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荟琴 张梓涵

摘   要：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至上，其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结构特性与基层治理具有高度耦合性，并贯穿于基层治理的各个环节，对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为探究单一因素和组合因素如何影响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互融互嵌的问题，以2023年40个基层治理地方实践典范为样本，采用QCA的研究方法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基层治理的影响因素和驱动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单一因素并不构成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但“自治组织参与”对结果发生具有普遍作用；“群策群力型”“制度响应型”“数智赋能型”三条路径可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互融互嵌。当前，应激发基层群众参与活力，将制度设计与需求导向紧密结合，构建数字技术赋能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治理；影响因素；组态路径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24.03.009

文章编号：1009-6922（2024）03-84-12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遵循“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核心价值，并结合我国本土的民主实践探索经验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的组成部分。当前，“民主”概念正逐步从较为抽象的理论层面转移到实际空间和广泛的生活场景之中，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产生实际效用，是党领导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效能——无论是制度规范、公平正义还是权利实现等，最直接的体现则是在基层。基层是直面广大群众的第一线，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互融互嵌、有机融合，有助于更好地保障群众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实现基层善治。鉴于此，有必要探索哪些因素能够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实践中产生撬动作用和聚势赋能，而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发挥联动效应以激发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效能？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文献梳理

爬梳现有文献，当前学术界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相关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的关系，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对基层治理的推动作用，三是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

就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的关系而言，张君（2021）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源于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基层民主的创新实践，证明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有根有源［1］。贾双跃（2022）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基层的一种治理逻辑，这种逻辑又具有多重含义，如解人民之所需的有效性逻辑、重视人民参与的广泛性逻辑、共享公共福祉的公正性逻辑、彰显集体权利的责任性逻辑、发挥人民创造力的主体性逻辑［2］。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两者的关系体现为“路径-目标”，如任中平（2022）指出，与“四个民主”相衔接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实现基层治理民主和民生建设一体化和从选举民主走向协商民主的目标［3］。王炳权（2023）论证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精神为基层治理注入人民性，从而实现基层善治的目标［4］。质言之，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的关系应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并且在不断的实践磨合中又相互完善。

就全过程人民民主对基层治理的推动作用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宏观的理论创新，也为微观的基层治理指明了方向。赵明锴（2023）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对基层治理的效能在于整合治理力量、扩大事权主体及优化民主程序［5］。房亚明等（2023）着眼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对城市基层治理的机制优化，认为其对基层治理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促进治理主体有效在场、实现民主决策制度化、保障治理资源长效供给、健全问责和绩效评估机制等方面［6］。黄丽华和李红飞（2022）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健全基层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并举”、强化社区民主实践以及提升居民参与民主治理的动力与能力［7］。

就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治理实践而言，汪仲启（2021）以上海市虹桥街道为典型案例，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通过“涵盖全体”“涉及全部”“贯穿全程”的实践体系，构建整体、贯通、协调的基层治理新格局［8］111。张力伟等（2022）以某社区为案例进行系统考察发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体现为全方位动员、全体系架构、全流程监督的“三全合一”运作体系，并且依赖于高度参与的人、韧性的制度与持续的监督［9］63。何军等（2023）分析北京市朝阳区某社区“基层议事共治”的典型案例，议事平台体系化、议事主体多元化、议事主题精准化、议事规程制度化、共治机制灵活化的“五化”格局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先进理念转化为基层民主的创新机制，并不断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10］。

学界相关文献已较丰富，且对本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仍有进一步深化拓展的空间。其一，当前的研究成果大体都局限于理论分析或逻辑演绎阶段，少有来自实证分析的证据。其二，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身应是用于实践的一种民主模式，但当前相关的典型案例分析成果却稍显匮乏。其三，相关研究同质化程度较高，鲜有研究者探析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基层治理的影响因素。对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探究影响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基层治理的因素有哪些？其次，这些因素是如何发挥联动效应，使两者能够达到互融互嵌的态势？最后，针对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的特点，本文选择QCA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该研究方法能够有效、系统地处理多案例比较的研究数据、问卷调查数据、质性数据等，并强调通过实证资料以及相关理论的不断对话，从小样本数据中建构出研究议题的因果性关系［11］。根据变量类型，QCA又可分为csQCA（清晰集）、mvQCA（多值集）以及fsQCA（模糊集）。相较于其他两种方法，fsQCA在处理定比变量和定距变量时有一定优势［12］，能够更加准确地刻画出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必要性与充分性关系及特征。

