初的经济水平，用于测度相邻区域对本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β0为常数。β1为收敛系数，若显著为负，则说明区域之间经济增长是收敛的。Zit=（Xit，Kit，Lit，F2it），Xit表示旅游收入，Kit表示固定资产投资额，Lit表示年末在岗职工人数，F2it表示外商直接投资额。β2=（β2，β3，β4，β5）δ1为空间外溢系数，若显著为正，则说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空间外溢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W为描述区域空间关系的n×n阶权重矩阵，n为区域数量。δ2为邻居区域期初经济水平估计系数，若显著为正，则说明邻居区域期初水平对目标区域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γ表示相邻区域各控制变量对本区域经济的影响，γ和δ2不为零时为空间Durbin模型。εi为区域i的个体效应。uit为随机误差项。如果εi与解释变量相关，则为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则为随机效应模型。

2.1.2 空间权重设定

在国内外的研究文献中，应用最广泛的空间权重矩阵是邻接矩阵，它分为一段邻接矩阵和高阶邻接矩阵。本文采用一阶邻接矩阵，它假定空间个体之间只要共同边界的长度不为零，则空间交互作用就会发生，赋值规则为有共同边界时用1表示，否则用0表示。

2.1.3 样本数据

本文采用陕西省11个地区2000—2020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2001—2021年陕西统计年鉴，2012年陕西区域年鉴，2018年陕西区域年鉴）。其中，，yi0t为i地区t-1年的GDP，W为空间权重。

2.1.4 模型估计与检验

本文利用Stata软件分别估计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空间Durbin模型，并进行Hausman检验。

2.1.5 模型修正及结果分析

根据表2的Hausman检验结果prob=0.0000，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εi与解释变量不相关），这说明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根据表1的检验结果，旅游收入X的系数对应的概率分别为0.837和0.811，均不显著，这说明在陕西省各地区经济溢出效应中，旅游收入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故将其剔除，再进行模型的估计，β1的估计值为-0.1129，其对应的概率为0.000，估计值显著不为零，这说明模型应选择固定效应的空间Durbin模型。

分析结果表明，本地区期初经济水平、物质资本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年末在岗职工人数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其中β1的估计值显著为负，说明陕西省各地区经济增长呈现稳定的收敛趋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期初经济水平每增加1%，经济增长率均减少0.11%。固定资产投资额每增加1%，本地区经济增长率均增加0.07%。在岗职工人数每增加1%，本地区经济增长率均减少0.11%。外商直接投资额每增加1亿元，本地区经济增长率均增加0.04%。

δ1空间外溢系数的估计值显著为正，说明各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外溢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相邻区域的经济增长率越高，对本地区的影响就越大。但是相邻区域的期初经济水平，物质资本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在岗职工人数对本地区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知，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依赖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外资的利用情况以及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

2.2 经济增长水平的动因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对各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内在动因进一步分析，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引入空间效应因素，运用stata估计结果显示Hausman检验结果prob=0.0000，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εi与解释变量不相关），说明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由分析结果可知，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依赖于本地区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利用外资数额。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地区的固定资产投产每增长1%，本地经济水平均增长0.598%；本地区的在岗职工人数每增长1%，经济水平均增长0.997%；利用外资每增长1亿元，本地区的经济水平均增长0.087%。在空间效应方面，相邻地区的人力资本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陕西省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本地区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者系数之和大于1，这说明当前经济为规模报酬递增型经济，如增加1倍的投入，经济增长报酬就超过1倍。此外，利用外资对经济增长也有正向作用。

3 各地区经济增长动因分析

从研究结果来看，陕西省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其次是物质资本及外资的利用，相邻区域经济增长有溢出效应，因此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可以辐射相邻区域，带动相邻区域快速发展。

从图1可以看出，西安市直接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变化幅度在0.01～0.05。西安市物质资本占GDP的比重呈逐年递增趋势，在0.4～1.1。杨凌地区波动幅度较大，其他地区变化幅度较小在0～0.1。从图2可以看出，各地区的物质资本占GDP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2015年之后，延安和榆林有下降趋势。图3显示，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占GDP的比重呈逐年递减趋势，呈现较强的一致性变化规律。

由此可见，物质资本在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中仍居于显著地位，而靠高资本投入的经济很难获得持续增长，因此陕西各地区如果想取得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就需要逐渐改变这一形势。

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是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三个因素中最大的因素，可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日益凸显，毕竟依赖于高资本投入的经济很难获得长期持续增长。西安有着优质的教育资源，借此辐射提升陕西各地区人力资本的水平，从而使人力资本成为陕西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促进陕西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辐射西北地区，带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取得长效的可持续增长。

4 结语

本文从陕西各地区旅游收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利用外资等方面，建立空间Durbin模型，分析陕西省各地区经济的溢出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稳定的收敛趋势，符合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依赖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外资的利用情况以及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其中物质资本、利用外资及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为积极影响。

本文进一步分析各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动因因素，结果表明陕西省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本地区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利用外资方面。此外，相邻地区对人才的吸引会对本地区经济产生负向影响。这说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对相邻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本地区整体经济发展产生间接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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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军，葛纯宝.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48个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9（6）：9-19.

姜锟.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陕西省经济增长内在动力研究[D].西安：西安理工大学，2019：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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