（二）分析框架

本文引入Tornatizky和Fleischer两位学者提出的TOE框架（技术-组织-环境）作为文章分析的总体结构。该框架聚焦于技术层面的考察，同时考虑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并将其纳入到考察范围［13］。具体而言，技术维度的关注点在于技术本身或者技术人才的支撑作用；组织维度则关注政府或者其他主导者的统筹协调；环境维度则关注外部性环境，如制度、行业结构等。TOE框架因其自身可根据不同研究对象灵活调整相应的标识因素，具有较强的适应力和阐释力［14］，这使框架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并在学术界应用广泛，如电子政务服务发展水平与效率［15］、区域数字化发展［16］、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影响因素研究［17］等。因此，本文利用TOE框架表征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基层治理的影响因素，探讨基于技术端、组织端、环境端的多维要素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的联合驱动效应。

（三）案例选取

为保证案例具有代表性、多元性、相关资料易获得性等特征，本文的案例样本从2023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年度案例、2023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推荐案例、2023国家治理创新经验（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典型案例，以及部分地级市所评选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创新典型案例中选取，共计40个案例。首先，选择2023年的典型案例的原因在于，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的重要论述，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概括、新表达；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的决定，并首次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写入法律；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特别提出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2023年在时间线上基层治理实践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已然具有较好的契合度。其次，2023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年度案例和推荐案例是由人民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联合征集，通过专家评选产生所得。2023国家治理创新经验（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是人民论坛调研组在本年度已有调研成果的精选。以上案例的相关资料丰富翔实，数据来源于权威新闻报道、个人访谈、人民论坛调研报告、学术论文等，因此文章选择的案例具有代表性和相关资料可获得性。最后，所选案例具有多元性，所覆盖的场景具有解决矛盾纠纷、基层公益服务、网格治理精细化等多种类型。案例概况见表1，受篇幅限制，此处仅展示部分案例。

（四）变量阐释与赋值

1.结果变量。本研究将结果变量设定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治理融入度（WDG）”。全过程人民民主发轫于基层民主的实践探索，而基层民主又是基层治理的核心，因此要提升基层治理的效能，就应将民主落实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基本空间［18］。但基层治理是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治的“结合部”，是“纵横交错”的关节位置［8］111，群众易受传统“家长制”行政文化的影响，又囿于自身参与能力欠缺，其所滋生的参与冷漠就成为削弱基层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因素［9］63-64。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融入基层治理中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功能，探寻支撑起民主运转的结构性要素，而全过程人民民主呈现出的民意征集、民主协商、民主表决、民主监督、效能反馈等关键的结构性要素正是其基层实践的应有之义［19］24。民意征集即是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利益表达，是“政府干什么”由“人民来决定”的转变；民主协商是民意共识的形成，将基层实践项目所征集的意见进行协商；民主表决则是公共意志的产生，其内含“选举”下公平投票的意蕴，既有票决民主的形式特征，又与民众公共利益相结合；民主监督则是为了促进由民主产生的基层治理实践的顺利开展以及长效化；民主质量则是以民众的反馈为主，评估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基层优化治理后的效能。综上，参考王江伟（2021）所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的核心结构要素［19］28，将结果变量拟定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治理融入度”，并从民意征集、民主协商、民主表决、民主监督、民主质量五个方面进行度量。参照学界惯用的赋值方式，采用六值模糊集直接赋值，当案例场景均不满足以上五个方面时，则赋0分；符合一个方面赋0.1分，符合两个方面赋0.4分，符合三个方面赋0.6分，符合四个方面赋0.9分，全部符合赋1分。

2.条件变量。

（1）技术端。

数字技术赋能（DT）。人民民主的真谛在于通过党政机关发挥统筹协调的作用，使“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20］。在数字时代，以5G、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以不可逆转之势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基层治理的实践中，数字化使得群众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民主参与，扩大了民主主体参与范围，如数字平台的搭建使基层群众够通过“指尖”的形式参与到管理公共事务中。更为重要的是，数字化能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多维多向度，使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基层党政机关也能通过数字化渠道更加高效地打捞各种声音，持续性地收集和获取民意［21］，并利用大数据和算法技术将浩如烟海的意见与观点进行分类归纳，流转到不同职能部门，从而持续性地回应公民的偏好。质言之，通过数字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基层治理实践中能够最高效、最大限度找到“最大公约数”。对于此，该条件变量选择“是否具有数字平台”进行测定，并采用二分赋值法直接赋值，如果相关案例的治理实践建设有数字平台则赋值为1；未建设数字平台则赋值为0。

智库人才建设（TB）。如果说“数字技术赋能”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嵌套的媒介平台，那么“智库人才建设”无疑是两者互融的“催化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除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和政协系统各层次协商外，还具有基层推进“板凳”民主、协商议事厅、圆桌协商等诸多形式［22］，在此过程中无论是信息采集、深入调研，还是决策咨询均需要智库人才的广泛参与。如上海市嘉定工业区管委会建立了“1+6+22+X”的立法联系网格，其中的“X”就代表专家顾问团、顾问单位团队、成员单位、法律志愿者等，可见智库人才的作用不可或缺［23］。法案制定过程中的法案起草修改等环节需向专家征询意见；职能部门专题调研时也需相关专家团队参与调研与座谈；监督检查活动中对执法检查与官员履职评议等，专家团队的参与亦能提升工作的成效。可见，虽然数字平台能覆盖面更广、时效更高地将基层情况实时反馈到后台监管方，但对于基层工作的具体开展、问题解决的每一环节仍需专业人士进行评估，特别是对于基层重大风险的治理仍然需要掌握专业知识的专家团队深入基层全面调查。对于此，该条件变量的测定与赋值参照周进萍和周沛的方式［24］98，“没有智库人才介入”赋0分，“智库人才力量发挥作用很小”赋0.33分，“智库人才力量发挥作用一般”赋0.67分，“智库人才力量发挥重要作用”赋1分。

（2）组织端。

组织领导支持（OLS）。回顾历史，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确立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历来尊重人民的意志，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社会新形势和历史新方位，强调“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底蕴［25］。可见，党组织发挥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的作用，将民主的根本价值理念与精神原则通过话语、制度和政策落实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当中。而基层是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环节。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的“主力军”，有利于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实用性［26］。就广泛性而言，党组织能将政党权威转化为基层治理权威，将政治压力转换为治理动能，最大限度吸纳和动员多元主体参与到基层大大小小的事务中来；就真实性而言，党组织为群众提供表达民意的广阔平台，并通过创新协商民主的多元形式，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就实用性而言，党组织的领导使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将基层各项政策的制定、工作开展的核心落脚于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坚定不移为群众创造福祉［27］。故该条件变量的测定与赋值参考王华伟（2021）［28］、谢小芹（2024）等［29］68赋值设定，“无组织领导支持”赋0分，“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支持”赋0.33分，“乡镇（街道）党组织领导支持”赋0.67分，“区（县）及以上党组织领导支持”赋1分。

自治组织参与（AOP）。全过程人民民主讲究的是基层群众的广泛参与，基层群众才是基层民主的真正主体，然而基层群众是基层社会组成的微观个体，要想动员群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则需要基层自治组织充分发力。基层自治组织实际上是群众构建自治空间的重要形式，是由原子化的人民个体凝聚形成的“共同行动的政治伙伴”，并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中使民主的“人民性”与“公共性”价值得以展现［30］。具体来说，自治组织的参与能够推动民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提高民主管理水平、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强化民主监督力度［31］。不同类型的自治组织在不同领域亦能发挥不同的作用，如自治组织在就业、养老、医疗、托幼等方面能为困难群体和特殊人群提供关爱照护；又如上海市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充分发挥劳动、文化、教育等功能，形成枢纽型社会组织服务管理方式［32］。因此，自治组织的参与不仅是基层治理领域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展现，同时也是激发广泛群体的公共精神与民主意识的重要载体。综上，该条件变量的测定与赋值设定为“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赋1分，“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无其他社会组织参与”赋0.67分，“无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有其他社会组织参与”赋0.33分，“既无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也无其他社会组织参与”赋0分。

（3）环境端。

经济发展水平（ED）。学理上，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3］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越发展，民主实践也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发展，民主的价值观也应该获得更广泛的支持［34］。从宏观视角来看，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为人民实现民主权益、参与政治决策、增进公共服务与福利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35］。对于微观而言，在民主自治的过程维度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能够显著提高选举参与率，并在乡村治理中的民主增进效应得到充分验证，集体经济实力强弱是影响民主参与的重要因素［36］。因而该条件变量选择城市人均GDP测定，数据来源于各市的统计年鉴，数据收集完成后以上四分位数（75%）、中位数（50%）、下四分位数（25%）分别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3个校准点进行数据校准［29］68。

制度体系构建（ISC）。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广泛实践，不仅需要基层社会的共识，更需要相关制度体系的保障。整体来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保障主要体现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其重要载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其凝聚政治共识、基层民主制度拓宽了参与渠道，可以说这些制度体系不断提升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链条性、全方位性、全覆盖性［37］。然而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中，相关制度化实践仍面临着指令式治理惯性侵蚀制度权威、程序机制不健全模糊制度目标、制度执行不到位减弱制度效果等现实梗阻［38］，因此制度体系的不健全极大地稀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的成效。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态，需要完整的制度安排，如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制度，才能保障这样的民主最可靠最稳定［39］。由此观之，制度体系构建是影响两者相互融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所以，该条件变量的测定与赋值参照周进萍等［24］98-100的方式，“没有制度”赋0分，“制度保障作用较少”赋0.33分，“制度保障发挥作用一般”赋0.67分，“制度保障发挥重要作用”赋1分。

三、必要性分析

（一）单一必要条件分析

对单一条件变量进行必要性分析是为了判断该因素是否为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而构成必要条件的判断标准是观察单个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当一致性水平大于0.9时，那么该条件则为结果的必要条件。如表2所示，各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0.9，所以并不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这证明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基层治理是多种条件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单一条件对两者的互融互嵌影响并不大。

（二）瓶颈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各条件变量对不同水平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融入度的效应量，解释达到给定水平结果所需的条件必要水平，可进行深入的瓶颈效应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通过瓶颈分析可知，当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治理融入度居中低位时（0～60%），仅仅只有“自治组织参与”是较为重要的因素，而其他因素均是不必要的。若试图实现高位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治理融入度（70%～100%），那么“智库人才建设”“组织领导支持”“自治组织参与”“经济发展水平”“制度体系构建”的效用则更加显著。相对而言，单一的数字技术赋能因素对两者互嵌的瓶颈性约束作用最弱。

四、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由于从理论分析来看各个条件变量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基层治理全都具有重要作用，但任何单一条件变量均不构成必要条件，因此有必要进行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QCA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的逻辑在于不同条件的组合是如何影响结果发生，判断的标准为一致性不低于0.75。参考杜运周等（2017）的做法，本文将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2，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同时调整PRI阈值为0.75［40］，根据软件产生结果（如表4所示），以中间解为核心，将简约解与之嵌套，从而得出能够产生高水平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治理融入度的三条组态，并根据三条组态的特征进行分别命名和深入分析。

组态1：“群策群力”型路径。组态1中“非高水平智库人才建设”与“高水平自治组织参与”为核心条件，互补“高水平组织领导支持”和“高水平经济发展”为边缘条件能产生高水平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治理融入度。这说明在智库人才建设欠佳的情况下，经济收入良好的基层群众通过党组织的积极引导，亦能自下而上地自发参与到基层治理的实践中，创新治理形式，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该类路径的代表案例为北京市大兴区、湖南省长沙市湘江新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等。这些案例均表现出基层党组织引导基层群众自发成立民间自治组织，以便于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满足自身需求，实现自我服务与自我管理。如北京市大兴区“拉家常”议事会由基层政府牵头建设议事平台，居民主动议事，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无论是“楼门”文化风格、内容设计，还是规范停车等现实问题上，均是由居民集思广益、出谋划策。在参与操作层次的事务中，居民都真正参与其中，并平等享有决定决策结果的权利，从“被动参与者”成长为“自我管理者”［41］。因此，一方面，人民的意志在社会事务的“群策群力”中得到体现，实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另一方面，在“信息透明-自发参与-平等决策-过程公开”过程中，自发参与的每一个环节都将“人民至上”嵌入其中［42］，形成一种常态化与频繁性的政治表达和民主参与。

组态2：“制度响应”型路径。组态2中“高水平自治组织参与”“高水平制度体系构建”和“非高水平智库人才建设”为核心条件，互补“非高水平数字技术赋能”和“非高经济发展水平”为边缘条件能产生高水平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治理融入度。这说明当智库人才建设、数字技术赋能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欠佳时，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结合能够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基层治理的动力支持［43］4。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失灵，一个根本性原因在于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离人民的需求愈来愈远［44］，而要想实现民主的真正价值则应以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重大问题为导向，将民主的要素和机制前置性地嵌入政策制定的过程阶段，使国家的政策制度和顶层设计更具科学性，达到顶层设计与民主参与的深度结合［43］4，让政策制定响应众望所归。该类路径的代表案例有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三落实一线办”工作创新、吉林省长春市“平急结合基层治理体系”等。以贵港市覃塘区为例，2022年以来“三落实一线办”多个督导攻坚小组深入基层，与群众面对面沟通，就群众反映强烈的就业、教育、医疗、生态环保等领域的痛点堵点对症下药，邀请基层群众建言献策，参与到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来，形成了民有所呼、策有所应的良好局面。

组态3：“数智赋能”型路径。组态3中“高水平数字技术赋能”“高水平自治组织参与”“高水平制度体系构建”为核心条件，互补“高水平组织领导支持”和“非高水平经济发展”为边缘条件能产生高水平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治理融入度。这说明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参与和制度设计与执行活跃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扩展民主参与网络、便利民主权利行使、优化民主治理绩效［45］。诸多地区的基层治理实践已经证明，在网络空间数字技术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推进政治民主化与决策科学化，为民主协商向纵向深入、横向拓展提供了有力支撑［46］。该类路径的代表案例有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基层社会治理“1844”机制、湖南省永州市基层治理创新经验“快反135”、四川省乐山市“嘉里人关爱”专项行动。以商洛市镇安县为例，该地区利用“智慧商南”和“雪亮工程”建设，建成“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信息平台，无论是防返贫监测、治安联防、矛盾调处，还是风险防控、联系群众零距离，均可通过该信息平台逐级下达指令、安排部署工作，解决群众诉求。

五、稳健性检验

在QCA分析中，调整一致性阈值、调整频数阈值、删减案例等方式均可能产生差异化结果。若通过以上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的结果与原组态参数差异较小或是与原组态存在集合关系，则表示结果稳健。本文采取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47］，一是将PRI阈值从0.75提高到0.8，其余条件不变；二是将一致性阈值从0.8提高到0.85，其余条件不变。两种方式所分析出的结果与表4所示的组态和参数几乎一致，表明结果具有充分的稳健性。

六、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TOE框架，采用QCA的研究方法，以2023年40个基层治理模范案例为样本，挖掘技术端-组织端-环境端相关的条件变量与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基层治理的因果复杂关系。研究发现：

1.单个条件变量并不构成高水平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治理融入度的必要条件。这说明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互融互嵌并不是单一某个要素能够决定的，而是受多种因素联合效应的影响。

2.能够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治理融入度的三条路径分别为“群策群力”型路径、“制度响应”型路径、“数智赋能”型路径。

3.通过对后续的组态路径分析，识别出“自治组织参与”因素在三条路径中均为核心要素，说明基层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互融互嵌的过程中发挥着较为普遍的作用。

（二）政策建议

1.激发基层群众参与活力，化“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要想破解基层群众对民主参与被动接受的态势，首先基层政府要减少行政事务对村（社区）的下派，将群众性事务交还于自治组织自我承担，保障群众自治空间，激发内生动力［48］。其次要拓宽民主参与的渠道，加强对民主各个环节的监督，保证民主程序的公平公开和公正。最后应构建“自我参与-成效卓著”的因果链条，只有让群众感受到生活中的痛点和堵点是由自己通过民主参与而解决的，才能提升基层群众对民主参与的自我效能感。

2.要将制度设计与需求导向紧密结合，融“取之于民”入“用之于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离不开广泛、真实、管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多元制度的保障，这些制度设计可以保障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并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在制度政策深化探索之际，应广泛地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使制度与政策充分地体现民意与民智。只有这样，群众才能认识到不同制度之间的边界与差异，从而参与到制度与政策的优化和完善中来。

3.构建数字技术赋能的长效机制，变“昙花一现”为“旷日积晷”。当前，数字技术已成为基层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工具，为保障数字技术能够长效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首先应明晰技术治理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不仅要以人民的需求为导向，更要利用数字技术将更多的群众吸纳到民主的各个环节中，扩大民主参与的覆盖面。其次，数字技术的载体——各种治理平台应适时更新，不断优化功能布局，增强用户体验感，吸引更多的用户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最后，应注重数字化背后民主发展的真实性，民主的形态和结果被数字化后所转变为的数据信息仍存在风险顾虑，易被别有用心之人非法窃取或者恶意篡改，因此需增强网络空间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每一环节的透明度。只有如此，才能构建起数字技术赋能的长效机制。

（三）不足与展望

虽然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的相关议题提供了定性研究思路，但仍然存在以下局限性：一方面是以案例分析为主的QCA研究核心在于将文本信息转换为数据信息，在此过程中受主观影响较大，这对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影响偏差；另一方面是案例数量有待拓展，且本次研究未在时间纵轴上讨论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基层治理的因果机制和不同区域间的组态偏好差异。未来的研究中，将会引入更加丰富的案例样本，制定更有说服力与权威性的评价体系，并将时间效应和区域异质性纳入考量。

参考文献：

［1］张君.全过程人民民主：新时代人民民主的新形态［J］.政治学研究，2021（4）：1-17.

［2］贾双跃.迈向“新集体行动的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基层公共事务治理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J］.政治学研究，2022（6）：86-98.

［3］任中平.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下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的发展走向［J］.理论与改革，2022（2）：1-15.

［4］王炳权.论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J］.甘肃社会科学，2023（1）：1-11.

［5］赵明锴.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基层治理：时代意蕴、理论创新及实践转化［J］.理论导刊，2023（1）：88-93.

［6］房亚明，古慧琳.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机制优化［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3，25（1）：3-13.

［7］黄丽华，李红飞.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基层社区治理的机制优化［J］.新东方，2022（6）：48-53.

［8］汪仲启.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重构：以上海虹桥街道为对象［J］.社会政策研究，2021（4）.

［9］张力伟，李璎珞.“三全合一”：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作模式及其内在机理：基于Q社区的实践分析［J］.探索，2022（6）.

［10］何军，温豪.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北京市N社区“基层议事共治”机制创新为例［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3（4）：43-49.

［11］李蔚，何海兵.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逻辑及其应用［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16（5）：92-100.

［12］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管理世界，2017（6）：155-167.

［13］黎江平，姚怡帆，叶中华.TOE框架下的省级政务大数据发展水平影响因素与发展路径：基于fsQCA实证研究［J］.情报杂志，2022，41（1）：200-207.

［14］丁依霞，徐倪妮，郭俊华.基于TOE框架的政府电子服务能力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电子政务，2020（1）：103-113.

［15］冯朝睿，徐宏宇.TOE框架下电子政务服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Tobit两步法模型［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1，37（7）：97-110.

［16］林海，胡亚美，陈金华.什么决定了区域数字化发展？：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的联动效应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22，42（14）：24-32.

［17］陈立，凡志强.基于TOE框架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影响因素研究：以四川省115个县域为例［J］.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22，33（6）：10-17.

［18］贾哲睿.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N］.山西科技报，2023-11-02（B7）.

［19］王江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形态：结构要素与生成机制［J］.求实，2021（5）

［2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92.

［21］赵勇.数字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分析［J］.探索与争鸣，2022（4）：23-25.

［22］岳杰勇，柴琳琳.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的系统考察与路径优化［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27（4）：85-93.

［23］佟德志.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14）：4-11.

［24］周进萍，周沛.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生成路径、类型特质与实践反思：基于56个案例的QCA定性比较研究［J］.治理研究，2022，38（6）.

［25］周建超.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叙事和实践进路［J］.兰州学刊，2023（12）：5-11.

［26］邹霞，霍锋，张晓洪.基层党组织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22）：1-4.

［27］刘培功.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基层党组织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理路与完善路径［J］.理论探讨，2022（2）：28-36.

［28］王华伟.中国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研究：基于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QCA方法［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21，35（1）：59-64.

［29］谢小芹，任世辉.TOE框架下数字乡村试点建设路径的组态研究与区域比较：基于全国76个数字乡村试点的定性比较分析［J］.电子政务，2024（1）.

［30］程同顺，王雪珂.基层治理的公共空间：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多维政治链接［J］.党政研究，2023（4）：101-112.

［31］蒯正明.村（居）民自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探析［J］.甘肃社会科学，2023（2）：19-25.

［32］陈海燕.激发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的活力［J］.大连干部学刊，2021，37（4）：41-45.

［3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34］陈家刚.地方领导干部视野中的协商民主：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比较分析［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5（3）：37-43.

［35］肖立辉.论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中国式现代化之关系［J］.理论学刊，2023（6）：22-31.

［36］向楠，乐章.村庄民主与治理有效：集体经济实力如何影响村民自治［J］.农业技术经济，2024（3）：114-127.

［37］唐皇凤，黄小珊.中国共产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保障和优化路径［J］.治理研究，2022，38（6）：13-22.

［38］何建春.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价值、阻梗与路径［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14-23.

［39］黄毅峰，朱昶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时代价值、制度优势与路径选择［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3，25（5）：33-42.

［40］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管理世界，2017（6）：155-167.

［41］李德刚.观民情听民声解民忧：北京市大兴区观音寺街道打造“观民音”拉家常议事会［J］.城市管理与科技，2022，23（1）：78-79.

［42］陈伟东，张彩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城市社区实践样态：以W市H区L社区为考察对象［J］.新疆社会科学，2023（2）：133-141.

［43］李璐，赵宬斐.全过程人民民主：“内生性”诠释、动力支持及“结构化”呈现［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3（6）.

［44］包心鉴.坚持以制度为保障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J］.红旗文稿，2023（20）：30-33.

［45］邓理.系统性赋能：数字技术重塑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多重逻辑［J］.学习与实践，2023（8）：23-32.

［46］詹国辉.“码上商量”：大数据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地方性实践：基于盐城经验的案例阐释［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3（1）：27-37.

［47］杨涛，贺萌萌.注意力分配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fsQCA和NCA方法的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23，42（9）：12-21.

［48］蒯正明.村（居）民自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探析［J］.甘肃社会科学，2023（2）：19-25.

[收稿日期]2024-02-18

[作者简介]冉荟琴（1999—），女，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张梓涵（1997—），男，西华师范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2022年度南充市社会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项目“南充市农村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NC22C67）；2023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基层社会风险防控治理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编号：JCFXFK23-15C）；2023年度四川省达州市基层治理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编号：ZL2023-32）。